（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徽州位于新安江畔，辖境为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婺源（民国时期划归江西）。徽州山路崎岖，陆行不便。唯有新安江黄金水道可畅行无阻，由此至钱塘江再汇入大海。担囊负橐，背井离乡，跋山涉水，外出经商是徽州人代代相沿的传统，以致“服农者十（分之）三，服贾者十（分之）七”。他们走南闯北，即便是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亦不无徽州经商之人，如胡适所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萌芽成长

　　三国时，吴国雄踞江东，长江流域商业活动已呈繁荣趋势。东晋建都建康（即南京），中原资财大半随之南迁，经济活动中心由北移南。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刺激着苏、浙、皖主要城市的商业活动。早在隋代以前，宣城、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余杭、东阳等地就已成商贾集中之地。这些地区环绕徽州，商贸活动带动徽州与毗邻地区的物资交流，东晋时的徽州商人就这样乘势而起，萌芽成长。

　　唐时，徽州土特产资源极为丰富，除竹、木、瓷土和漆外，茶的运销遍布国内，甚至漂洋过海，运抵国外。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里的浮梁就包括祁门西南乡。唐咸通三年（862）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说，徽州山多而田少，山上种的多是茶。但凡茶叶上市，“贾客咸集，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乡者，摩肩接踵而至。”

　　徽墨、歙砚，堪称徽州二绝。徽墨首创于唐末奚超父子，南唐后主李煜盛赞徽墨，敕封奚超父子为“墨务官”，并赐姓为李。徽州每年须贡龙凤墨千斤。歙砚取材于婺源龙尾山，故名龙尾砚。五代时，绩溪所产的龙须纸洁白光滑，也可谓徽州名产。南唐后主李煜将其收藏于澄心堂书殿，故名“澄心堂纸”。《砚谱》云，李煜所收藏的徽墨、歙砚和澄心堂纸，“三者为天下之冠。”

　　这些文化产品，不仅为权贵们所收藏，也为广大读书人所喜爱。市场需求颇大，商人获利颇丰。

　　南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这里虽也是个市镇，可作为京都不免有些狭陋。历代王朝无不追崇皇家气派。赵构初迁临安便大兴土木，筑宫建殿，仅御花园就有四十余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宋的官吏们跟着效仿，一个个在西子湖畔构楼架阁。一时间，杭州城里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西子湖畔是“山外青山楼外楼”。

　　建宫筑殿离不了竹木漆原材料，而徽州又盛产这些原材料。徽州人将这些原材料由新安江泛流而下直达杭州，便使竹木和漆的运销利市三倍。杭州又为“闽商岭贾”的集结之区，徽州商人把土产售与闽粤商人，再把闽粤物产转运内地。稍一周转，富商大贾应运而生。唐宋时，徽商已不像东晋时那般稚嫩孱弱，而如破土春笋，茁壮成长。

　 雄飞商界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宪宗朱见深颁令改变盐法，把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而给予换取食盐，准其在指定区域贩销的制度，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自由贩卖的制度。重要产盐地区两淮、两浙向为盐商集聚中心，晋商、陕商人地生疏，难以与徽商竞争。徽商乘隙而入，以经营食盐而雄飞于中国商界。

　　由此，经营盐业成为徽商的重头戏，五行八作也缘此而蓬勃兴起。墨商、茶商多在外埠开设墨庄、茶庄。书商开设书坊。除此之外，徽商中有的贩卖棉布、丝绸、米谷、纸张、瓷器等，还有的远到辽阳贩卖人参、貂皮，到两广贩卖珠玑、香菜等。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扩大到国外，明代嘉靖年间，徽商许楠、汪直不但和日本、暹罗（即泰国）及东南亚各国有生意往来，甚至将商业活动伸展到葡萄牙。

　　徽商由小本经营暴富后，或数人共营，或一家独营，开设钱庄和典当，获取暴利。《明神宗实录》记载，“今徽商开当，遍及江北”，在河南者达“二百十三家”。清代所修《歙县志》称：“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徽商有上贾、中贾和小贾之分。百万为上，二三十万为中，余皆属下。盐商资本雄厚，多以千万计，稍次也是数百万。

　　徽商以贩运为主，也兼营一些生产活动。如郑天锁、朱之沾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染纸厂，运转于苏浙鄂豫冀鲁等省。江长公在房村制造曲蘖，销售范围由“徐邳以达京师”。他们雇了很多佣工，其生产规模已具有手工工场的形式，融工商活动于一体。

　　徽州人在商人中的比例大约为十分之七，极盛时甚至超过。明万历年间（1573-1620），徽商汪克在河南所开当铺竟达213家。徽商的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北至幽燕、辽东，西至滇、黔等，东南至沿海，可谓“贾人几遍天下”了。

　 无徽不成镇

　　明代中后期始，徽商在淮扬融资兴业，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明代王世贞说：“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他们把资金的十分之九投入于侨寓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淮扬等地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正是建立在这样丰厚的财富基础之上。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侵扰扬州，近二百家盐商惨遭抢劫。知府借盐商三万两银，于旧城外增建新城。新城建成后，民居鳞次栉比。清乾隆《江都县志》记载说：“商贾犹复聚于市；少者扶老羸，壮者任戴负，与夫美食衎食之人，犹复溢于途；风晨月夕，歌鼓管龠之声，犹复盈于耳；弦歌诵习，在乡塾者无处不然。”到了明万历年间，扬州的盐商多达数百家，资本总额超过三千万两，说“扬州富甲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淮安地处南北要冲，是漕运、盐务和榷关重地。徽商迁居于此，大大改观了淮安的面貌，以致这里渐次成为“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

　　仪征是淮南盐运的中枢。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指出：“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邻近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清代袁枚曾有诗夸耀仪征的繁华胜景：“流过扬州水便清，盐船竿簇晚霞明。江声渐远市声近，小小繁华一郡城。”

　　汉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徽商将它看成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淮盐引岸地跨六七个省，行盐口岸大半在湖广，而汉口就是淮盐转运口岸的最大中枢。盐商和运丁等聚居于此，在当时汉口的百种行业中，做淮盐生意的当为大宗。早在康熙初年，汉口就建有新安会馆和新安巷。

　　凡是徽商聚居之地，哪怕是滨海荒陬，哪怕是乡村僻野，只要他们麇集骈至，只要有盐场署所在，那里就能形成集市，那里的经济就会发展，文化就会振兴，那里就会成为“烟火万家，商贾辐辏”的市镇。

　　徽商一代又一代担囊负橐，背井离乡，备尝艰辛，他们聪明勇敢，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徽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