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曾培

1947年夏到1949年冬，我14—16岁，求学于南京市立二中。二中创办于1935年，现为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是享誉南京乃至全国的江苏省四星级高中。前不久，母校举行了建校九十周年活动。近日，我收到母校有关纪念文集，倍感亲切，引发了一些远年的回忆。

1947年7月，我在全椒中学读完初中，打算到邻近的南京考高中。恰好，有位亲戚要去南京，路上我可得到照顾，到南京还可暂住他表姐家，正是“天赐良机”。尽管我当时仅十四岁，独自外出会有困难，但为前途计，父母还是同意我“进京赶考”。其时我家经济窘迫，盘缠很少。临行时，母亲将她出嫁时用的珍藏多年的一枚金戒指缝在我衣服夹层里，关照我急需时可拿出兑用。

全椒离南京不过五十多公里，但不通公路，我们遂步行至滁县，转乘津浦路火车至南京。我随那位亲戚住进他的表姐家，开始还受欢迎，几天后主人流露出不欢迎的情绪，我不愿吃“嗟来之食”，遂搬到安徽会馆去住。此馆原为李鸿章的公馆，民国时期变为安徽会馆，带有社会救济性质，到南京一时有困难的安徽人，可以暂时落脚。我买了一条草席，晚上在戏台上铺开成床，早上草席一卷寄存在内中的人家，就跑到公园里温课。为了节省饭钱，一般不吃早餐，10点过后，我即到小饭馆吃客饭。客饭便宜，菜有定量，饭却不限。我吃客饭，一顿当两顿吃，每次常常吃四五碗饭。为了避免老板不悦，我一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至附近多家小饭馆我都光顾过。

当时中考可以同时报考多个学校，我报考了三个，最后进了二中。我是住读，生活十分清苦。吃的是粗糙米，八人一桌，菜不够吃，我常用酱油泡花生米代菜下饭。大饭桶放在食堂四周，一般只够一人添一次饭，想再添，则需第二碗添得少些并赶紧吃完以争取时间，否则就只能望空桶兴叹了。正处在长身体阶段，我常常“饥肠辘辘”。

二中附近有中央大学等高校，其时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全国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战场”。中央大学校园里经常有民主集会，诸如1948年纪念“五二〇”事件大会。我常去参加，看过“醉打蒋门神”的活报剧，高唱过“山那边是好地方”。受进步学生运动影响，1948年下半年，我与同学汪珂合办了“筹市口”壁报，对召开的“国大”等种种徇私舞弊以及民不聊生的现象进行抨击，回忆起儿时在家乡接触到新四军的爱民亲民、艰苦朴素的形象，内心完全寄希望于“山那边”了。

1949年4月25日南京解放，经驻校军代表介绍，我被聘为《新华日报》通讯员，积极向报社投稿，我的文字由此第一次变为铅字印出。7月暑假，南京一批进步的中学生被吸收到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学习，我有幸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发展的第一批团员。

秋季开学后，我在二中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学校的建团工作，并担任《新华日报》二中通讯组长和学生会黑板报主编。1950年2月，南京举办中学生寒假学习团，团组织安排我出任第九大队团组织委员。学习结束时，团市委通知，调我到华东团校学习，正式脱产参加革命工作。这时，我17岁，高中还有一个学期未读。我原想由高中而至大学，成为一个学有专长的人，现在要我弃学入伍，尽管感激组织的信任和器重，但内心仍免不了有所踌躇。团市委看到我思想有点波动，向我说明解放事业快速发展，亟需大量青年干部，我应服从革命需要，在革命洪流中学习成长。经过短暂“鱼与熊掌”的掂量，我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时间很紧，我没有来得及回全椒向父母打个招呼，就由南京二中到上海报到。是年3月开始享受解放区实行的供给制待遇，使我这个穷学生一下子进入了“衣食无忧”，还略有余钱的美好生活。

七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了无痕”，但母校的培育之恩未忘，祝母校的明天更美好，更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