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红楼梦》又一次成为中文互联网话题的漩涡中心。在一些短视频博主的解读下，林黛玉不再是还泪的绛珠仙草，而是殉国的崇祯皇帝；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被指认为传国玉玺；甚至连曹雪芹都不再存在，而是一个以此为代号的“组织”。针对这场热潮，已有不少学者和媒体进行了各个方面的辟谣。

针对《红楼梦》的索隐并不鲜见，早在清末民初，乃至更早的乾隆年间，将《红楼梦》视为一部隐写历史的书籍，已是文人墨客们热衷的话题。只是，为何偏偏是《红楼梦》总是被置于这种“猜谜”的聚光灯下？从百年前到今日，这套“索隐”的逻辑究竟是如何建立并演变的？

为什么《红楼梦》被“索隐”？

《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索隐派跑马圈地的乐园，并非后世读者单方面的牵强附会，而是这部奇书在文本特质、早期评点与流传形态上，确实留下了太多诱人深入的后门。

最直接的，作者本人似乎就是一位极其高明的“障眼法”大师，开篇即借空空道人之口，立下“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的说明，仿佛在正门之外又开了一扇虚掩的侧窗，诱惑着窥视者去探寻那个被“隐去”的“真事”。而在这部名著的字里行间，作者也埋下了各类彩蛋，早已成为红学共识，如书中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一节，便借判词暗示了书中诸人的结局。而书中俯拾皆是的谐音、隐语、谶语，如“元迎探惜”之于“原应叹息”，“霍启”之于“祸起”，更将这种猜谜游戏常态化，使得读者在面对“贾宝玉”“林黛玉”这些核心符号时，难免产生一种“必有深意”的阅读惯性。可以说，《红楼梦》作者本就埋下了诸多谜语，也就难怪读者热衷“解谜”。

这种对于文本背后“微言大义”的联想，在小说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便得到了脂砚斋等评点者的强力背书。这位神秘的评点者似乎总在暗示自己掌握着通往“真事”的钥匙，在甲戌本第一回“不敢稍加穿凿”处，眉批写道：“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而最令人浮想联翩的莫过于关于“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批示，靖藏本第十三回回前评赫然写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一句“作者用史笔也”，将一部儿女情长的小说瞬间拉升至“春秋笔法”的史学高度，仿佛那个被删去的“天香楼”里，藏着的不仅是家族丑闻，更是不可言说的政治秘辛，这直接开启了当代刘心武研究秦可卿秘事乃至续写《红楼梦》的系列索隐。

在这种氛围的烘托下，清代的文人墨客们早早便开启了这场“猜谜游戏”，他们拿着放大镜在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并建立了一套看似严密的索隐逻辑。乾隆年间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信誓旦旦地宣称：“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这一“随园说”直接将文学虚构与现实地标画上了等号。更有影响力的则是“明珠家事说”，如清人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记载：“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甄（真）宝玉贾（假）宝玉乱其绪。”俞樾更是进一步坐实，认为书中描述的性情遭际与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容若）极为相似，断言“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容若也”。这些早期的索隐尝试，虽然具体指涉不同，但都共享着一种将文学形象还原为具体历史人物的冲动，为后世更激进的政治解读埋下了伏笔。

文本的隐晦提供了索隐的土壤，而“未完稿”的遗憾与版本流传的复杂，则为索隐提供了野蛮生长的巨大空间。八十回后的断裂，使得《红楼梦》成了一个巨大的未完成的拼图，任何试图修补它的人，都难免要把自己的文学或政治想象填充进去。早在清代，关于“旧时真本”的传说就已甚嚣尘上。据蒋瑞藻《小说考证》引《续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曾有人声称见过“旧时真本”，其结局是“宝玉无以为家，至沦为击柝之流（更夫）；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这种“宝玉做更夫、湘云做乞丐”的凄惨结局，显然比程高本的“兰桂齐芳”更具亡国之音的悲剧张力，也更有可能被附会为“明亡清兴”的历史隐喻。

这种利用版本真空进行政治索隐的冲动，直至今日仍未停歇，几年前曾在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的“癸酉本《红楼梦》”（又称“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或“鬼本”《红楼梦》），可谓是这一传统的最新产物。该本后二十八回充斥着极端的政治复仇情节，如贾家被抄是因私藏玉玺、黛玉领兵抗击戎羌等，虽然情节荒诞、文笔粗陋，被主流红学界认定为伪作，但它依然能收获大量拥趸，恰恰说明只要《红楼梦》的“真结局”一天缺席，人们对于那个充满政治阴谋与家国恨事的“真本”的渴望，就一天不会止息。

“红学”从何时开始“猜笨谜”？

虽然早在乾隆年间，周春等人便已开始在《红楼梦》中寻找张侯家事或纳兰家事的影子，但这种“对号入座”的游戏真正上升到朝代兴替的宏大政治叙事，其实是晚清民初革命浪潮激荡下的产物。当革命者急需在文化领域寻找反清的弹药时，《红楼梦》这部描写家族衰败的巨著，便顺理成章地被赋予了亡国哀音的政治寄托。早在1903年，狄平子便已断言《红楼梦》是一部“愤满人之作”，认为第七回焦大醉骂“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字字是血，满人正是见于此才屡次禁售此书。稍后的眷秋则将小说开篇“当日地陷东南”六字，对应为“明末南都之陷落”，感叹书中充满了“异族之辱，黍离之痛”。

这种零星的感悟再被系统化为完整的理论。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石头记索隐》，开宗明义地宣称《红楼梦》的主旨在于“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蔡元培寻找了许多证据：既然小说名为“红楼”，而“红”者“朱”也，“朱”者“明”也，那么书中的“红”字多影射“朱”字，即指代明朝或汉族。循此逻辑，贾宝玉那种广为人知的“爱红”毛病，便被解读为“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而他“好吃人口上胭脂”的怪癖，也被严肃地诠释为“拾汉人唾余也”。在《石头记索隐》中，那块通灵宝玉成了传国玉玺的化身，整个大观园的儿女情长，瞬间被置换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兴亡史。

这种将《红楼梦》解读为“亡国史”的思潮，在民国时期并非孤鸣。邓狂言在1919年出版的《红楼梦释真》中认为通行《红楼梦》为残本，而“原本之《红楼梦》，明清兴亡史也”，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对于书中著名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一论断，他也有政治解构：“水者，汉字之左偏也；泥者，土也。”他认为“泥”是指代长白山一带的“吉林”“黑龙江”等地土著，暗指满人。而书中那句“甄家已烧成一堆瓦砾场”，则直接影射明亡之后，满清入关“骚扰人民，中国那得不成瓦砾场”的惨烈现实。类似的还有景梅九在《石头记真谛》中认为开篇那首著名的“满纸荒唐言”，实则是“满纸亡唐言”，因为“荒”即“亡”，“唐”即“中国”，所谓荒唐言，实际上是“亡国之言”。

这股潜流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台湾地区红学界得到了延续。学者潘重规在1959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解》中，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血泪结晶”，并进一步发展了“玉玺说”，断言“‘石头’、‘宝玉’都是影射传国玺”。在潘重规的解读体系中，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室，二者争夺宝玉，实则象征着明清两代争夺政权的正统性。为了佐证这一点，他运用拆字法，林黛玉之“林”，由双木构成，暗合朱明国姓（朱字下半部为木），代表明朝正统；而“钗”字拆开便是“又金”，而清朝的先代曾建国号为“金”（后金），因此薛宝钗天然带有清朝的政治基因。

“索隐”红学是“满纸荒唐言”吗？

当年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曾毫不客气地将索隐派斥为“猜笨谜”，认为这不过是一群无聊文人的牵强附会。我们走进索隐派构建的那个庞大迷宫，会发现这些谜题或许“穿凿”，但它可能是一场精密得令人咋舌的智力游戏。

这种建构理论的精密性在台湾学者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中体现得最为鲜明。杜世杰厌弃了碎片化的猜谜，转而致力于为红学索隐打造一套严苛的“解码语法”。他如同破解密码般归纳出作者的命名体例：一为“谥号命名法”，即人物取名如同史家定谥，见名即知其人其行，如“贾敬”影射清宫中无所作为的“伪正敬”（孝端太后）；二为“谐韵添字法”，即在谐音基础上添加字词以通顺文义，如“贾雨村”即“假语村言”，“甄士隐”即“真事隐去”；三为暗藏玄机的“拆字法”，如将“贾珠”之“珠”拆解为“朱王”，暗示明朝帝王。而为了消解索隐派常遭诟病的“一人射多人”或“情节无法完全对应”之弊，他引入了“真假阴阳”的完备的辩证逻辑法则。在他看来，红楼人物并非静态的文学形象，而是处于动态演出中的“两面像”：书中的“真”（甄）代表汉族朱明，“假”（贾）代表满清伪朝。一个角色可以像梨园优伶一样，忽而演“真方”（明朝/汉族），忽而扮“假方”（清朝/满族）。例如，贾宝玉在“假方”是满清的顺治帝（多情、出家），在“真方”则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怡红公子、怀念故国）。

这种设定看似繁复，实则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闭环，正如杜世杰本人所言：“研究红楼，要像求证几何一样，要从各个角度去求证。”他要求的不是单点的对应，而是从时间、空间、人事、机关、制度等各个维度的完全吻合：若设宝玉影射帝王，那么他的父母必为太后先皇，妻妾必为后妃，兄弟必为亲王，甚至连居所、服饰、奴仆（如宝玉丫鬟多达十几人，符合皇子规制）都必须一一对应皇室规制。这种近乎数学公理般的推演，将无数孤立的巧合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逻辑大网，其精密与自洽程度，确实让人阅读时常常产生“难道真有这种隐喻”的念头。

近年来学界对索隐红学的评价也逐渐多元化，不再仅仅纠结于其结论的荒谬，而是转向挖掘其作为文化现象的价值。苗怀明认为索隐反映了中国读者不甘心只看表面故事、总觉得“书里有话”的独特接受习惯；温庆新提出应将其视为“阅读史”的一部分，记录了特定时代读者与文本互动留下的心理化石；陈维昭则将索隐红学的本质视作一种“拟真”的文学创作，索隐者利用原著重构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政治张力的叙事文本，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想象力的表现。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常以为“猜谜”的索隐派与讲究证据的“考证派”水火不容，但实际上二者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许多严肃的红学大家转过身来也是“大开脑洞”的索隐高手，比如潘重规先生既是受过严格考据训练的文献学家，却也笃信“红楼梦是民族血泪之书”；即便是新红学的泰斗周汝昌，晚年关于“弘晳逆案”的论证，本质上也是在用考据的方法去寻找一个政治阴谋的“底本”。

索隐红学如果存在问题，也决不在于其“笨”。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认为索隐红学的根本误区在于一种“实录”的迷思，即顽固地认为小说一定是现实的严格映射，试图通过拆解文字找到那个唯一的、确凿的“隐”。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这种尝试本身是不必要的。《红楼梦》当然可以被进行各式解读，这不失为一种有趣的阐释空间，但绝不必然是某一种。无论其背后的本事究竟为何，都无关于《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小说家言，本就是“假语村言”，若非要坐实为“真事隐去”的历史实录，恰恰是买椟还珠。或许这才是“索隐”的“荒唐”处。

如何评价文学作品的“索隐”？

该如何评价文学作品的“索隐”？当我们跳出“真伪”的二元对立，以一种更宽容的文化史眼光审视索隐派时，会发现《红楼梦》究竟影射了什么并不重要。从清末到今日互联网，这背后的思想与时代意味，恐怕比谜底本身更有趣味。每一次索隐热潮的背后，都潜藏着特定的社会心理与集体意识。清末民初的索隐，是借小说浇革命之块垒。“索隐”背后潜藏的东西，而非其本身，是更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西方文学的殿堂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就同样存在着一股声势浩大且绵延数百年的“反斯特拉特福派”（Anti-Stratfordian），其表现形式与中国的“红学索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正如中国索隐者不相信“曹家家事”能承载亡国之痛，西方的怀疑论者也不相信历史上的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受教育程度不明的斯特拉特福手套商之子，能写出充满宫廷秘辛与贵族气韵的《哈姆雷特》。

为了填补身份与文本间的巨大裂隙，西方索隐派展现了异曲同工的细节狂热。19世纪的“培根派”信徒坚信弗朗西斯·培根才是莎士比亚真身，他们甚至制造了巨大的“密码轮盘”（Cipher Wheel），将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著作长卷粘贴其上转动，试图通过关键词的物理对齐来寻找隐藏的“字谜”；更有甚者，如奥维尔·欧文，真的跑去切普斯托城堡附近的瓦伊河河床进行挖掘，试图寻找传说中培根埋藏的原始手稿。

比“培根密码”更具传奇色彩的，是“牛津派”构建的“都铎王子理论”（Prince Tudor Theory）。他们认为莎士比亚剧作实为第十七代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的“绝密家书”。在这套理论的透镜下，《仲夏夜之梦》中仙王仙后争夺“偷换来的男童”（Changeling Boy），不再是神话喜剧，而是关于皇室私生子（南安普顿伯爵）抚养权的政治寓言；《哈姆雷特》中那专横的波洛涅斯，简直就是牛津伯爵那位控制欲极强的岳父——伊丽莎白女王的重臣伯利勋爵的翻版；而那部著名的《十四行诗》，更被视为一座“文字纪念碑”，是一位无法公开身份的父亲（牛津伯爵）写给身为女王私生子的儿子（南安普顿）的政治遗嘱，旨在让他在诗歌中获得永生。

面对这些在逻辑上惊心动魄的理论，哈佛大学的莎学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虽然明确反对莎士比亚是他人代笔的阴谋论，但他同时指出，这种“索隐”冲动其实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那种“互渗”的关系。当伊丽莎白女王在1601年埃塞克斯叛乱后对着档案感叹“我就是理查二世”时，她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最高级别的“索隐”。

经典的生命力，有时恰恰在于它经得起“误读”。那些看似过度阐释的理论，在严谨的史料学上往往站不住脚，它们构成了围绕着经典的一层厚重的文化包浆，证明了这部作品拥有着足以容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读者精神投射的巨大空间。

参考书目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

杜世杰：《红楼梦考释》，1982年。

潘重规：《红楼梦新解》，1990年。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辜正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