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经纬御寒 化机杼为暖衣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 烘炉观雪轴》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可见画中女子头戴华贵裘帽。

清代“扬州八怪”黄慎所作《赏梅图》，可见老者身穿厚棉衣。

□寄云/文

据中央气象台报道，本周全国多地将迎来“断崖式”降温，成都最低气温将逼近2℃。面对严冬来袭，今天的我们只需从衣柜中取出科技面料制成的冬衣，便能从容应对。但回溯历史，在材料与科技皆不发达的古代，我们的先人是如何凭借智慧与巧思，在经纬间织就一身温暖，抵御冬天的呢？

御寒，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人与自然对话的核心命题。一部御寒史，既记录下了御寒技术演进中的更新与突破，也包含着文化的演变与生存的韧性。在漫长“前棉花时代”，裘帛与褐衣划分出温暖的阶层分层线，而民众的温暖智慧也在“缊袍”与“纸裘”中漫溯到了奇妙的支流，当棉花最终引发“衣被天下”的革命，温暖才逐步走向普及。在几千载经纬御寒的岁月里，成都以“锦官城”的华彩与楮纸的质朴，在这部温度史诗中留下了独特印记。

裘帛褐衣 冷暖的材质分层线

在文明曙光初现的年代，人类对寒冷的抵御，始于最直接的索取。来自野兽的毛皮，成为人类最原始的御寒来源，也逐渐演化成为古代的身份标志。商周时，衣着是“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载体。《诗经》中“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的吟唱，描绘的正是贵族阶层的温度画卷。羔羊皮柔软以示亲和，狐貉裘华贵以彰威仪，这不仅是服饰，更是礼仪与权力的延伸。至汉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与“印花敷彩丝绵袍”，以实物印证了那个“锦衣狐裘”世界的精妙：用“纩”（新蚕丝绵）填充的丝质袍服，轻盈胜羽，温暖如春，其下是兴盛而奢侈的桑蚕经济。

然而，这些包裹着温暖的奢侈服饰，却与普通民众有着明显的普及落差。古代绝大多数老百姓面对寒冬时，身上穿着的都是粗糙的麻与葛。《礼记》载：“治其麻丝，以为布帛。”麻布是平民衣着的基石，其制备需经沤、绩、纺、织，妇女一月的辛劳，往往仅能换来数匹粗布。麻布夏清冬凉，在温暖的季节是很好的遮衣蔽体的衣服材料，但是在面对凛冬时却不甚理想。为求生存，古人发明了“缊袍”——在两重粗麻布间，填充乱麻、碎絮甚至芦花稻草。孔子赞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但褒奖的背后，却刻画出了普通民众御寒能力的欠缺。更底层者，则一衣难求，《诗经·豳风》里写道：“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一件由粗麻和兽毛为经纬编织成的冬衣，在物资匮乏的古代，已经是极为难得的所在。

“全家一冬衣”的现象，便根植于此。一件厚实的“缊袍”，耗费布料数倍于夏衣，其填充物亦需积年累月攒聚。在生存的排序中，御寒衣物必须优先保障家庭主要劳动力——通常是以父亲为代表的成年男子。于是，当父亲裹上全家唯一像样的冬衣踏入风雪，母亲与子女便只能蜷缩于灶炕之侧，等待黄昏的归来。这不是文学想象，而是前工业化时代，生产力束缚下最普遍的生存逻辑。温暖，在此时是稀缺资源，其分配严格遵循着维系家庭存续的经济理性。

成都地处盆地之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但这方天地与纺织的缘分，甚至可能延伸到了信史之前。古蜀传说中的第一位蜀王蚕丛，其名号“蚕”字便昭示着与蚕桑的深厚渊源。据《华阳国志》记载，蚕丛氏“教民蚕桑”，将野蚕驯化为家蚕，教导先民缫丝织帛的技术。这一记载虽然带着传说色彩，却真实反映了四川盆地很早就已发展出成熟的蚕桑文化。温暖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冲积平原，为桑树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蜀地先民由此掌握了从种桑、养蚕到缫丝、织造的一整套精湛技艺，奠定了四川地区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纺织业根基。

至汉代，成都已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丝绸重镇，这份辉煌建立在古蜀深厚的技艺传承之上。朝廷在此设立“锦官”，其官署与作坊集中于城南的“锦官城”（故址约在今百花潭公园一带），专司织造供皇室与贵族享用的蜀锦。蜀锦以其工艺繁复、质地厚重、色彩绚烂而著称，不仅是华美的装饰，其致密的织物结构也带来了优异的防风保温性能，成为上层社会冬服的重要面料。而支撑这份辉煌的，是当时领先于世的纺织技术。成都周边汉墓中曾出土西汉时期的提花织机，这种结构复杂精巧的机械，能够通过预先编排的提综工序，织出繁复精美的花纹。它的存在，有力证明了汉代蜀地织工已掌握了当时最顶尖的织造技术，能够高效、批量化地生产出图案精美的锦绣。这不仅是奢侈品制造的保证，也代表了纺织工业化的早期雏形。

蜀地的纺织业并非仅有丝绸一枝独秀。得益于适宜的气候，这里的麻纺织业同样发达，出产的“蜀布”以其细密结实而闻名。蜀布不仅供应本地及中原，更通过历史悠久的贸易网络远销四方，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张骞的西域见闻。当这位汉使历尽艰辛来到大夏国（今阿富汗）时，他惊讶地发现了来自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当地商人告诉他，这些货物是从身毒（印度）转运而来。这条早于官方丝绸之路的民间商道，被学者称为“蜀身毒道”。蜀布能跨越千山万水到达中亚，足以证明其质地优良、经久耐用，深受沿途各族群的欢迎，也反映了古代四川纺织业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广阔的贸易辐射范围。《盐铁论》中将“蜀、汉之布”与“齐、阿之缣”并列为国家重要的物资，正是对其经济地位的官方认可。

可以说，早在汉代，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纺织业，在古蜀蚕桑文明的深厚根基上，凭借先进的技术与完备的产业，已成为支撑国家“温暖”经济的重要一极。蜀锦的华彩温暖着未央宫里的贵人，蜀布的细密则包裹着更多普通民众、商贾。通过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成都平原所产的“温度”以不同形态输往四方，甚至远达西域。温暖，如同蜀地织机上的丝线，在岁月变迁中被编织出了不同的图景。

纸作重裘 唐宋的奇巧与风骨

当历史步入气象宏阔的唐宋，御寒的图景在承袭旧制中，也悄然生长出新的枝芽。贵族富室依旧沉溺于“驼绒锦帐，貂裘金炉”的奢靡，而一种意想不到的材料——纸，却在民间与山林间，为御寒带来了别样的可能。

纸衣的兴起，与造纸技术的成熟普及紧密相连。楮树（即构树）皮所制之纸，纤维长韧，厚实耐磨，成为制作纸衣的上选。其法载于宋人笔记：将楮皮纸反复捶打，多层黏合，再经熏制或涂以油脂，竟能获得一定的防风拒水之效。其多孔结构蕴含空气，保暖性远超单层麻褐，且造价低廉。于是，纸衣、纸被、纸帐，在山民、贫寒士子等群体中悄然流行。

而这一风习，与唐宋时成都的特产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宋时期，成都不仅是“锦官城”所在的蜀锦中心，其造纸业亦冠绝天下。浣花溪畔，以溪水造纸，纸品光洁耐用，名扬四海。诗人薛涛更在此制出风雅的“薛涛笺”。造纸的兴盛，为“纸裘”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想见，在青城、峨眉的云雾深处，或在浣花溪旁的草堂之中，修行者与文人就地取材，以坚韧的楮纸制成衣衫，抵御巴蜀之地特有的湿冷寒意。这种就地取材的智慧，使得成都地区不仅贡献了顶级的奢华温暖——蜀锦，也催生了清简奇巧的御寒之道——纸衣，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技术与生活哲学。

更富文化意趣的是，纸衣并未囿于寒士的无奈之选，竟因其独特的物质性，逐渐被赋予超脱的精神内涵，受到部分文人雅士的主动追求。它轻便、洁白、价廉，与唐人推崇的“山人”风致、宋人讲究的“清趣”暗合。穿着纸衣，成为一种对世俗富贵的疏离与对简朴生活的标榜。南宋大诗人陆游，晚年隐居山阴，生活清苦，却与纸衣纸被结下不解之缘。他在诗中多次咏叹：“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绵”“幸有藜烹粥，何惭纸作襦”。在他笔下，纸被的洁白胜过名贵的狐腋裘，柔软好似丝绵，这固然是诗意的夸张，但更是一种精神对物质的超越。纸，这承载文明的轻薄载体，在此时竟也成了精神的“重裘”，包裹着士人甘于清贫、崇尚内在丰盈的风骨。

当然，纸衣的流行有其限度，它脆弱、畏水、难耐久，无法支撑繁重的劳动。对于绝大多数在严冬中仍需为生计奔波的平民而言，麻褐与填充破絮的“缊袍”仍是主流的选择。然而，纸衣的出现与流变，如同一抹清奇的亮色，映照出古人在严酷物质条件下寻求身心安顿的巧思与韧性。它预示着一个道理：温暖的获取，从未止步于材料的堆砌，也交织着精神的取舍与文化的创造。而历史的温度天平，仍在等待一种能真正普惠人间的材料降临。

棉服普及 衣被天下暖意十足

这场等待了数千年的普惠性温暖，最终由一种舶来的植物带来——棉花。这场“衣被革命”始于宋元，成于明朝，彻底改写了中国社会的御寒图景与日常生活。

今天，对于棉花（古称“吉贝”“木棉”）传入中国的路径，较为普遍认可的有三条：一是自岭南经海路，二是自西域沿丝路，三是由西南经缅甸、云南、四川。宋元之际，其种植已在闽广、关中等地零星出现，但影响甚微。真正的转折点，系于一位普通女性——黄道婆。元朝元贞年间，这位自幼沦落崖州（今海南）的松江妇女，在晚年携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北归。她带回了去籽的搅车、弹棉的大弓、高效的纺车与先进的织机，并在故乡乌泥泾倾囊相授，加以革新。经她改进的三锭脚踏纺车，效率数倍于旧式手摇纺车。这套完整而先进的技术体系，如同点燃了引信，让棉花的潜力爆炸式释放。松江府迅速崛起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衣被天下”名副其实。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赞叹：“其利视丝枲百倍。”宋应星则在《天工开物》中图文并茂地描绘了“棉布寸土皆有”的盛况。

与传统的麻、丝相比，棉花具有更为出色的御寒与实用属性。首先，其纤维天然中空卷曲、蓬松柔软，蓄热能力远超麻絮与旧丝绵。其次，棉花亩产高，对土地要求低于桑树，使得原料成本显著降低。再次，棉布质地介于丝绸的柔滑与麻布的坚韧之间，亲肤耐磨。一件填充新棉的“棉袄”，其保暖性、舒适度与耐用性，是粗糙的“缊袍”和昂贵的“丝绵袍”难以比拟的。于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御寒材料更新席卷全国。平民百姓第一次能够较轻易地获得轻暖舒适的冬装，“拆洗翻新棉袄”成为家庭的重要岁时活动。棉布裁制的“裋褐”（短袄长裤）成为新的平民常服，“全家一衣”的困苦逐渐退入历史的阴影。这场变革不仅提升了千万人的生存质量，也因其巨大的市场需求，深刻重塑了明代以来的商品经济格局，催生了“苏布名重四方”的工商业市镇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棉业革命中，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扮演了“接收者”“补充者”与“消费者”的角色。 四川是棉花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组成部分，这里气候温湿，棉花种植与纺织在明清时期得到一定发展。成都平原的纺织中心，在“锦官城”的华丽传统之外，也生长出服务于大众的棉纺织业。更重要的是，四川通过长江水道，与下游的湖广、江南等主要棉布产区紧密相连。一方面，江南的“松江布”等精品棉布溯江而上，进入蜀地市场；另一方面，四川也可能接纳外地输入的棉布，再通过商业循环，形成区域间的物资调配。这种互通，使得温暖不再完全受制于本地的物产，而被纳入更广阔的市场网络之中。蜀锦的华彩，与棉布的素朴，在此时的成都并行不悖，共同织就了从庙堂到江湖的完整御寒图景。

棉花的普及，是数百年前，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更新，它显著地弥合了御寒基本需求上的物质鸿沟。从这之后，冬日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再仅仅是瑟缩与忍耐的代名词。一件厚实温暖的棉衣，给予了人们走出家门、对抗严寒、维持更长久生产活动的可能，从裘帛、麻褐、纸裘到棉袍，御寒衣物及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力、人口增长乃至精神状态的潜在影响难以估量。

时尚天府 古今交汇的成都温度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现代，御寒的故事从材料更新迈入了科技与理念的爆炸时代。化学纤维的兴起，从尼龙、腈纶到涤纶，以工业化生产的方式，提供了更丰富、更易得的选择。羽绒服的普及，则将传统的羽绒与现代防风防水面料结合，实现了保暖与轻便的飞跃。而“三层穿衣法”的系统理念、发热纤维与智能温控材料的出现，标志着御寒从被动防护走向主动管理的科学阶段。与此同时，时尚成为与功能并重的诉求，冬装成为表达个性与审美的流动画卷。

在这一幅全球交融、科技驱动的现代图景中，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其角色也完成了从古代核心生产基地到现代时尚创意策源地的华丽转型。古代的辉煌沉淀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今日的活力则指向开放创新的未来。

回望历史，成都的“温暖贡献”地理脉络清晰。汉代“锦官城”的设立，将成都城南（今百花潭公园一带）打造成了国内顶级奢侈面料的生产心脏。唐宋时期，以“锦官城”为基础，成都的丝绸锦绣业持续繁荣，同时，浣花溪流域因水质优良，成为全国知名的造纸中心，为“纸裘”的风靡一时提供了物质可能。明清以降，随着棉纺织业的普及，成都平原的纺织重心变得更加多元与民间化，但以“锦里”为代表的成都繁华商业区，始终是精美织物与成衣的汇聚之所。这条从官营作坊到民间市肆的产业链，塑造了成都“工巧百物”的城市气质，也让“温暖”的制造与消费，深深嵌入城市的肌理。

如今的成都，已不再仅仅是历史中的生产基地，更是设计、创意与消费的枢纽。这里汇聚了众多设计师与品牌，他们从蜀锦的纹样、羌绣的技艺、竹编的肌理中汲取灵感，将其解构再造，融入现代羽绒服、大衣乃至功能性服饰的设计之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国潮”御寒时尚。例如，以蜀锦云纹为图案的羽绒服，或运用非遗刺绣工艺点缀的毛呢大衣，让传统技艺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生。成都活跃而包容的消费市场、丰富的文创生态以及国际化的视野，使其成为本土设计力量成长和国内外品牌发布新品的理想舞台。每年在成都举办的各类时装周、设计展览，正不断输出着融合了巴蜀美学与现代科技的新时代“温暖”方案。

从“锦官城”里织就的华服，到浣花溪畔捶制的纸裘；从长江水道运来的棉布，到今天秀场上融汇古今的创意设计……成都的“温度”故事，是中国御寒史的一个生动缩影。人们对御寒的追求，从未止步于生理的满足。从古至今，它始终交织着技术的精进、经济的逻辑与美学的表达。一件冬衣，包含着冬日的暖意，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着舒适、个性与文创的未来轻盈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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