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每个展品前驻足半分钟，看完300件作品需要近三小时，在一些作品边，还能读到优美的诗句，这是一个需要花时间慢慢欣赏的展览——来自卢浮宫的“图案的奇迹: 卢浮宫印度、伊朗与奥斯曼的艺术杰作”12月13日起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对公众开放。

《艺术澎湃》在开幕现场看到，通过这些展品，不仅得以看到这些帝国在艺术领域的惊人复杂性，也能感受到这几个国家与文明之间生动而活跃的文化往来，中国艺术对伊斯兰艺术的影响亦清晰可见。

本次展览遴选300余件馆藏精品。展现了近代印度、伊朗、土耳其世界蓬勃的创造力。展览聚焦16至19世纪曾统治这三片疆域的重要政权——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伊朗的萨法维王朝与卡扎尔王朝，以及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着重呈现帝国间活跃的商贸往来，为艺术带来的影响力。

展览现场，此为奥斯曼展厅，位于四楼。

开幕式现场，位于三楼镜厅。

呈现图案之美，一秒穿越

“本次展览突出了植物纹样、几何纹样、装饰纹样在时空中的流动与传播，也呈现了这些纹样所蕴含的深厚意象与象征含义。”卢浮宫博物馆展览与出版部主任阿利娜·弗朗索瓦-科朗（Aline François-Colin）对《艺术澎湃》说：“艺术家的无穷创造力、诗意的表达，以及对形式创新的不懈追求，体现在独创的几何纹样，色彩与明暗之间的微妙互动以及精细绝伦的工艺中。通过这些展品，我们不仅得以看到这些帝国在艺术领域的惊人复杂性，也能意识到这几个国家之间生动而活跃的文化往来。”

印度展厅以赭石色为基调

据悉，展厅设计由此前法国奥赛大展展陈设计师塞西尔·德戈（Cécile Degos）再度操刀，“但设计风格和奥赛完全不一样了。”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旻坤说，“我们在讨论展陈方案的时候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这些展品应该和当时的历史和当时的建筑、生活环境结合。所以从这些国度的一些典型的非常有特色的元素中做了一些抓取 ，把一些非常精美的建筑的元素运用在了展厅里边 ，并且根据三个国度不同的特点进行了颜色的区分。用截然不同但是又相互连贯的设计去展示，让大家有非常沉浸的感受，好像一秒就穿越到了那个年代的国家。”

伊朗展厅

“艺术是互通的，希望能呈现出艺术间的对话。从空间设计上，我们也是凸显了这三个政权各自的特色。三个厅以三种颜色进行了区隔，引导观众情绪，强化对三大文明区的直观区分。”伊斯兰艺术部主任苏拉亚·努贾伊姆（ Souraya Noujaim）说。在步入展厅的走廊上放置了巨大的地理示意图，不仅标识了印度、伊朗、奥斯曼的疆域，还特别标注了中国的于阗（今和田）与景德镇这两个坐标。策展人朱迪思·赫农-雷诺（Judith Henon-Raynaud）形容展览像“给不同的作品制作了不同的珠宝盒”。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观众已经找到了适合打卡拍照的角度。

三个厅，三大文明各具特色

展览以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珍藏的部分藏品拉开序幕。步入以赭石色为主题的印度厅，精美的玉器匕首与带有浮雕的镂空窗屏吸引着观众驻足。窗屏上繁复而充满几何美感的图案，成为合影的热点。

带马首柄的匕首 印度，17世纪

窗屏 印度北部，17世纪 砂岩

自1526年建立开始，莫卧儿帝国在鼎盛时期疆域几乎覆盖整个印度次大陆。自古以来，印度凭借地缘优势，将本土文化和艺术广泛传播至各地。建筑师们在融合本土风格与伊朗、中亚艺术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建筑美学。莫卧儿建筑往往蕴含着对神圣秩序的隐喻，其具体形式与意义又随地域和背景不同而演变。在建筑中，对光线的过滤与扩散不仅出于实用，也兼具审美与象征意义。无论是融合了伊朗与中亚影响的贾利窗、体现本土与波斯传统交融的珍贵玉器和金属制品，还是欧洲与本地风格“混搭”的各式出口器物，无不彰显出莫卧儿帝国传承本源、融汇创新的艺术魅力。

伊朗厅

赛诗会饰板 伊朗，17世纪中叶 釉陶 这块陶板描绘了两名男青年斗诗的场景。

“玫瑰与夜莺”图案的书籍装帧，伊朗，1775-1825年。内刻萨迪《果园》诗句。

进入伊朗厅，青花瓷的影响清晰可见。沙阿阿巴斯统治时期，内政稳定推动了贸易繁荣，帝国与欧洲的交流日益密切。他授予欧洲商人关税豁免权，并打破葡萄牙的海上垄断，支持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发展。来自欧洲和远东的货物深刻影响了萨法维王朝的生产，尤其是陶瓷业——当地工匠努力仿制并超越进口的青花瓷与青瓷。当时，掌控香料贸易的荷兰人将中国瓷器作为重要货品，称其为“克拉克瓷”，其名可能源于运输瓷器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17世纪中叶，随着中国港口关闭，荷兰转而从伊朗的克尔曼等地获取青花瓷，以填补供应链缺口。

奥斯曼厅

在四楼的奥斯曼厅，观众可以看到帝国早期的陶瓷延续了前朝传统，风格上仍以中国青花瓷的蓝白二色为主，装饰多以叶纹、几何形状及源自中国陶瓷的莲花、牡丹等花卉图案构成——这些元素在15世纪的土耳其与伊朗艺术中已不鲜见。

孔雀纹盘 土耳其，伊兹尼克，约1540-155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妆土上彩绘。

孔雀纹盘是一件重点展品，盘面大部分植物纹饰及色彩搭配在 16世纪40和50年代奥斯曼陶瓷作品中亦属常见，但存世器皿中鸟类纹饰极为罕见。因此，孔雀纹样或许别有深意。奥斯曼宫廷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而在波斯文化中，孔雀是王权与威仪的象征。

自16世纪30年代起，陶瓷用色逐渐丰富，构图更富活力，细长的锯齿状叶纹成为主流，并开始引入郁金香、康乃馨、玫瑰等真实花卉。到了16世纪下半叶，色彩愈发明亮，新元素更加突出。奥斯曼陶工常常游走于“写实”与“风格化”之间。他们依据整体对称的布局或底层的几何网格（尤其在釉面陶砖中），对自然形态进行艺术调整，使图案在满足装饰需求的同时，有时更趋近于抽象的表达。

策展方解读：纹样如何交融

得益于文化互鉴与交流，异域元素经过重新诠释与改造，对本土创作产生影响，最终孕育出复合风格的艺术佳作。“一个是书法艺术 ，第二个是植物纹样 ，比如说自然主义的风格 ，还有就是几何图案。”伊斯兰艺术部主任苏拉亚·努贾伊姆（ Souraya Noujaim）提到了牡丹、莲花，以及动物纹样，比如龙、鸟等，“这些都是东方语汇进入伊斯兰世界的例证”。

中式纹饰盆，土耳其，约1480年。此盆内部以钻蓝底留白装饰，器壁装饰效仿元代(1271-1368年)青花瓷。其风格化的植物纹与中式花卉纹融为一体。

牡丹纹盆 伊朗，15世纪

另外，“商贸往来，特别是丝绸之路以及海陆商贸，对伊斯兰艺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她希望观众在奥斯曼部分的展厅仔细观察展品上的云纹、海波纹，很多都是来自东方，它们会出现在珍贵的材质上，比如玉器，从中可以看到图案的挪用和借鉴。而在伊朗的一些陶器中，用蓝色、白色来描绘图案的手法，与中国瓷器的样式也是一脉相承。

带有龙纹图案的盘子

但她同时指出，在描绘的流畅性方面还是有所区别，这些图案流传到伊斯兰之后线条更硬一些，这从现场展示的多件龙形图案上可以看到这种差异。

奥斯曼厅中的盘子，最左边为孔雀纹盘。

奥斯曼厅中的盘子图案，植物纹样。

梅枝、郁金香、康乃馨与云纹砖 土耳其，伊兹尼克，约1540-154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妆土上彩绘。

据介绍，展品多数诞生于帝国疆域的交叉地带，这些地区与欧亚两大洲都有着深刻的联结。当展品同台呈现时，观众仿佛可以听到它们在样式、技艺与精神层面的对话，并从中领略材料、典籍与纹饰的流入，如何在这些互联的帝国内催生美学革新。欧洲植物版画引入莫卧儿帝国，影响了当地的植物纹饰设计；中国瓷器从欧洲和远东传入萨法维王朝，为萨法维匠人提供创作灵感。这些跨越大洲的艺术互联，都将在展览中得到呈现。

安静的角落：书法与文具盒

现场还有一套文具被放置在安静的角落。“书法在装帧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可以看到两种风格，一种类似行书，另一种是几何形的。从装饰性和传承性来说，也许是与中国书法的一种‘相遇’，但它们的技巧是不一样的，中国书法用的是毛笔，伊斯兰书法用的是芦苇笔。现在也成为很多研究的主题，2020年-2021年，卢浮宫在阿布扎比做过一个展览，名为‘龙与凤’，就呈现了亚洲书法艺术和伊斯兰书法艺术的联系。”伊斯兰艺术部主任苏拉亚说。

带有苏丹马哈茂德一世花押的可携式笔盒与墨水瓶 土耳其，约1730-1754年 银合金、金、石榴石

书法用具:小刀、用于削芦苇笔的金属板、匙、剪刀。土耳其，18-19世纪。铁、铜、金、象牙、珊瑚、钢、银。部分展品为卢浮宫博物馆藏品，部分属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

《古兰经》抄本 土耳其，16世纪 皮革、墨、金、纸

书写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铭文内容曾使用奥斯曼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书写。作为行政语言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常用于官方铭文，其中诗歌体比散文体更受青睐。在诸艺术门类中，书法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其独特的规则和风格，书法讲求师承，法度严谨。除抄本外，书法常以铭文的形式，依循特定组合方式，呈现于各类创作中，尤其常用于宗教语境。铭文饰带与几何图案或装饰纹样结合，为建筑、陶瓷、金属器皿、玻璃器皿、纺织品锦上添花。除实用性外，书法还兼具装饰作用，有时更能凸显象征意义。

复原场景展现昔日生活

伊斯坦布尔的宫廷生活场景复原

右侧陈列的一组杯具

在四楼，展览借鉴了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等建筑中遗留的装饰元素，在展厅复原了一间17世纪的宫廷厅堂，陈设包含原始文物，比如陶砖、地毯、展柜中的器物，还有彩绘玻璃窗。左侧矮桌用于摆放书写工具，右侧陈列的一组杯具与烟斗，让人联想到当时咖啡与烟草的消费，一旁配有盛放多类饮品的容器。背景处则摆放着净手用的执壶与托盘。

在展览尾声部分也有一间复原房间，展现了富裕之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据介绍，像地毯之类的艺术品，因为其脆弱性，展览结束之后要进行六年的休眠，有些可能也很难有机会再次展出。

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