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安时

　　《种树郭橐驼传》是语文教材高中选择性必修下册的课文篇目，讲述了一位长安工匠种树的经历。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名垂千古的散文大家。柳宗元有多篇寓言故事广为流传，如《捕蛇者说》《黔之驴》等。柳宗元为什么喜欢写寓言？他又有哪些期许？

《河东先生集》书影

　　虽小道必有可观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心情十分落寞，彼时胸中经天纬地的理想，再无施展的舞台。后来，在好友韩愈的感召和鼓舞下，柳宗元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两件事中：其一是创作文章，实践自己的文学理念；其二是教导后辈，提携求教之人。

　　柳宗元和韩愈对于革新文风，有着极为相似的思想，他们最重要的理念是“文以载道”，诚如柳宗元在信中所言：

　　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明白这一心理，才能理解为何柳宗元大量写作如《种树郭橐驼传》、《三戒》（《黔之驴》是三篇之一）这样的寓言故事。就唐代而言，无论是写人写物，这种以故事承载道理的寓言文体，并非主流。自唐初以来，时人的诗文观念多有革新，可辞藻华美的骈文依然是朝廷文件、正式场合所推崇的文体，士大夫的文章水平，也几乎依此评判。将“古文”和“骈文”相提并论，属于后见者的视角，当时的骈文绝对是主流文体，古文随着中唐韩、柳推动，加之宋代大量实践，最终蔚为大观。此时，柳宗元的这类创作，在其他文人眼中，或多或少有“离经叛道”的味道。

　　回顾韩、柳二人学习的先秦文章，便发现以寓言、传说、故事等形式来传达道理，在先秦诸子中是一种极为普遍而精彩的手法。其中，又尤其以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人最具代表性。《庄子》的写作风格是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承载思想，“事”与“理”不分。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我们今天研读《庄子》时，都是先读懂故事，再思考道理，其实这种阅读方式，和柳宗元写作的那些寓言是一致的。

　　韩愈曾有一篇与《种树郭橐驼传》相仿的文章《毛颖传》，刻画了一个被君王重用却最终因年老而被厌弃的能臣形象。彼时，人们对韩愈创作这样一个荒诞不实的故事，多有非议。然而，柳宗元为韩愈辩护时，透露出自己对于这类文章的态度。他认为虚构故事，古已有之，其中多有裨益，不应该放弃，所谓：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接着，他又以食物口味作比喻，说明并非只有山珍海味是珍馐，各种口味的“小菜”也同样好吃有益，这其实和孔子的“小道必有可观”之言属于异曲同工。

　　所以，柳宗元的寓言故事写作，不同于以往的“游戏之作”，而是他学习并继承先秦古文、真正能够寄托正道、传递价值的写作实践。相比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另一大贡献——游记文学，寓言文学更偏重于“道”而非“情”。

　　传其事以为官戒

　　从写作对象看，柳宗元的寓言可以分为人物和动物。先说人物类寓言。

　　《种树郭橐驼传》的内容是：在长安西侧丰乐乡种树的郭氏工匠，因为驼背而被称呼为“郭橐驼”，他的绝技就是能把树木栽培得枝繁叶茂。于是，有人向他讨教种树的秘诀。这个秘诀按柳宗元的说法是“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也就是种树如同育民。此处主要表现和警惕的就是官府过度辖制人民，没有遵循自然的运行规律，揠苗助长，将百姓搞得疲惫不堪。无论种树还是治世，都应该减少“瞎折腾”，顺其自然，否则只会加害于人、物，所谓：

　　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

　　作为柳宗元早期创作的传记，《种树郭橐驼传》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补察时政”，这一用意在同时期的《梓人传》中也很明显。“梓人”就是木匠，因为唐代房屋均为木质，所以梓人实际上不止于木工活，还是房屋建筑师。

　　柳宗元笔下的杨氏工匠很有自己的风格，他并不亲手做活，而是作为总指挥，领导其他工匠工作，以致他家里的床有问题，都不会修理。这样一位看似言过其实的工匠，薪资却是同行业的2至3倍。于是，好奇的作者观摩了杨氏工匠在工地上的场景，果然是令行禁止、指挥得当，最后的成品建筑水平极佳。由此，柳宗元讨论了各司其职的重要性，在一个社会中，本就有适合各类人的分工，如果居于上位者总是执迷细节，不去考量更宏观也是更需要处理的优先命题，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一塌糊涂。

　　在《宋清传》中，柳宗元塑造了一名给病患赊账的药师。宋清的药质量极佳，但是有贫穷的人取药，他都允许打欠条赊账。旁人对于宋清的行为十分不解，因为这些人赖账的风险很大。然而，宋清不以为意，最终行医40年，销毁了许多还不上的欠条，可最后的结果是宋清没有因此破产，反而收入颇丰，所谓：

　　受俸博，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虽不能立报，而以赊死者千百，不害清之为富也。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

　　柳宗元借此讨论了“市道交”，也就是趋炎附势、急功近利、斤斤计较的人际交往关系，宋清只是一介药师，却可以摆脱市井交往的狭隘，而朝廷、官府、乡党却往往以“市侩”心态处世。

　　这三位居住在长安的“奇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系列。柳宗元写作目的是表现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这三篇分别对应的劳民伤财、尸位素餐和趋炎附势。他以中心人物的言行，予以批判和匡正，指出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良好情况是什么，并倡导读者改变。无疑，这些文字的读者是士大夫阶层，问题的原因也指向他们。

　　在人物传记乃至写人的文章中，柳宗元是当之无愧的“以人为本”——他不仅描摹人物，更关心普罗大众。这既是文章的“文以载道”，也是作为士大夫追求的政治“正道”。可以说，以人物为寓言核心的文章，颇能展现柳宗元作为士大夫的胸襟、政治家的思考，绝非供人消遣的小说故事。

　　群邪殄夷大道明

　　再说动物类寓言。由于动物的隐喻性，柳宗元处理这类寓言时，不仅笔锋更加犀利，而且痛斥批判的丑恶现象，也更加鲜明。柳宗元的动物寓言，呈现性、隐喻性、批判性大过说理性。

　　首先，柳宗元具有强烈的批判意味。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戒》。

　　《三戒》除《黔之驴》外还有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柳宗元开章明义地说：

　　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这三则故事的主人公动物，都是因为自身的成长环境，是非不分、敌我不明，柳宗元没有苛责养鹿与鼠的人，而是讽刺这些动物没有认清自己的本质，招摇过市，殊不知是由于狐假虎威的原因，自身才能存活。一旦展示出自己的真面目、真本事，轻则贻笑大方，重则性命堪忧。正如柳宗元在《黔之驴》中总结道：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鹿、驴、鼠都是些外强中干的动物，柳宗元所要“戒”的特征正是如此，官场上，尽是些得势便猖狂的宵小之辈，可如果有一天真相毕露，他们就只会灭亡。

　　柳宗元在动物寓言中，和《三戒》极为相似的是《罴说》。罴是马熊，是一种攻击力较强的熊类。柳宗元在本文先列举了食物链的关系：鹿怕山猫、山猫怕虎、虎怕马熊，于是“聪明”的人类不断模仿动物们天敌的声音来引诱猎物，要抓虎时，模仿马熊并吸引了真的马熊，最终熊把人撕裂吃掉。柳宗元总结道：

　　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

　　这里的内与外，依然延续了《三戒》里“外强中干”的主旨。柳宗元对他所认为的丑恶现象，讽刺起来不遗余力，尤其是内在与外在的辩证关系。联系柳宗元的仕途起伏，不难想象，他一定深刻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滋味，所以对人性中的虚伪、奉承、夸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客观上，也透露出当时政局的险恶，及其身处其间者的愚昧。

　　另一类批判形象是虫子。在《骂尸虫文并序》中，柳宗元借一个关于虫子的传说来批判阴险告发的“小人”。按道家学说，人体内都有“三尸”小虫，小虫会趁人不备向天帝要求离开人体，可小虫一旦离开，人就会生病乃至死亡。所以，天帝并不会草率同意，但是小虫却狡猾地找借口。柳宗元把他们卑劣的行为描述为：

　　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

　　假若我们单独看这段文字，而没有之前小虫的阐释，是否感觉完全符合佞臣贪官的形象？这并不是一种错觉，柳宗元本就是要借物喻人，传达正道。

　　其次，柳宗元的动物寓言多有对比，体现为更加鲜明的形象褒贬。

　　《鹘说》是一篇对比强烈的寓言，文中的鹘鸟是善的象征，追到猎物后会放归，且不向一个方向捕猎，以免竭泽而渔。考察鹘这种鸟类的习性，柳宗元这里的描述带有想象的成分，不过，他重点在提倡的是鹘所象征的仁义之举。柳宗元特意指出两类人，分别是默默奉献、踏实肯干的善者与自鸣得意、徒有其表的恶者。所谓：

　　以煦煦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翘翘而厉，炳炳而白者，暴之徒。

　　他们的外在表现极易使人迷惑，混淆黑白，然而，我们更应该关注事物的本质，剥开表面看内在。

　　另一篇《憎王孙文》，从名字就能看出双关意味。“王孙”在本文中是猴群，而在唐代用作“王孙贵族”的意义屡见不鲜，比如王维著名的诗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因此，柳宗元所批判者一目了然。他在此文中将猿猴和王孙作为两种形象的代表。猿猴友爱互助、井井有条；而王孙互相攻讦、凌乱不堪。令人气愤的是，因为王孙把自己的山头搞得破败不堪，还要反过头来抢占猿猴的家园。柳宗元此处更加直接地用了“憎”，犹如刚才对于虫的“骂”，他直接以道德上的君子、小人来阐明观点：

　　群小遂兮君子违，大人聚兮孽无余。善与恶不同乡兮，否泰既兆其盈虚。伊细大之固然兮，乃祸福之攸趋。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

　　总之，动物寓言是柳宗元“文以载道”的重要承载方式，也以他高超的笔墨为文学史留下诸多生动无比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