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毒菇先生】

美国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全球格局的一个转折点。随着华盛顿将西半球置于所有其他地区之上，它正从全球平衡者的角色中抽身，从而引发了欧亚大陆力量格局的重塑。

这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既充满机遇也布满风险的局面。欧洲的凝聚力减弱，日本和韩国的行动更为剧烈，而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开始缩减。这初看只是美国的退却，实则造就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更加难以预测且变动不居的战略环境。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至关重要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来追踪这些转变。

失去锚地的欧洲

对欧洲而言，美国的新战略意味直白而尖锐：欧洲不再被视为优先战区或战略上的平等伙伴。战略文件本身就将欧洲描述为文化衰弱、社会分裂，援助资金被重新评估。华盛顿的政治精力转向了别处，北约在纸面上依然存在，但昔日支撑它的政治确定性已不复牢固。欧洲领导人如今听到的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们不再是伙伴，而是需要接受审视的附庸。

特朗普近期的采访放大了这一转变。他对“政治新闻网”（Politico）表示，欧洲“弱小”，“不知该如何是好”。在移民问题上，他警告说“照此下去，欧洲许多国家将难以为继”。这种论调与极右翼运动中常见的“大替代”理论如出一辙，该叙事声称移民不仅是政策问题，更是文明存续的威胁。当一位美国总统使用类似修辞时，欧洲政府视其为一种意识形态攻击，而非客观分析。

12月8日，特朗普接受政客新闻网采访

特朗普还尖锐批评了欧洲领导人和一些特定城市。关于乌克兰冲突，他说“他们空谈过多，却无实际产出，战争只是拖延”。他特别点名伦敦及其市长，称其为“灾难”，此言被广泛解读为超出政策批评的人身攻击。欧洲外交官视此为蔑视，而非友邦间的分歧。这并非伙伴对盟友的言辞，而是一个自认有权评判、纠正和惩戒的强权的表态。

欧洲各国的不安是真实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回应称，此次采访印证了欧洲制定自身安全战略的必要性，因为不能再想当然地依赖华盛顿。其他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关切。欧洲感受到的不仅是美国正在从欧洲防务中后撤，更是华盛顿正通过放大那些助长德国选择党（AFD）或英国改革党等极右翼势力的叙事，来干涉欧洲内政。欧洲各国政府担忧，华盛顿现在更看重意识形态认同，而非真诚的伙伴关系。

这种焦虑因美国在技术上的主导地位而加剧。欧洲的机构与官员们赖以运作的平台和系统，大多掌控在美国公司手中。一旦这些公司采取行动，无论是限制访问还是控制通信渠道，都会产生直接的政治后果。欧洲已经目睹，那些批评美国政策的个人或机构会面临数字层面的限制。这是一种绕过传统外交、通过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杠杆力量。

双方紧张也因欧洲试图监管数字平台而升级。2025年12月，欧盟因社交媒体平台X违反《数字服务法》中关于透明度义务的规定，对其处以1.2亿欧元罚款。欧盟认定该平台在认证标识、广告数据和研究人员数据访问方面未能满足透明度要求。这是欧盟依据《数字服务法》开出的首张罚单。在X被欧盟罚款令宣布后不久，埃隆·马斯克在X上发帖称“欧盟应该被解散”，主张监管权应归还各成员国，而非由集权的集团掌握。

这些反应揭示了更深层次的冲突：欧洲将监管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华盛顿的新意识形态立场则视其为对美国公司及美式言论自由定义的攻击。

马斯克批评欧盟，认为应该解散；当前的欧盟不民主，很官僚

综合效应是欧洲内部的分化。东欧国家聚焦俄罗斯，寻求更强威慑。西欧国家因感觉华盛顿不再以平等相待而探索战略自主，南欧国家优先考虑经济韧性和移民管理。中欧国家则密切关注那些呼应美国极右翼议题的政党崛起。失去了美国这个稳定之锚，欧洲正同时朝着多个方向左冲右突。

更深层次的影响是情感上的，而非纯战略性的。认为美国是仁慈伙伴的信念已经动摇，欧洲如今看到，华盛顿视其为必须遵从美国意识形态偏好的地区，而非平等伙伴。这种认知很可能推动欧洲走向长期的疏离，大西洋的引力正在减弱，新的外交和经济布局空间正在拓宽。

对中国而言，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主、更为谨慎、更愿意重新定义对外伙伴关系的欧洲，但同时也是一个因旧有关于美国支持的假设失效而更难以预测的欧洲。

亚洲：美国后退一步，日本便前进一步？

在亚洲，美国新安全战略最显著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心理层面，而非军事层面。美国虽仍在日韩驻军，但传递出的政治信号已然不同。华盛顿的首要关切是西半球，它是否还愿意一如既往地充当亚洲的“仲裁者”，已经要打上一个问号。这一转变促使日本和韩国采取比以往更具独立性、有时也更为激进的行动。

日本成为了最显著的例子。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将日本危机与潜在的台海冲突直接挂钩，这标志着其政府已摆脱了以往历届政府所秉持的谨慎模糊策略。此举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日本认为美国不再愿意率先发声或划定最明确的红线，那么日本就会自己来。于是，新战略催生了一个悖论：美国后退一步，日本便前进一步。

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不仅体现在修辞上，也体现在军事姿态中。12月6日，当中国海军在东海开展预先宣布的常规训练时，日本飞机和舰艇驶入已声明的演习区域附近，进行近距离监视和电子侦察，这带来了不必要的风险。

东京则于7日“倒打一耙”称，有一架中国战机对日本战斗机进行间歇性的“火控雷达锁定”。北京坚决驳斥这一说法，认为日本的说法歪曲了事件因果，却对其在宫古海峡和与那国岛周边的挑衅姿态只字不提。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日本官员将此次事件描述为对其人员安全的直接威胁，并表示日本不会容忍此类行为。尽管双方未进一步升级冲突，但关键在于政治层面。如今，日本此次反应的速度和信心，展现出一种新的战略姿态。

这种姿态并非仅由国内政治塑造。华盛顿被其他事务缠身，更强化了这一态势，日本因此判断必须展现自身决心。雷达事件成为典型案例——当美国释放出其全球承诺不再自动兑现的信号时，地区动态便会急剧尖锐化。日本通过提升自身存在感及直接挑战中国的意愿，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

韩国承受的压力则有所不同。首尔需要在中国（其主要经济伙伴）与美国（其主要安全担保者）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一个奉行“美洲优先”的美国使这种平衡变得复杂。如果华盛顿对亚洲的关注度下降，首尔要么需以更大的经济代价强化韩美同盟，要么就得探索更为公开的避险策略。这两种选择都充满风险，并且都增加了中国周边的不确定性，因为韩国的政策将变得更易变动。

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结果是，该区域不再那么由美国的协调所塑造，而更多地受到本地决策的影响。日本的强势、韩国的矛盾心态，在昔日维系各方、具有稳定作用的美国大战略被抛弃之后的背景下展开。这并不必然增加冲突的风险，但确实提高了局势的不可预测性。中国如今所处的环境是：美国角色退却，而地区行为体的决策则比以往更迅速、更独立。

亚洲战略重组

俄罗斯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依赖中国，这只是更广泛地区格局变化的一部分。华盛顿向一个全球聚焦程度降低的美国的转向，会迫使多个亚洲行为体重估长期持有的战略假设。

如果说日本和韩国是在不确定性下变得更加强硬，那么俄罗斯的调整则源于不同的逻辑。莫斯科对美国新战略的反应异常克制，克里姆林宫并未批评该文件，反而指出其“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对全球事务的看法相符”。此中含义含蓄但明确：如果华盛顿减少与俄罗斯的对抗，并接受一个更具区域分布性的秩序，那么2022年后中俄战略协作的战术基础自然会发生演变。

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伙伴关系从未建立在意识形态统一之上，而某种程度上是由特定情势所塑造：2022年后，俄罗斯需要市场和外交空间；中国则得益于一个能分散西方压力的伙伴。如果美国现在降低欧洲的优先级并寻求冻结冲突，俄罗斯就获得了战略喘息空间，其对中国的依赖也会相对减少。这并不意味着敌对，只是有望回归到俄罗斯分散战略风险的传统习惯。

但俄罗斯只是适应美国全球参与度下降的其中一个行为体。澳大利亚也面临自身的战略调整。AUKUS防务协议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其设计前提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持续稳定的安全领导力。如果华盛顿的关注范围收窄，堪培拉就必须为地区威慑承担更多责任，这将引发关于国防开支、能力差距以及美国担保长期可靠性的艰难辩论。

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将受到影响。印度的安全态势同时受到与中巴两国的关系的塑造。随着全球体系变得愈发不可预测，印度与俄罗斯已扩展的国防和能源联系可能会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很可能与中国靠得更近。伊斯兰堡在重新评估其相对于印度的地位时，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对北京的依赖很可能加剧。

12月5日俄印年度峰会上，双方宣布敲定一项覆盖2030年的经济合作计划

印度次大陆一直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缘政治舞台之一，充斥着未解决的边界争端、拥有核武器的对手以及深刻的历史积怨。美国战略参与度的减少并不会使这一环境缓和，反而会放大现有的裂痕，并增加地区行为体自身所承受的压力。

纵观亚洲，一个全球聚焦程度降低的美国并不会减弱地缘政治竞争，只会让地区动态变得更加尖锐、更显而易见，也更具深远影响。

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一变局之中，中国迎来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洲自主性增强，与华盛顿的对华战略不再亦步亦趋。日本和韩国的行为更趋独立，有时甚至更具挑衅性。俄罗斯则变得难以预测，其行动不再仅仅受制于抗衡北约这一单一目标。

中国的机遇显而易见。西方世界协调性的减弱，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的周旋空间。欧洲可能追求更务实的经济议程，从而软化美国技术限制带来的影响。亚洲国家或采取避险策略，这为中国创造了在以往美国主导的僵化秩序下所不具备的外交选项。

然而，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日本更趋强硬的姿态推高了台海地区的紧张温度，韩国的战略平衡之举可能破坏区域联盟的稳定。随着俄罗斯的注意力从北约重新转回其亚洲边疆，它可能从一个相对低调的伙伴，转变为更高调的竞争者。

中国如今面对的欧亚体系呈现出新的特征：美国依然存在但主导力下降，盟国们开始基于自身的担忧和野心各行其是，而俄罗斯对中国的长期看法也趋于复杂。美国的“半球优先”战略并未简化战略图景，反而打破了旧有的协调脉络，创造了一个中国虽有更大空间但不确定性也同步增加的世界。

“后霸权”国际体系的开端

近代以来很长时间里，大国往往信奉保守主义政治家梅特涅的逻辑：稳定依赖于一个均势的维护者，一个能够超脱地区纷争、防止任何单一行为体主导大陆的强大力量。1945年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继承了这一角色。华盛顿充当了欧洲和亚洲的外部稳定器，这一常被称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体系，塑造了其盟国几代人的战略预期。

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则标志着这一传统的终结。当美国将西半球定为其战略努力的中心时，它便从那个曾让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们可以指望由华盛顿来保障其安全环境的全球责任中抽身了，其结果便是地区强国作为独立行为体的回归。日本感到有必要以更强的战略确定性来发言和行动，韩国则更公开地寻求避险。

随着北约直接压力的减弱，俄罗斯获得了战略空间来重新调整其长期优先事项，包括审慎管理与中国的多维度关系——这一转变正伴随着美国从全球事务后退时，澳大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更广泛的区域调整而同时发生。对欧洲而言，它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一个全球参与度下降的美国迫使欧盟必须应对其内部分歧、日益削弱的竞争力以及冷战结束后安全假设的崩塌。

这些转变催生出的世界，既无序也无清晰的界限。在这个世界里，美国依然强大，但其组织权威已不再被广泛接受，其影响力也不再是全球性的。区域集团依照自身的利益和恐惧行事。伙伴关系变得更加易变，对抗变得更加局部化，影响力在多个场域受到争夺，而非由单一中心所管理。

这是一个“后霸权”国际体系的开端。美国不再是普世的平衡者，中国也不再仅仅是崛起的挑战者，俄罗斯不再只由其与北约的对抗来定义。战略地图变得层次丰富而非线性单一，权力分散于各个地区而非集中于一个主导极点。其后果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主要国家而言，都面临着一个机遇与不确定性同步增长的、更为复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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