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18岁，我去省城读书。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没有行李箱，我独自一人背着哥哥大学时淘汰的登山包，穿着黄球鞋，棕色裤子，还有一件橙色短袖衫。

　　一切收拾妥当后，父亲给了张存了学费的银行卡，又从裤袋里掏出300块钱给我，告诉我怎么坐车，到了省城以后看路牌再找公交车坐，不要坐错了。躺在里屋病床上的母亲把我叫到跟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出一挂鞭炮挂在树上，引燃。炮鸣，院子里顿时鸡飞狗跳。我还像小时候一样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那个登山包很沉，母亲久病在床，行李是父亲装好的。

　　一个多月前，母亲还能下床的时候，去镇上把准备过年才卖的羊提前卖了，卖了400多块钱。给我添了橙色的短袖衫和棕色的裤子。短袖衫18块钱，裤子22块。

　　那双迷彩的黄球鞋，是哥哥大学军训时用的，快10年了，鞋底已经磨平。我穿在脚上很合适，走起路来也能稳稳当当。

　　后座位上的我，能感受到父亲在吃力地蹬着自行车。父亲的后背已有些佝偻，前倾的腰板像是逆风中前行的雨伞。

　　我要下来推一把，父亲坚持说没问题。

　　一辆驶向县城的中巴车擦肩而过。父亲埋怨自己再快个一分钟就可以赶上了，这一等不知又要多长时间。等车的间隙，父亲又再次告诉我换车的路线，以及到达省城后要去问人坐什么公交车能到学校等等。父亲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要小心。又一辆开向县城的车姗姗而来。我跳了上去。大巴车到了县城汽车站，我从窗口买了一张去往省城的车票。

　　在省城的公交车上，我第一次漫无目的地东瞅西看。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也是第一次上了自动投币的公交车。

　　我不知道怎么付钱，在拥挤熙攘的公交车上，被小喇叭一遍遍提醒“请上车的乘客自动投币”。或许是公交司机看出了我的紧张与无助，提醒无数遍再从后视镜里看到我无动于衷时，小喇叭停止了。那是我第一次逃票，也是唯一的一次。

　　校园不大，同学也不多。但是他们昂起的头颅与骄傲的眼神里似乎有对我这土气装束的轻蔑。

　　我第一次看到了同学脖子上挂着轻而小的手机，也第一次看见如火柴盒大小的MP3播放机，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牌子。

　　我尝试着走近它们。在学校附近的商场里，我对那些服装品牌一个个默念，在停车场里对一个一个车标进行核对，路过手机店，在远处的广告牌上仔细分辨彩屏手机和单色屏手机的区别。我也想学着宿舍的弟兄，对某个经过宿舍楼下的女同学品头论足，和那个带着电脑来宿舍的同学玩上一会“泡泡堂”。

　　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依然不合群。我宁愿在省图书馆里找一本喜欢的书，然后蹲坐在墙角静静地读。终于，我在某一天傍晚回宿舍的公交上突然顿悟：我的隐忍，我的不明就里，我的不谙世事，我的假努力，我的一切错过全部源于我的敏感。

　　那个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和我的自卑有什么关系？穷尽一生为我开山辟路的父亲和我的自卑有什么关系？

　　答案变得苍白。

　　后来我踏入社会，我依然很自卑。这自卑像一道淡淡的影子，偶然间就会悄然浮现。它仿佛成了我生命里最熟悉的底色，无法剥离，如影随形。

　　直到有一天，那些我误认为是自卑源头的人与事化为岁月的尘埃，我猛然间发现它也教会了我隐忍与等待。于是，我带着我的乡土，我所有丢不下的过去，走向这个世界。我不再需要变得和谁一样“亮鲜”，因为我知道，我来自哪里。我的根，深扎在那片土地上。

　　很多年过去了，我在已经扎根的城市里依然很自卑。这份自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淬炼成了某种清醒和厚重的力量，伴随着我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