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困难时期，报社记者去农村劳动后在田间休息。

□戴步青

　　我是1960年3月12日从哈尔滨电碳厂调入哈尔滨日报社工作的，正赶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且持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物资极度缺乏，大多数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农场，自己动手生产些肉蛋菜蔬以自给自足。哈尔滨日报社也办了一个农场，还有几个分散的生产点，大家轮流去劳动。下面我用日记摘抄的形式真实、具体、形象地抄录下来：

　　例一：1960年9月12日，去五家子为春播的芥菜、白菜、萝卜除草施肥。早晨4点多钟我们就背上自带的棉被，拿上劳动工具，报社的大货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把货车上二十多袋化肥倒腾到火车上。火车是几点开的我没注意，但到五家子站，我们再把化肥扛到一所小学校是早7点40分，当地农民已在地里干活了。我们就借这所小学一间房子吃住。天不由人，这时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几个带队的（我被指派为编辑部劳动小组负责人）冒雨先到菜地看了看，回到小学时孩子们已在其他教室上课了……

　　雨稍停，我们就领着队伍来到菜地干活。菜种得倒是不少，有好几亩，可是菜没草多，也没草长得茂盛，都9月份了，顶多还能再长二十多天，还能长成吗？我们这次来就是把荒草拔掉、施点肥，让它长快点，多长几片叶，正像来时江总编说的：“多长一个叶，冬天我们就多吃一口菜！”

　　我们来了三四十人，住宿发生了困难，一间屋子两铺大炕，怎么也挤不下。那些日子总下雨，屋地上都是泥巴，又潮又湿，也不能搭地铺。那时候讲政治挂帅，经济生活困难，精神思想都不甘落后，争进步、讲风格。正在大家发愁时，灶房里有人喊：“好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们几个就睡在这里了。”我紧忙去看，灶房里放着一堆柴火，用手摸了摸柴火下的地面不潮、把柴火堆摊开可以搭地铺。当天晚上，我们开了个核心会，为了给秋菜争取有限的生长时间，决定开展劳动竞赛，争取提前完成任务。正好，第二天是个好天气，也是我们分组开赛的第一天，干得很猛。早4点半起床，5点下地干活，干了两个小时后才回来吃早饭。回来的路上浑身无力，两条腿酥酥了。我当时才二十二三岁，那些年老体弱的同志累得咋样，可想而知了。我们在这里连续奋战了五天，比计划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

　　例二：1960年10月7日，到报社农场去劳动，地点在香坊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改称香坊公社）成高子一带。这次劳动任务有两项：一是收割水稻，另一项是挖菜窖。这时水稻地里还有没排净的水，可水稻都熟透了，再不收稻粒就脱落了，必须马上收割。领导一声令下，大家二话不说，脱掉鞋、撸起裤腿下到泥泞的田里。哈尔滨的10月，田里虽然没结冰，却是拔凉拔凉的，但谁也不甘落后。大家都知道，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多收一粒米意味什么！收割完水稻，接着就挖菜窖，这是一件很累的活。再加上我们所挖的菜窖是个老菜窖，夏天的雨水还积在里面没干，形成泥块子，沾铁锹。有时挖一块想用力甩上去，甩时倒是很用力，可泥块子吸到锹上了，又落回到窖里，很难弄。费的力气大，效率却很低，不出活。一个十米长、两米半宽的菜窖，十来个人挖了三天才完成。甩一天泥巴，腰酸胳膊疼。好在这次劳动伙食比较好，白菜倭瓜管够吃，又给加一斤土豆，不收粮票。这在那年月就算改善生活了。

　　例三：1960年10月16日上午10点多钟，我们正在办公室学习毛选第四卷，看到窗外突然飘起飞雪。不大一会儿机关党委来了通知：11点半准时集合，出发到五家子抢收秋菜。我们乘火车来到五家子，到了菜地天已黑下来了。因为菜苗小，天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全靠用手贴地皮摸着拔。当天我穿着一双小得不能穿袜子的低帮雨靴，脚趾都挤得慌。有的菜叶已冻硬了，手一碰就断了，还得用手把鸡蛋大小的萝卜从泥土里抠出来。天亮了，虽然天还在阴沉着，但看得清楚了。不知谁想了个好办法：几个人在前面用锄头刨，后面有人在拣，效率不仅提高很多，而且收得干净，一棵不漏。

　　例四：1960年10月29日，报社组织到新发公社宋家店挖菜窖，带队领导让我在厨房帮忙，挑水、劈柴、洗菜、打杂，大家都管我叫“伙食长”，这个差事还真不好干。头一两天还挺好，因为大萝卜、胡萝卜、白菜有的是，蒸的炖的都有，一角钱可劲儿吃，一天六两粮票足够。可到了第三天，大家的意见就来了：一是炖的萝卜白菜没有油，也没酱，只有咸味。因为在报社食堂吃不到这么多菜，头两天大家没说什么。二是有个同志说吃拉肚子了，这位同志还是解放军排长转业到报社的，平时就爱说风凉话，这时能说好听的吗？这下激恼了做饭的倔老头周师傅。他也在气头上，一边解围裙一边说：“我也想做好吃的，没东西呀！想吃好的，下馆子去！”把围裙往灶台上一扔，“我不干了！”这事儿就闹僵了。我是在厨房帮忙的，也反思了自己，并当场作了检讨。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十里开外的万家村，那里比较大、店铺多，买回来能装三斤半的一大玻璃瓶清酱和花椒面什么的。油是凭票供应，没票是买不到的，大家都理解。晚饭周师傅也变换了花样，把米和菜放在一起炖成菜粥，再放上清酱、花椒面，交一角钱二两粮票管够吃。大家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好吃”。周师傅笑眯眯地说：“明天咱们再变个花样！”

　　例五：1961年9月26日，到报社农场挖菜窖。去年我们来过这里收割水稻和挖菜窖。那时，对外称“报社农场”，实际是与市委合办的农场，统一领导，按规定分红。现在，在市委农场的东边划出一块地，由报社独立建了自己的农场，大家干得更来劲儿了。我们所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致是指1959年至1961年，那时进入了第三年，蔬菜价格一路疯长，淡季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菜——蔬菜是凭票供应。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郊区老太太背着一面袋子土豆来卖，用卖土豆的钱到商店买了一条大毛毯，乐呵呵地回去了。这事儿是真是假，谁也没调查，但可以形象地说明蔬菜的价格高到何种程度了！所以，稍有条件的单位都想办农场自种菜、自贮菜。报社当然也如此，除农场越办越大，还在郊区办了好几个种菜点、贮菜点。

　　以上我举了五例，对哈尔滨日报在那个艰苦岁月里的状况，只是窥见一斑吧。

　　作者| 1960年调入哈尔滨日报社，曾任记者、编辑、经济部主任、报达企业集团副总经理、报达电度表有限公司（合资）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