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12月8日文章，原题：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受困于思维定式 澳大利亚稳定对华关系的努力值得欢迎，但旧有的敌对心态依然根深蒂固。体制性偏见、选择性愤怒和脱离现实背景的媒体叙事仍然影响澳对华看法，从而限制了真正意义上的对华政策重启。

尽管阿尔巴尼斯政府因稳定对华动荡关系而受到赞誉，但这种对华政策“重启”可能更多停留在言辞层面而非实质性转变。一种顽固的对抗性思维框架仍在塑造澳对其最重要贸易伙伴的态度，阻碍了真正务实的对华有益交往，而体制性偏见、敌对性媒体叙事以及危险的历史健忘症导致这种框架持久存在。

一种隐性“四层体系”引导着澳外交政策，其框架如下：第一，盟友——我们从这些国家获取战略方向，从不批评其任何问题（巧合的是这些都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我们为其提供无条件支持；第二，朋友——有问题时会私下沟通，但从不公开抨击的国家；第三，中立国家——我们不在乎的那些国家；第四，对手——我们会用任何理由（无论是否正当）对其进行攻击的国家。

这种体系不但影响澳外交、贸易和战略伙伴关系，且常有悖于澳所谓的信守“普世价值”和国际法承诺。这也凸显澳战略文化中的紧张关系：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联盟忠诚与国家独立之间、坚守传统与战略灵活之间。随着澳在亚太地区复杂竞争中周旋，这些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这种体系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澳中关系，还影响澳作为中等强国的公信力、在多边论坛扮演的角色，及其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的能力。选择性的道德标准削弱了澳的软实力。

我们选择性愤怒的对象是我们想要妖魔化的国家，而非对方行为本身。透过这种思维就能了解澳对外政策的不一致性。2016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被降格为“第四层”国家，这种转变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和外交造成灾难性后果。值得称赞的是，澳当前政府正尝试改善对华关系，但有关措辞仍充斥旧有敌对立场的假设。

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罗纳德·基思指出，澳继续依赖美国作为“平衡维持者”，实际上是将中国定位为需要被制衡的力量。澳安全机构以及对华怀有敌意的媒体发起的信息战在两个层面运作：营造恐惧气氛并悄然抹除事情真相。澳无端指责中国，对美国的种种行径却保持沉默。这种选择性削弱了澳的公信力，阻碍了基于真正国家利益的独立外交政策。

澳面临根本性挑战，仅凭外交辞令无法实现澳中关系的真正重启。充斥着低劣地缘政治叙事和历史遗忘的公共舆论，无法就国家利益开展有见地的明智辩论。正如基思所指出的，中国多年来一直倡导“和平共处”原则。真正务实的澳外交政策应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探索合作途径。阿尔巴尼斯政府已在稳定澳中关系方面迈出关键第一步。下一步需要建立基于共同利益和清晰历史认知而非恐惧的澳中关系。唯有如此，澳才能摆脱过时外交政策框架的束缚。（作者大卫·希金博特姆是“澳大利亚独立与和平网络”协调委员会成员，丁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