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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国对儿童年龄段的划分标准，幼儿指1至3岁，学龄前儿童指3至6岁。对于少量孩子来说，即使到了7至8岁也还比较稚嫩。这些孩子的合法权益涉及人格尊严、心理健康，衣、食、住、行、就医、学习等需求，所有这些权益都与监护人紧紧绑定。所以，侵害幼儿合法权益的外力，都有监护人这个屏障。

但这是一般情况。如果监护人本身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不良嗜好，甚至有违法犯罪动机，那么，幼童不仅失去了保护屏障，反而成为施暴者的囊中之物。多年来，亲子之间的暴力冲突成为最难解的一个课题。于是，政府部门、社会公益机构成为应对亲子暴力冲突的关键角色。进一步细化，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幼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一般发生在“家庭”内部，这更增加了监管和处罚违法犯罪者的难度。有的幼童是领养或寄养的，甚至是非法拐卖获得的，处理这类家庭侵害行为，比较容易定性。但大量幼童与监护人有血缘关系，无论是父母与幼童，还是祖辈与幼童，还是堂亲表亲，由于血缘的存在，也导致难以对违法犯罪行为定性。还有致命的一点，如果幼童的监护人关紧房门、院门，或者在人烟罕至的旷野森林，对幼儿实施侵害，取证十分艰难。

于是，发现侵害儿童权益行为，主要途径只能是公开场合。那么，一旦发现此类行为，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都应该推己及人，立场鲜明，推动依法惩处犯罪，解救受害者。媒体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望者，应当准确收集、发布、解读信息，应当有法治化的认知思维，不应该拼凑细枝末节，干扰处置和救援。

进一步说，在媒体的报道中，侵害行为只能是侵害行为，不能拿监护人的什么学历、收入水平、娱乐爱好等做挡箭牌。只要幼童权益受到了实质侵害，在公众场合呈现出受到侵害的明显后果，就理所应当、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追问侵害过程，继而对违法犯罪人员追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须承担下列监护职责：“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得“放任、教唆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照这些条款，近期暴露的一项恶性案例，具有典型性。当事人不仅没有为幼童提供健康、安全的保障，而且为幼童的生理、心理、感情带来一系列伤害，特别是损害了幼童的自我保护认知。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设置专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指导、帮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建立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的信息档案并给予关爱帮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残疾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机制”。“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做好未成年人心理治疗、心理危机干预以及精神障碍早期识别和诊断治疗等工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人员应当经过专门培训，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专门机构或者专门人员中，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

对照这些条款，在近期曝露的案例中，当地政府机关、党组织、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总体上也是失职的。

痛定思痛，痛则治疗，应当根据调查获知的情况，保护好幼童，帮助他/她恢复正常的衣食住行环境，帮助他/她恢复正常的成长教育环境。地方政府不用过于担心舆情，黑是黑白是白，怕什么？应当分清监护人前期的问题和政府帮助孩子的积极作为。像鸵鸟一样躲避舆论、躲避社会，是错误的。也有一些人，像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不说正事，也是错误的。大家都应该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让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温暖和善意。而惩罚违法犯罪，是对温暖和善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回应。

此外，我们也可能无奈地面对另外一种处置方式：地方政府部门严厉斥责侵害幼童的违法犯罪当事人，然后安排人员把幼童的生活管起来，把“不打扰幼童家庭”作为一个理由，隔离社会关切和媒体探访。前期监护人的违法行为是否追究成为悬案。这样做，是否可以化解矛盾，切实保护孩子，让违法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就请时间来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