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张贯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为“十五五”时期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当下，中国以独特的治理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世所罕见的奇迹。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中国之治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党的领导与规划治国这两大特色鲜明的治理支柱。二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核心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注入了不竭动力。

　　党的领导：中国特色治理范式的根本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作为中国治理的核心优势，本质是构建了高效的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范式提供了根本保证，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党的领导为社会治理“定方向”，从根本上确保治理的人民性与战略性，让现代化建设始终围绕人民利益展开、服务国家长远发展。一方面，党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把握社会治理方向，通过制定国家发展规划、出台重大治理政策，明确社会治理的长期目标与阶段任务，避免短期化、碎片化治理。

　　党的领导为社会治理“建体系”，构建起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治理架构，解决了基层治理“权责不对等、资源不足”的痛点，确保治理指令高效传达、落地见效。在治理体系中，党组织是“主心骨”和“领头雁”，依托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区、乡村、企业、学校等社会末梢。在中央层面，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制定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政策；在地方层面，各级党委根据中央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统筹区域内治理资源；在基层，村（社区）党组织直接联系群众，将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党的领导为社会治理“聚合力”，激活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效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多元主体中，政府承担着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重要职责，党的领导能够确保政府履职不缺位、不越位。通过党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推动行政资源集中用于民生领域。同时，党依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广泛动员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此外，党还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吸纳公众意见，从基层的“村民议事会”“居民恳谈会”，到国家层面的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让不同群体的诉求得到充分表达，让治理决策更加科学民主。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经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规划治国为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性导航，确保发展行稳致远；党的领导为治理范式提供了根本保证，确保治理方向正确、效能彰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如期实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规划治国：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性导航

　　如何实现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前瞻性，始终是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创造性地探索出“规划治国”这一新型国家治理范式，构建起覆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系统性规划体系，成为引领中国现代化航船破浪前行的“制度罗盘”。

　　规划治国最鲜明的优势，在于保障了国家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有效规避了西方多党制下“政党轮替、政策翻烧饼”的治理困境。从“一五”计划集中力量推进重工业建设、奠定国家工业化基础，到“十四五”规划聚焦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对前一阶段发展的继承与深化，让国家发展始终沿着既定方向稳步推进，形成“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治理效能。

　　规划治国更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能够整合全国资源、凝聚社会共识，在关键领域和重大任务上实现突破性进展。工业化初期，“一五”计划成功建成鞍钢、长春一汽等156个重点项目，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进入新时代，“十三五”规划将脱贫攻坚作为重要目标，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现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正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突破瓶颈、补齐短板的关键所在。

　　规划治国还通过“开门问策、问计于民”的机制，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发展合力，让国家发展目标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规划编制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意见。从基层群众通过人民网《“十四五”规划建言专栏》提出的“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建议，到企业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提出的政策诉求，再到专家学者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度建言，每一条意见都可能被纳入规划文本。这种广泛参与的编制过程，不仅让规划更加贴合实际需求、反映群众期盼，更让全社会对发展目标高度认同，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磅礴力量。

　　作为中国治国理政的独特经验，规划治国更为全球治理，尤其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智慧”。如埃塞俄比亚制定“增长与转型计划”、卢旺达推进“2050年愿景”规划等，中国规划治国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系浙江红船干部学院文化与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