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九年（1829），绍兴府会稽县降生了两位文曲星，一位是七月初九出生的赵之谦，族谱上说是宋朝皇室的后裔；另一位是腊月二十七出生的李慈铭，家谱则称其为南宋名臣李光之后。谁也没想到，这对同乡才子日后竟成文坛冤家，彼此皆有“既生赵，何生李”之恨。

赵之谦自称年少时迷恋理学，十四岁转而沉迷诗词文章，十七岁跟着鸣野山房的主人沈复灿研究金石碑帖，刻得一手好印章，逐渐倾向考据学。道光二十九年（1849），内阁中书宗稷辰回乡，家居十三年，直到咸丰十年才出任山东运河道。这期间他在余姚龙山书院、山阴蕺山书院讲学，又在绍兴城里开办四贤讲舍，推崇王阳明、刘宗周的心学思想，提倡忠孝仁义，越中士子多从之游，赵之谦也追随其左右。宗稷辰也著有日记，但在这段乡居岁月中并未提及与门下士的往来。

李慈铭少好香草美人的华丽辞赋，二十岁时和赵之谦同补博士弟子员，也进了宗稷辰的四贤讲舍。不过两人早已互相看不对眼。《越缦堂日记》同治二年七月十六日记：“（宗）晚年里居，门下士称最契者又为周白山、赵之谦等，皆诞妄不学之人。”又咸丰四年五月初三日：“复至寄凡处还诗词集，寄凡为余焚龙脑香，试鹤岭茶，以有恶客至，不久留。”“寄凡”即沈复灿子沈昉，工于刻印，与赵之谦、李慈铭皆要好。这一年两人二十五岁，李慈铭已视赵之谦为“恶客”，已到参商不相见的境地。同治元年，李慈铭与周星誉绝交，他愤恨之余翻看往日日记，又在眉端补刀道：“恶客者，赵之谦也，今与周星誉往还甚密，将为都下之患。安得一贤京兆一顿杖杀之！”自作注释，读者也省却一番考证与索隐了。

李慈铭回忆咸丰间二人家居时可能滋生矛盾之处，说道：“妄子自补诸生即交胥吏，欺其家之寡弱，后遂夤缘入署绍兴知府缪梓之幕，梓子某者，亦无赖妄子，媚之无所不为。又称弟子于宗涤翁，日与其门丁款曲。妄子之师为予从兄星桥秀才，予屡向从兄言之，此成隙之始也。又妄子之祖姑，为予从叔祖望楼教习之配，妄子屡乞贷于教习，一日教习谓之曰：汝故家子弟，今所为颇不相似。妄子以为予所言者，因此隙遂成。”（《越缦堂日记》光绪元年九月十二日）赵之谦与他还有姻亲关系，赵祖姑奶奶嫁给了李的叔祖父。赵之谦早年还曾师从李慈铭的堂兄李星桥。但因父亲去世，赵家迅速家道中落，赵之谦二十四岁起便入缪梓幕府谋生，辗转于杭州、温州、常山等地，成了游幕文人。他曾向李慈铭的叔祖借钱周转，不料遭拒，便怀疑是李慈铭从中作梗，两人关系急转直下，渐行渐远。然而事实可能是，两人同籍、同学，又同恃才傲物，难免彼此争名斗艺，成隙时间即在咸丰家居期间。考诸李慈铭日记，此期只要有他参与的越中文人小集，皆不见赵之谦之影，其实他们还是有共同的朋友，如周星誉、周星诒、傅以礼、何澂等，但此期赵之谦与周白山交往最深，故在李慈铭笔下，周白山也同样成了“诞妄不学之人”。

咸丰九年，赵之谦乡试中举，李慈铭却名落孙山，他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写道：“阅今年浙江闱墨，……内中第三之赵之谦，吾乡人也，小有才，颇读杂书，工书法、篆刻，亦能作骈俪语。而诗甚荒丑，尤拙于文，顾狂不可一世，国人皆贱之。顷闻与其座师汪承元者言，曰浙江有六怪，师一举得其五，门生即怪魁也。汪愕然曰：然则其一何独遗？曰一已持服，不及试矣。汪大喜，时人传以为笑。”（《越缦堂日记》）李慈铭承认赵之谦有才学、懂书法篆刻（这恰恰是李本人的短板），但重点还是落在那句“狂不可一世，国人皆贱之”，简直是为郡人所不容。赵之谦才艺出众，为人低调务实，在士林人缘还是不错的，有不少追随者，李氏既视其为眼中钉，诋毁时自然不免夸大其词。

赵之谦年轻气盛，也不乏浙东才子恃才傲物的共性，对前辈也毫不客气。同治八年，书法大家何绍基客居杭州时，赵之谦曾去拜访，却绝口不提书法。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坦白：“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甚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己，甚无趣矣。”（赵而昌《赵之谦著作与研究》）当时何绍基已是名满南北的书坛大咖，赵之谦内心却并不买账。为了避免当面吵起来的尴尬，他与何氏只聊天，不谈书法，对自身的书法艺术也是极为自信。

同治二年，赵之谦入京参加会试，李慈铭早他一步，已于咸丰十年通过捐官进入京城。两位江南才子都得到了潘曾绶、潘祖荫父子的赏识，常在京城文人圈中走动。酒席宴会上偶尔碰面，李慈铭总不忘抓住机会挖苦赵之谦。比如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同乡周星誉邀了陈寿祺、钟宝田等人去逛青楼，拜访当时的花魁韦娘，从中听到一则关于赵之谦的“丑闻”，“韦娘名愫芸，年甫及笄，姿首不能中人，而名冠北里，……顷有友人天水生者，诸毛绕涿，语音不正，顾一见惑之，必欲定情，因日邀月坡等三四人夜从之饮，且属为蹇修。韦娘移床扫坐，避之若浼，偶掺其裾，辄有鬼手捉人之詈。今夕珊士再为通辞，忽慨然首肯，盖冷眼英雄，固在捉刀人也。书之于此，以发一笑。”

这里的“天水生”，指的就是赵之谦。因为赵姓的郡望出自陇西天水，是两汉以来的名门望族，李慈铭便用这个雅号来代指他。此时李慈铭沉迷于京师风月场，居然引赵之谦为同道而称其为“友人”，但描绘却极为刻薄，说他胡子拉碴，官话也说不标准，对韦娘一见钟情，却屡遭冷眼，甚至一碰衣角就被骂是“鬼手捉人”。据传世画像，赵之谦容貌不差，其妻女亡于咸丰十年洪杨之乱，切心之痛时常萦绕心底，一入青楼便欲与韦娘定情，更可能来自女妓们的谈笑。李慈铭看似记录趣闻，实则对赵之谦充满意味深长的嘲弄。

同治元年，李慈铭在《穷愁录》中写下这么一段，虽未点名，但矛头直指一位他眼中的“妄人”：“今之妄人，目未见注疏，耳未闻宫商，靡食偷衣，穷居自肆，以道学为腐，以考据为愚，恃小慧之可行，作艳词以自熹，而谓生无可师之人，世鲜可友之士，狂佻日甚，鸟兽为群，岂不大可哀乎？”（《穷愁录》，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此时李慈铭正与周星誉、星诒兄弟断交，而赵之谦却与周星誉亲近，这让他格外反感。“鸟兽为群”，正是讥讽赵、周狼狈为奸，这段指桑骂槐的批评，无疑是冲赵之谦而发。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写给周星誉的绝交信中，李慈铭更是直接挑明“妄人”，石印本中特意遮蔽了“杜五楼”和“赵之谦”各两处，其中一段写道：“乃闻今日执事扬言于朝，盛毁鄙人，而厚誉赵之谦，是固仆所不屑辨者。不特仆何至与赵之谦争，即执事之文，尚不足以取重于世，遑论其所延誉？”（《越缦堂日记》）他质问周星誉，为何厚赵而薄李，等于将自己与赵之谦的矛盾公开化，由此看来，李、赵恐怕在同治初年就已正式绝交。

同治四年四月李慈铭南归，九月赵之谦亦归，赵之谦又与德清戴望、杭州曹籀亲密，被李慈铭调侃为“浙人之不幸”。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浙西湖州有戴望，杭州有曹籀，籀新刻其石屋藏书两小册，一曰《春秋钻燧》，题曰褐宽博撰，一曰《籀书》，杂文也。吾邑妄子赵之谦为题记曰某年某月石屋藏书启钥锓版。……吾浙不幸，厉祲所钟，生此三人，虽黎邱鬼幻，转瞬烟灭，而后生好怪，颇有被其陷溺者，是亦风气之害矣。伯寅延揽人才如恐不及，此皆为妄子所惑耳。”（《越缦堂日记》）李慈铭知道潘祖荫爱才心切，但也吐槽他被赵之谦这类“妄人”所迷惑。潘祖荫于李、赵二人能各用其长，但也促成两贤相扼之局。李慈铭一再称不屑于与赵之谦争一时之短长，但他始终将赵之谦视作假想敌，时不时要拿出来揶揄一番。

同治五年，谭献辑成《定盦外集》，浙中士人乐道其成，李慈铭却致书陈豪讽刺曹籀之序，赵之谦因与曹氏相善而无辜躺枪，“定盦之文与人不免钓奇好怪，故其象贤遂不可测。而世之好其学者，如吾乡之天水生，亦遂放僻而不可正，（此君近日京师行事闻更不堪。）深可叹也。定盦集既讹夺甚多，而开卷曹某一序，其文秽劣，几于佛头着粪。”（《冬暄草堂师友笺存》）彼时李慈铭的朋友圈皆知他笔下的“吾乡之天水生”指赵之谦，二人水火不容广为人知。

同治九年，李慈铭欲为侄儿僧慧聘城东秀才赵余谦之妹，请孙咏裳作伐，“城东赵秀才有妹，年长而善操作，家又甚贫，僧慧既甚弱，须健妇，且受田劣四十亩，非寒人女不能相安。以子宜与秀才交，故属转请之。”（《越缦堂日记》）但赵秀才推辞，说须请其从兄某决断，“某以狂名越中者，素与予不谐，其事必无成。”据赵而昌《赵之谦著作与研究》，赵之谦有族兄成谦，此“赵余谦”，或是赵之谦从弟，且据“素与予不谐”“以狂名越中者”限定，此人大约也非赵之谦莫属了。结亲一事自然也未成，连晚辈的婚姻大事，都没能绕开两人之间的意气纠葛。

同治九年底，赵之谦再次入京；李慈铭也于次年正月抵达，两人都参加会试，却双双落榜。同治十年五月初一，潘祖荫与张之洞风雅好事，值各地举子云集京城，便发起了龙树寺雅集，号召一出，应者云集。然而，如何让赵之谦与李慈铭这两位冤家同时出席，却让主办方费尽心思，李、赵若缺席，雅集会黯然失色。张之洞在《致潘伯寅》信中道出了他的盘算：“李、赵同局，却无所嫌。此两君不到，此局无色矣。莼客晚嘱其不忿争，执事能使撝叔勿决裂，度万不至此。则无害矣。若清辩既作，设疑送难，亦是韵事。”（《张之洞全集》）张之洞已私下叮嘱李慈铭保持风度，也请潘祖荫约束赵之谦，使场面不至于失控。他甚至觉得，即便两人当场辩论起来，也属清辩韵事。但潘、张似乎多虑了，雅集当日，赵、李二人都很克制，并未破坏和谐气氛。

但京师狭路相逢，李慈铭对赵之谦穷追猛打，京中好事之人也从中挑拨。广东籍的户部主事陈乔森，常往来于李慈铭、张之洞之门，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又来见李慈铭，“逸山（陈乔森）直言近日遇吾乡天水妄生，于酒间恃河阳侍郎之宠，倚醉骂坐，逸山怒叱之，不止，奋拳欲殴之，逡循遁去，坐客皆拊掌称快，可发一笑。”（《越缦堂日记》）这位爱看热闹的陈乔森，不止一次在李慈铭面前搬弄是非。光绪三年十月初二，他又上门传话，“‘李若农言君之才不及天水狂兽之万一，张香涛言君之学不及王廉生之万一，此二人轻薄至此，尚得为有人心乎？’余知其意，婉告之曰：‘彼二君虽不足知我，然亦何至如君所言？’又遽曰：‘河阳侍郎谓君不如王壬秋远甚，我尝屡争之，以此河阳并恶我。’余亦笑谢之而已。人之分量，自有公评，得失寸心，知之在己，本不以悠悠为优劣，亦不必与混混争是非。”陈乔森说他听到潘祖荫、张之洞、李文田等品评李与赵之谦、王闿运、王懿荣高下，简直造成了李慈铭的内伤。“河阳侍郎”即潘祖荫。王廉生即王懿荣，与李慈铭交好。王闓运，字壬秋，李慈铭与其素无交集，但将之与赵之谦相提并论，也令人费解。

张之洞与李慈铭聊天，赵之谦或许是不错的话题，“前日孝达谓赵之谦之荒谬狂鄙，本不值一骂，然其不学无行之诡状，三尺童子可立发其覆。而士夫乃为所绐，良由实学不明，世无正论。使生乾嘉之代，太阳遍照，妖魅自消，何烦我辈齿颊哉？予甚韪其言。”（《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四日）陈乔森在李慈铭面前厚李薄赵，转身却又在张之洞面前嘲讽李慈铭，可谓两面三刀，李慈铭后来恍然大悟，实其咎由自取。“逸山又娄以伯寅、香涛、王廉生、李学士相诋之言告余，余以诸君皆与逸山厚，而逸山独袒余者，为士穷相恤也，由是益亲之。乃前日云门述香涛言，则逸山所至毁余，有耳不忍闻者。人情险巇，固如是哉？”（《越缦堂日记》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他也果断与陈乔森断交。

同治十二年，赵之谦三次会试不中后，以举人大挑知县发往江西，尚未启程，李慈铭的“小报告”已经先一步送到了江西学政李文田的手中。他在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写的《上顺德座师书》中特意提醒道：“兹有吾乡妄人天水生，以知县发往，此生不特文理荒谬，一无知识，其行止鄙诡，好持短长。面为翕熟者，相背无不诋毁。吾师爱才若渴，彼来谒见时，宜留神察之，弗为所惑也。肃此禀闻，惟霁鉴不备。”（《越缦堂遗稿真迹》，上海师范大学藏）李文田，号若农、药农，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同治九年李文田任浙江乡试主考官，李慈铭中举，故有 “吾师”之称。书末“此生不特文理荒谬，一无知识，其行止鄙诡”云云，句句都在贬低赵之谦的人品与学识。这种暗中吹风的做法，不仅有失君子风度，也实在算不上高明，但也由此可见他对赵之谦的积怨之深。

浙江图书馆藏杨樾抄本《越缦堂骈散文类钞》，“霞外人”即平步青。

这篇《上顺德座师书》篇后有平步青跋云：“天水生，指会稽赵益甫之谦，后署南城知县，甲申十一月初二邸抄（二十见《申报》），潘中丞霨奏称‘博学多能、熟于掌故、信政治民、恩威并洽’者也。与越缦学术门庭各别，素不相下。或谓篇中‘妄人’二字似太过，予咲曰：王凤洲盛时，震川斥为妄庸巨子；胡稚威为丙辰鸿博中才名第一，张南漪亦诋为妄男子。天水生之学之才，于凤洲、稚威何若，予不敢知。若越缦，则似非震川、南漪一流。以妄目之，庸何伤？特顺德在都，与天水生素交，越缦亦知之，而篇末云云，似此书专为此而上，颇不可解。丙戌九月四日霞外人识。”（《越缦堂骈散文类钞》）对于有人觉得李慈铭直呼赵之谦为“妄人”太过分，平步青举了历史上归有光骂王世贞、张南漪骂胡天游的例子，说赵之谦的才学比不比得上王、胡二人我不敢说，但李慈铭恐怕也够不上归、张那样的分量，他骂赵之谦“妄”，未必就骂错了。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最关键的问题：李文田与赵之谦是旧相识，李慈铭对此也心知肚明，既然如此，还特意写一封专为诋毁的信，这种背后捅刀的行为，平步青也表示难以认同。

赵之谦与胡澍情谊素深，李慈铭读到胡澍之书，也要借题发挥，光绪元年九月十二日：“得潘侍郎所刻胡荄甫《素问校义》，此君绩溪寒士，以举与吾乡天水妄子为密友，互相标榜。……予性乐道人之善，又禀承家教，每出辞气，惟恐伤人，朋友之愆，掩覆尤力，然竟以此被周□□□□二蜮内之陷阱，故于此两竖言之痛心，当为百世之仇。若天水妄子，本无深隙，徒恶其佻狎卑鄙、奸险翻覆，又不通一字，而好为大言，故拒绝其人，不稍假以辞色，遂激小人之怒耳。或疑其争名致竞，则未闻西子与无盐比美，黔娄与盗跖鸣高，予纵不自爱，亦何至是乎？……而终构之不可解者，则周□□及匪人杜□□也。世道险巇，聊附记之。”（《越缦堂日记》）他将自己与赵之谦素不相能的因由和盘托出，试图为二人之间的是非做个总结，虽然他极力否认是“争名致竞”，然而或许这正是症结所在。

赵之谦先在南昌通志局候补，直至光绪五年（五十一岁）才得鄱阳县缺，光绪七年知奉新县，九年知南城县。赵之谦虽远在江西，却始终未离开李慈铭的视线。

石印本赵下遮蔽，正是“之谦”二字。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慈铭收到老友张鸣珂从南昌寄赠的邹叔绩《敩艺斋遗书》，此时赵之谦也在南昌，李慈铭再次揭露他“窃购奇零小书，以自夸炫”三四事，“余于癸亥春得之厂肆。至辛未再入都，周荇农言与叔绩故交，谋刻其遗书，因属徐寿蘅、张芗涛求余所得以付梓，余已语潘伯寅将刻之，以伯寅方刻它书，而荇农求之切，遂付芗涛以转畀。有妄人赵之谦者，无赖险诈，素不知书，以从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录，谓汉学可以当腐鼠也，亦窃购奇零小书，以自夸炫。尝得钱竹汀《庸言录》写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书名，冒为己作以示人。又尝购得陈硕甫《毛诗疏》，书贾索直十金，乃以五金购其所附《毛诗音》、《毛诗说》等四种，而还其《疏》，且告人曰：陈氏菁华在此，其《疏》不必读也。芗涛既得叔绩书，不遽畀荇农，妄人一日诣芗涛，见其为写本，以世人多未见也，直纂以去，荇农属芗涛固索之，不肯还。余亦颇怒，芗涛之好怪召侮，致此书遭堕溷之污，屡责还于芗涛，芗涛窘甚，然卒无如何也。今龙君刻之南昌，其跋言与叔绩故相知，录得其副，近官江右，遇赵某，言在京师日尝得残册于周荇农阁学，因属其校勘而刻之。盖妄人得此书，既不能句读，又知龙君有副本，不得据为己作，其技遂穷，而犹诡言得之于荇农，以自夸其与二品官往还，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此等委琐，本不足冤楮颖，以世之愚而售其欺也。聊附记之。”“周荇农”即周寿昌，“徐寿蘅”即徐树铭，皆湖南长沙人，官侍郎、尚书，他们对同乡邹叔绩的著作极为关心，李慈铭与之皆有交谊，耳闻其事。赵之谦素有收辑学人稀见零稿的喜好，其本心绝非盗为己有，李慈铭过于敏感，攻击过于恶毒。

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日，赵之谦因哮喘发作卒于南城官舍。消息传到京师，潘祖荫寄唁函、赙金，李慈铭一定也知晓，但次年五月二十四日，读到沈文起在《左传补注》诽谤刘申甫、龚定盦、宋于廷“险忮刻薄”，他仍借题发挥，“若近日之戴望、赵之谦等辈，乃所谓险忮刻薄者也，赵一无所知，又非戴比，真圣世之贼民耳。”即便斯人已逝，李慈铭仍旧不依不饶，发出“圣世之贼民”的诛心之论。

戴家妙先生整理《赵之谦集》，辑得赵之谦自题《闽遊日記》及《悲盦日記》各一则，并日记残稿一则，尝鼎一脔，我们藉此知道赵之谦也有写日记的习惯，只是未能留传下来。

戴家妙先生整理《赵之谦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

李慈铭对赵之谦的厌恶公之于众，面对他的恶意指责，赵之谦本人却未曾有公开回应，但也不代表他对李慈铭没有关注，刻意的回避，或许也是一种不屑的态度。

多年以后，为赵之谦发声的，是他的族侄赵而昌。赵而昌（1921--2005），名能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身后藏书捐赠绍兴图书馆。他著有《赵之谦著作与研究》，所据颇多珍贵文献，就赵、李二人气质与性情分析交恶缘由，“说者以为李、赵交恶，只是文人相轻。殊不知文人相轻只是一句笼统的话，而两人少年气盛又是不消说得的。但表现在对待同一事物时，则态度往往不一。如同是京考，李尝十一上春官不第，待光绪庚辰成进士，已年五十二了。赵虽也热衷科举，然微有不同，他二十五岁《答王瓒公问学》诗，有识字务觅举，“奄然死牗下，六十竞不闻”，“英雄入彀中，祸甚于阬焚”的话，所以几次京考之后，也就甘心去江西做小官去了，而最终还是以书画名世的。”（《赵之谦著作与研究·李赵交恶》2007年）

赵而昌指出，李慈铭一生执着于科举，历经十一次会试，终于在五十二岁时考中进士，他一生以清高文人自居；赵之谦虽也曾热衷功名，但较达观，在早年诗句中流露出对科举制度的清醒认知，几次落第后便选择赴江西担任知县，最终以书画成就传世。两人对仕途与人生的态度迥异，或许正是他们分裂的深层原因。

赵而昌收藏赵之谦、李慈铭的信札，并于1944年3月1日在《古今》第四十二期刊发《越缦老人信札五通》，“关于赵悲盦和李越缦，《古今》已论之再矣，这里不想多说。蔡孑民先生在《鲁迅三十年集序文》上，推越缦为近代旧文学的殿军，虽非过誉，而《古今》三十期郑秉珊先生‘以目前的声誉论，李莼客较赵撝叔相形见绌’一语，尤觉恰当。这倒非因为悲盦是不佞的从伯而故意有所坿和，换句话说，乃是书画篆刻，悲盦自有其不朽的丰绩在也。不佞所知于悲盦主人的，虽少得可怜，但他日若有机缘，则仍想替他写点短文的。至于李莼客，寒斋藏有信札十数通，除了文词清丽之外，书法尤朴茂可喜，今录其五，以实本刊。”赵而昌所据文献详实，持论也颇公正。

李慈铭晚年再提及赵之谦时，已无刻薄的贬斥，即便有所指正，也更多是对事不对人，言辞间收敛了锋芒。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六日，他在写道：“夜为弢夫缋《秋灯课诗图》，其母卢恭人尝有诗云‘矮屋数椽灯一点，吾家喜有读书儿’也。弢夫乞其师赵之谦为之图，所写荒凉，不合景状，故为图以正之。”（《越缦堂日记》）王彦威字弢夫，浙江黄岩人，他请赵之谦绘《秋灯课诗图》以纪念母亲，李慈铭又为之补绘，但未恶评赵氏。

此时，潘祖荫与赵之谦皆已离世。垂暮之年的李慈铭，回看当年那些意气之争，或许自己也有些哑然。纵观二人一生，赵之谦金石、书画、篆刻名闻士林；李慈铭则擅长辞赋、考证与批评，以学问文章立世。他们天赋异禀，一时瑜亮，难分高下，又皆恃才傲物，可称《英雄记》之才，但李慈铭喜怒形于色，批评异己如秋风扫落叶，也因此给自己贴上气量偏狭的标签。赵之谦虽也自负，却未以文字攻击对手。这段纠缠半生的恩怨，终究在岁月的沉淀中，化作一段文坛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