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杰 西安邮电大学2022级本科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诗经》里，蟋蟀是节气的信使，踩着时间的脊背步步逼近。先民不需要日历，听虫声便知天地消息。这只小虫从旷野登堂入室，最终钻进华夏文明的床榻，一吟就是三千年。

　　直到另一个北京玩主——王世襄，用紫檀木般的考究，将秋声请进了宣德罐。读他的《蟋蟀谱集成》，相虫、养虫、斗虫、器皿、掌故，每条皆可入典。这位“秋官”用象牙塔的功夫，为草根鸣虫立传。

　　而我的捕蟋蟀事业，始于一把铁皮手电筒。

　　手电筒的塑料罩早已摔出蛛网裂痕，光柱投出去便涣散成昏黄的雾。但在八岁那年的夜里，它就是我的探照灯。王世襄的相虫术讲究“头色、牙钳、肉身、翅衣”，而我的标准质朴至极——谁嚷得最响，谁便是将军。

　　砖头翻开的刹那，潮虫四散，蜈蚣疾走。只有那只黑褐色的精灵定在光圈中心，两根触须四下探着虚实。此时动作要快，更要轻。铜丝罩子扣下去的力度，需恰好切断其退路而不伤其须尾。这招“观音拢袖”，是我无师自通的绝学。

　　接着，战利品被请进玻璃囚宫，垫一层溏湿的土，再供半片青翠菜叶。

　　王世襄的蛐蛐住的是澄泥老盆，吃的是精研的熟栗子泥。我的“将军”则屈居果酱瓶，粮饷不过是清水毛豆。但仪式感不曾短缺——每日以毛笔蘸水轻润瓶壁，煞有介事地依谱“贴铃”（配雌虫），虽往往只养出一批呆头愣脑、拒不应战的懒货。

　　真正的沙场，在午后阳光晒暖的水泥管上。

　　两罐口对口，闸门抽开。孩子的赌注通常是弹珠与画片，蛐蛐的赌注则是全部的尊严乃至性命。王世襄笔下那“牙似干将”的猛将，在我这里，多是交锋即溃的逃兵。犹记得我最骁勇的那只“黑头”，竟在决战前夜，撬开纱罩，遁入茫茫黑暗，不知所终。

　　母亲总笑我是个“玩客”，少时就趴在地上玩虫，大了还净看些教人玩物的书。她一边缝着衣服，一边看我捧着王世襄的《蟋蟀谱集成》发呆，便摇头：“这般痴相，倒像是要从书里抠出只蛐蛐来。”她自然不明白，有些玩物里其实藏着山河，有些玩趣中一样见着古今。

　　待秋深了，水泥管上的“沙场”早已散场。弹珠滚进了抽屉角落，画片夹在旧课本里当了书签。我们的输赢胜负，后来都忘了。唯独一直挂念着那年决斗前夜撬开纱罩的黑头将军，不知它遁入茫茫黑暗之后，可曾寻得良所，可曾婚配，可曾子孙满堂。

　　若真能儿孙绕膝，秋夜鸣唱时，它或许会讲起往事。那故事里肯定没有王世襄的谱录，也没有孩子的赌注，只有一个关于“抓壮丁的巨人”的传说——那巨人手指如山倾，罩子似天穹，来时悄无声息，去时地动山摇。在它的故事里，它也肯定不是逃兵，而是唯一一位从巨人指缝间成功突围并保全了自由与尊严的英雄。

　　如此想来，我那失败的捕蟋蟀“事业”，在另一个世界里，便是成就了一部虫族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