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抗日将领蒋在珍

蒋在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8师师长，陆军中将。字丕绪。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省桐梓县下河坝人。祖父晚清时期从四川合州（今合川）永青里迁桐梓，在下河坝以开小客栈为生，父蒋永富子承父业，后携妻儿迁到离县城40里的官仓禾嘉塆，民国初年蒋永富被委以团首之职。蒋永富有子二，蒋在珍为其次子。

蒋在珍幼时就读响水田余大猷办的私塾，后入官立14初等小学，小学毕业后考入贵州讲武学堂。毕业后在黔军中做见习军官，后入罗成三部。民国12年（1923年）3月，周西成以“靖黔”司令进入黔北，擒杀罗成三并收编其部队，任命蒋在珍在戴和清（桐梓人）团任营长。由于滇军进逼，周西成退回南川、綦江，加入川东边防军石青阳部，任周西成为第2师师长，蒋在珍随之，逐渐由营长、团长升至旅长，属毛光翔部下。民国18年（1929年）6月，周西成战死后，毛光翔接任其第25军军长职，于民国21年（1932年）初晋升蒋在珍为该军第3师师长。民国24年（1935年），第三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8师，蒋在珍任师长。次年秋，调到江西修水、湖北通城等地驻防整训。1937年抗战爆发后调河南郑州、安阳布防。民国27年（1938年）初，新8师调入第92军，负责郑州黄河铁桥一带河防。2月19日，蒋在珍部奉命炸掉黄河大桥。是年，经蒋介石批准，蒋在珍率部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阻滞日军进攻。后奉命开赴陕西韩城，守卫禹门一带黄河河防。民国28年（1939年）2月，奉命开赴晋东南，参与对中条山日军发动的4月攻势。在浮山、侯马、沁水、紫沙腰等战役中，蒋在珍师22团团长彭镇璞，营长王树骥、副营长谢忠、连长龙鳞、李尚铭等相继阵亡牺牲。12月，蒋在珍升任93军副军长，陈牧民继任师长。民国29年（1940年）8月20日，新8师担任配合八路军百团大战，向高平日军发起攻击，该师23团3营营长以身殉国。随后，新8师调防陕西，担任潼关至三门峡黄河段的河防任务。再调往重庆，担任警备任务。民国33年（1944年）9月，新8师调往广西，参加反攻桂林、全州等战役，93军惨败，新8师全军覆没。民国36年（1947年）11月，蒋在珍晋升陆军中将，调任国民政府军委办公厅任参议员，但他拒就新职，回到桐梓闲居。

民国38年（1949年），蒋在珍复出，被任命为贵州省第2绥靖区副司令。贵州解放前夕，随部起义，任遵义剿匪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以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共救国会”和黔北土匪叛乱被捕。1952年9月14日，公审后在遵义凤凰山下鲤鱼田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枪决。

抗日战争开始后，蒋在珍率领新8师前往河南，在第1集团军长官刘峙指挥下，于郑州、安阳等地构筑工事，在郑州与中牟之间布防以阻止日军侵犯郑州。民国27年（1938年）初，其新8师划归92军军长李仙洲指挥，于2月初奉令守卫黄河两岸桥头堡及铁桥上下一线河防。日军飞机多架次连日轮番空袭新乡车站及黄河铁桥，军事委员会为了防止日军攻占新乡后，通过铁桥南犯郑州，命令新8师除坚戍守黄河铁桥一线河防，并随时准备破坏黄河铁桥。但是时，新8师兵力部署如下：以22团傅衡中部位于黄河铁桥北岸与詹店间，构筑桥头堡阵地，拒敌南犯，掩护炸桥。以23团李昌荣部位于铁桥南端一线，沿河设防，守护铁桥。师指挥所位于铁桥南端窑洞内，指挥配置的高射炮连，加强对空警戒。独立工兵第一连作好破坏铁桥的各种准备工作，开始在桥上捆绑炸药包。2月19日，新乡失守，日军进至新乡以南的忠义镇，情况紧急。蒋在珍奉上级指示，命令独立工兵第1连王连长按红白色各三发信号弹炸桥，是日半夜后，蒋在珍率参谋长朱振民、师部参谋熊先煜等守候在指挥所前的小高地上，等候由北向南撤退的铁路员工的最后一列火车通过铁桥后，即发出规定信号，工兵连随即引爆早已安放在大桥各处的炸药，开始炸桥。其时声如巨雷，持续不断，多达百孔的黄河大铁桥，计从中间的39孔起至82孔止，其间均已遭严重破坏，“有桥床爆倒者，桥墩爆塌者，桥床桥墩均爆落入水者”，基本无法使用，如要修复，至少需要三年五载才能建成。

炸桥任务完成后，蒋在珍即奉命率部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此时，日军已抵黄河北岸，占领开封，因黄河大铁桥已毁，无法过河，两军隔江对峙。先是，第一战区长官部提出了掘开黄河大堤，利用黄河水淹没开封、中牟之间的铁路、公路，以阻挡日军进攻郑州的对策。军委会及蒋介石批准了他们的提议。但原来执行决堤任务的39军、53军部队，直到6月5日都没有大的进展。情急之下，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即调蒋在珍的新8师接任决堤任务。新8师原本是奉命执行日军一旦攻破郑州，立即放火焚城的任务。在接到决堤命令后，蒋在珍率新8师到达黄河岸边，经过详细勘察，重新选择在花园口完成决堤这一战略性任务。此事经商震报请军委会即蒋介石、何应钦首肯后，蒋在珍应允在三天内完成。6月6日，新8师队伍立马开上黄河大堤，蒋在珍在花园口南面的索水河靠近黄河大堤部，划了两条线，宽约50米的地段，于次日晨开始挖掘。他不顾一切地督促官兵，使用圆锹、十字镐、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轮班苦干。参加掘堤的有新8师的工兵连、22团、23团、24团，各分两班轮流作业。当决口挖掘开二、三丈时，水流缓缓而出，此时已是6月9日下午3时。为加快泄洪，蒋在珍调来了两门平射炮，炮兵对准花园口黄河大堤一连发射六七十发炮弹，将大堤炸开了约7米宽的口子。当时正值黄河上游雨季，河水奔泻而下，历时4天4夜，淹没了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淮河注入蚌埠上游的淮河，淹没了淮河的堤岸，冲断了蚌埠附近的淮河铁路大桥。蚌埠向北经曹老集至宿县，也都成了一片汪洋。之后，黄河改道，汇入淮河，东人洪泽湖，经界首进入运河，沿运河南下进入长江，流入东海。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万余人。89余万老百姓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了此后连年灾害的黄泛区。”黄河决堤，河水泛滥，在军事上形成了广阔的大片地障，给日军的西进造成了困难和损失，其进攻被迫停止。日军约4个师团陷于黄泛区，损失2个师团以上，日军纷纷落水，淹死上万人。日军大本营原定的以准河水运为后勤补给线、日军主力由北方进攻汉口的作战计划破产，日军不得不改变作战路线，给岌岌可危的郑州防线解了围。延迟6年，日军才于民国33年（1944年）4月攻占郑州。

蒋在珍及其新8师黄河决堤花园口，历来在史学界评论甚多，近年来对此也有了不少实事求是的评价。曹聚仁、舒宗侨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1947年5月初版，2011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认为：“中牟附近黄河决口，改变了整个攻防的情势；从军事上说，黄河决口在当时的确是件大事。……黄水南流入淮，不仅对于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将来华中战局，亦将受其影响。因此，正在积极西进的敌军，便在平汉以东停止前进，转向华中，沿江以攻武汉了。”杨天石、臧运祜编著的《战略与历次战役—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200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收入中国学者马振犊论文《中国的抗日战略》和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论文《华中日军：1938—1941—以第11军的作战为中心》，对花园口决堤亦有评论。马振犊认为：“黄河决口……（使）日军统帅部原定的作战计划被打乱，只好变更战略进攻路线，改以华中方面军绕道合肥、安庆，沿长江一线主攻武汉。这样，便演成武汉会战之结局。……而将北方战场战事停顿下来。这一局面直至抗战末期也未改变。这种战局变化适应了国民政府所期望的长期抗战的战略需要，使抗战后方基地西南地区得以保存。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黄河决口，但其中河泛之作用亦应给予如实的肯定。”户部良一认为：“蒋介石在徐州集中兵力，希望把日军引诱至此，为武汉防卫赢得时间。但是，徐州战役只是稍微影响了日本的汉口战役，并没有延迟它进行的时间。真正影响汉口战役的，是后面要讲述的蒋介石决开黄河堤口的行动。”英国学者方德万著《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200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书认为：“6月9日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炸开河堤，造成水灾殃及了河南、安徽和江苏，使日军计划搁浅，把夺取武汉的时间推迟了5个月”。这些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回到事实本身以认定蒋在珍决堤的功过。

新编第8师完成决堤任务后，奉命开赴陕西韩城，守卫禹门一带黄河河防，阻击日军渡河向西进犯。新8师以22团一个加强营占领禹门及东龙门山阵地，这是禹门的桥头堡，也是阎锡山第二战区晋西乡宁、吉县的右翼阵地。民国27年（1938年）12月23日，盘踞河津的日军，以七、八联队附滕田大队为基干，加上伪军等共四、五千人，大炮20多门，由空军配合进攻新8师东龙门山及禹门口前沿阵地。日军以飞机轰炸扫射，大炮轰击，掩护步兵前进，均被新8师击退。26日至29日，日军又出动飞机多架次，对新8师阵地狂轰滥炸，此时大雪纷飞，日军步兵身着白色衣服，在雪地上伪装前进，企图夺取禹门渡口和东龙门山阵地。新8师官兵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日方伤亡惨重，新8师前沿阵地官兵伤亡亦达70%以上，其中守卫云中寺的一个加强排，全部壮烈牺牲，前沿多处阵地一度失手。30日，副师长朱振民命令23团翻山越岭，由师家滩渡河增援，从龙门山侧面向日军发起攻击，收复龙门山所有阵地。龙门山战役给予日寇沉重打击，毙伤日军200多人，迫使其龟缩河津、秸山两地。新8师阵亡连长以下黔籍官兵271名，战后合葬于陕西山西交界处的龙门山麓（现属山西河津县）。1987年河津县政协在墓前修建一座纪念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后，山西省河津县（现改市）重新认定国民革命军新8师防守黄河龙门山的战略作用，决定为牺牲在黄河龙门山麓的新8师290名烈士重建纪念碑。（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