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山穹剑）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才瓜分盛宴开启。

美国挥舞着美元和绿卡，如虎入羊群；德国、以色列紧随其后，疯狂“猎头”。

而当时的中国，却像一个揣着几包方便面和二锅头，挤在宴会门口的穷亲戚，满脸尴尬。

顶级的苏联科学家，压根就没拿正眼瞧过我们，而俄罗斯更是把我们当贼一样防着。

我们的“双引工程”，开局就是地狱模式，几乎颗粒无收。“

然而，所有人都没料到，正是我们这种看似最“寒酸”、最“笨拙”的方式，最终却挖了所有西方国家的墙角，将那些国宝级的苏联科学家，像请菩萨一样，一尊一尊地“请”回了中国。

一

1991年的冬天，莫斯科的雪，下得比任何时候都大，都冷。红色帝国的大厦，在一夜之间，塌了。

消息传回国内，中枢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时任驻苏大使吴虹滨，发回了一封加急电报，内容翻译过来，只有几个字，却字字千钧：

“国门洞开，人心思变，机不可失，速来淘宝！”

这“宝”，不是别的，正是苏联积攒了七十年的，那些足以让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垂涎三尺的——顶级科学家和尖端技术。

要知道，那时候的苏联，在材料学、核动力、航空航天、舰船设计等领域，是绝对的世界霸主。他们培养的科学家，一度占了全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些人，就是活的宝藏。

一声令下，一个代号为“双引工程”（引进人才、引进技术）的绝密计划，火速启动。

总理亲自挂帅，从全国各大院所、军工单位，抽调了上百名顶尖专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采购团”。

我，就是这支队伍里，一个负责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王援朝。

出发前，我们接到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带回我们需要的人和技术。

可问题是，我们拿什么去“不惜一切代价”？

当美国、德国、以色列的“猎头”，开着奔驰，揣着成箱的美元和一沓沓空白护照，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五星级酒店里，像选妃一样挑选着苏联科学家时。

我们的“采购团”，正挤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国际绿皮火车上。车厢里，堆满了我们能拿出的所有“硬通货”——成箱的“红星”二锅头、金华火腿、上海牌的羊毛衫、暖水瓶，甚至还有几百斤的东北大米。

没办法，穷。1991年，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只有区区217亿美元，每一分都要用在刀刃上。

用人民币？人家科学家能用锤子把你轰出来。

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最原始，也最心酸的方式——以物易物。

我们的队伍，兵分三路。一路，主攻莫斯科，那里是大脑。一路，杀向基辅，乌克兰是肌肉，苏联一半以上的军工企业，都在那里。还有一路，去往明斯克，白俄罗斯是神经，他们的光电技术和重型载具，独步天下。

我被分在了莫斯科这一组。火车在西伯利亚的原野上，咣当了七天七夜。当我拖着几个装满了香肠和饼干的大麻袋，站在莫斯科红场上，看着那些行色匆匆、满脸迷茫的俄罗斯人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场仗，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难打一百倍。

二

莫斯科的冬天，能把人的骨头缝都冻住。但更冷的，是人心。

我们和吴虹滨大使接上头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让我们如坠冰窟。

“晚了，俄罗斯已经回过神来了。”吴大使一脸凝重。

他说，叶利钦在短暂的混乱后，立刻下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开始对国宝级的科学家进行登记和保护。所有A级名单上的科学家，一律禁止出境。甚至，他们还抢先一步，从刚刚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往回“挖”人。

至于那些尖端技术资料，更是被当成了眼珠子一样看着。

为了阻止我们获得图-160战略轰炸机的技术，俄罗斯甚至不惜和死对头美国联手，一起逼着乌克兰，把那些还没出厂的“白天鹅”，全部就地销毁。

“我们现在，就像一群揣着钱，却发现商店关门了的顾客。”吴大使叹了口气。同行的几位老专家，心态当场就崩了。有人捶着桌子说：“那我们还来干什么？来莫斯科旅游吗？”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看着我们的领队，李杰，一位头发花白，眼神却异常坚毅的海军专家。李老只说了一句话：“既然商店关了门，那我们就去敲售货员的家门。”

当晚，我和李老，就提着两瓶二锅头，一条火腿，还有一包从国内带来的茶叶，敲开了一位叫安德烈的，退休的火箭燃料专家的家门。

“休克疗法”，已经把这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贫民窟。卢布，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

即便是安德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已经好几天没见过肉了。当房门打开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他身后，他那只有七八岁的小孙女，正眼巴巴地，舔着一个空牛奶瓶。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安德烈看着我们带来的礼物，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瞬间就红了。他没有多问，只是把我们请进屋，打开那瓶二锅头，给我们和自己，都倒了满满一杯。

那天晚上，我们没谈技术，没谈资料。我们只是听着这位老人，用带着浓重伏特加味道的俄语，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苏联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悲凉。临走时，李老将我们带来的所有食物，都留了下来。

安德烈把我们送到门口，犹豫了很久，从怀里掏出了一本破旧的笔记本，塞给了我们。“这里面，是我的一些……个人研究笔记。或许，对你们有点用。”

回到大使馆，我们连夜组织专家翻译。那根本不是什么“个人笔记”。那是苏联最新一代液体火箭燃料的配方草稿！虽然不完整，但其价值，无可估量！

我们所有人都激动得一夜没睡。李老却异常平静，他对我们说：“从明天起，所有人，分头行动。不求一步到位，只求广结善缘。记住，我们不是来‘挖人’的，我们是来‘交朋友’的。”

三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就成了莫斯科街头，最奇怪的一群“倒爷”。我们开着大使馆那辆破旧的伏尔加，后备箱里塞满了各种食物和日用品。

我们不去拜访那些被严密监控的A级科学家。我们专找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边缘化、被遗忘的，B级，甚至C级的技术人员。他们或许不是最顶尖的，但他们，同样是构成那个庞大科技帝国的，一块块基石。

我们不谈交易，不谈价钱。我们只是去送温暖。你家没面粉了，我们送。你孩子没奶粉了，我们送。你冬天没钱买煤了，我们帮你搞。

刚开始，他们很警惕，以为我们是克格勃派来试探的。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一次，两次，三次……

当他们发现，我们是真的在帮助他们，不求任何回报时。

他们的态度，开始变了。他们会邀请我们进屋，喝一杯热茶，会拿出家里珍藏的相册，给我们讲他们年轻时的故事。

当然，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会偷偷地，塞给我们一些东西。一张手绘的电路图。一本写满了化学公式的旧书。甚至，只是一段写在餐巾纸上的，关键的算法参数。

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像一块块拼图，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拼凑出了那个红色科技帝国的，部分轮廓。

但我们知道，这还远远不够。我们没有核心的图纸，更没有，一份能让我们“按图索骥”的，完整的人才名单。

就在我们莫斯科之行，即将结束的前一个晚上。转机，以一种我们谁也没想到的方式，出现了。

那天，我们要拜访的，是一个叫舍瓦琴科的，档案管理员。按照资料，他三年前，因为一次实验事故，被调离了一线，负责管理一个已经废弃的资料库。

这种人，按理说，是最没有价值的。但李老坚持，要去见一面。“有始有终。”他说。

当我们敲开舍瓦琴科家门时，一股寒意，扑面而来。屋里没有电，点着几根蜡烛。一家五口人，包括两个瘦得皮包骨的孩子，裹着一条毯子。看到我们，他们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我们把装满食物的袋子递过去时，那两个孩子，像两只饿疯了的小狼，扑了上去，抓起一块黑面包，就往嘴里塞。那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别过了头。李老沉默了很久，转身回到车上，把他自己那份，准备带回国路上吃的食物，也拿了过来。

舍瓦琴科看着我们，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哭了。他一边流泪，一边用手捶着自己的脑袋，嘴里不停地，用俄语说着“对不起”。我们知道，他没有什么能“回报”我们。

李老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生硬的俄语说：“朋友，挺过去。”我们没有多留，留下了一些钱和所有的食物，便转身离去。

我们刚走到街口，准备上车。舍瓦琴科突然从后面追了上来，气喘吁吁。“等等！”他跑到我们面前，将一个用油布，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塞进了李老的怀里。

“这个，你们或许用得上。三年前，他们封存资料库的时候，漏掉了一份。我……我一直藏着。”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黑暗中。

回到大使馆，我们关上门，拉上窗帘，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个油布包。当里面的东西，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停止了呼吸。

那是一份名册。一份印有“绝密”字样，详细到每一个子项目，每一个课题组，每一个核心成员的，苏联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最完整的——专家名录！

李老和吴大使，这两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在看清名册封面的那一刻，猛地，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像两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四

“老吴，我们……我们挖到龙脉了。”李老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充满了无法抑制的狂喜。

有了这份名册，就等于有了一张藏宝图。整个苏联的科技精华，所有顶尖科学家的姓名、专长、住址，都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之前的“广撒网”，终于可以变成“精准捕捞”了。

吴大使擦了擦眼泪，对李老说：“明天，我们再给舍瓦琴科一家，送一批物资过去。”李老想了想，摇了摇头：“不。给名单上，我们能联系到的每一个人，都送过去。”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无比深邃：“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的是情义。雪中送炭，我们送得起。锦上添花，我们以后，也送得起。我判断，他们很多人，对我们，依然有所保留。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中国的“双引工程”，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样是举步维艰。

乌克兰，那时候是一心想“去军事化”，削尖了脑袋，想当欧洲的“瑞士”。

所以，他们对军工人才，是“开仓大甩卖”的态度。只要你有本事，随便挖，我绝不拦着。于是，基辅，成了全世界的“围猎场”。但可惜，我们没吃到多少肉，只喝到了一点汤。

那些最顶尖的科学家，第一选择，永远是美国、德国。

没办法，我们给出的条件，太寒酸了。自己国内的大学生，那时候都削尖了脑袋想往美国跑，更何况是人家。

甚至，连朝鲜，都加入了这场盛宴。他们用黄金、美女做诱饵，也忽悠了不少科学家过去。不然，光凭他们自己，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搞出核武器和大浦洞导弹的。

唯一例外的，是印度。苏联解体，三哥的第一反应是：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好消息是，那些真正站在金字塔顶尖的“大佛”，比如航母总设计师，核潜艇总设计师这类的人物，都被俄罗斯和乌克兰，当成宝贝一样，死死地留在了国内。他们名声太大，想走也走不了。

而这，恰恰给了我们机会。

“双引工程”真正迎来转机，是在1993年之后。

这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外，还得感谢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

美国，是苏联人才外流的，最大目的地。但美国，也是一个商业化，到了极致的国家。

为了“挖”人，美国的那些军工巨头，可以开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年薪。但当这些科学家，把脑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干净之后。也就是他们，被一脚踢开的时候。

最典型的例子，是黑海造船厂的，一个防锈涂层实验室。那里的人，掌握着苏联海军，最核心的舰船水线以下部分的，防锈技术。

美国人，花了血本，把实验室的四个核心骨干，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请”到了美国。这四个人，也确实把压箱底的绝密配方，都交了出去。美国的军舰抗锈能力，因此提升了一大截。

四年后，这四位骨干，在交出了最后一份技术报告的第二天，就被他们所在的公司，以“项目结束”为由，集体解雇了。之后，便销声匿迹。

又比如，苏联顶尖的航空发动机专家，伊万诺夫。美国一家航空公司，开出了50万美元的年薪，把他挖了过去。

但去了之后，他才发现，美国人只想要他脑子里的图纸和数据。根本不让他碰任何核心的研发项目。说白了，就是把他当成一个会走路的“数据库”，用完，就锁进仓库。

伊万诺夫，是个有傲骨的科学家。他感觉自己的人格，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一气之下，他愤然离职。

就在这时，我们的人，找到了他。我们给不了50万美元的年薪。我们给出的薪资，大概只有国内同级别教授的2-3倍。再高，我们也不敢给，怕引起国内科研人员的不满。

但是，我们给了他，美国人给不了的东西。那就是，尊重。

我们用人不疑，直接聘请他，担任一个重点型号发动机项目的，总负责人。给他配备了，国内最顶尖的团队。科研经费，要多少，给多少，随时批。采购设备，不用走流程，特事特办。

伊万诺夫，在中国，找到了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最渴望的东西——一个可以让他尽情施展才华的舞台。

后来，我们国家的四代机、五代机，心脏之所以能那么强大，都离不开这位老爷子的心血。

2000年，普京访华，还特意提出，希望我们能“归还”伊万诺夫。

我们当时的回应是：我们充分尊重科学家的个人意愿。开玩笑，这种“国之重器”，请来了，还能让你请回去？

另一边，我们拿着那份“藏宝图”，持之以恒地，对名单上的科学家，进行“温情攻势”。

我们不谈合作，不谈技术。我们只关心，他们的生活。逢年过节，礼物和慰问金，准时送到。家里有人生病了，我们想办法，从国内搞药送过去。孩子上学有困难，我们帮着联系学校。人心，都是肉长的。

再加上，美国那边“用完就扔”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回国内。中国这边“宾至如归”的境遇，也通过他们的前同事，在圈子里传开。

天平，开始慢慢地，向我们倾斜。越来越多名单上的科学家，开始主动联系我们。

当然，俄罗斯的监控，也越来越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安排他们，先去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做“学术交流”。然后，再从那里，借道进入中国。等他们安顿下来，觉得满意了，我们再把他们的家人，全部接过来。

我们专门在西安、成都、沈阳这些军工重镇，划出土地，修建了一批“专家村”。房子，都是按照他们家乡的风格，建造的，拎包入住。配偶，安排进国企或者大学，做翻译或顾问。孩子，直接送进最好的国际学校。医疗、住房、教育，全包。而且，不强制他们入籍，来去自由。

世界最大运输机的总设计师，金琴科，就是这样来的。他帮助我们，完成了运-20的设计。晚年，他选择留在了沈阳。他说：「在这里，我学会了写春联，包饺子。我不是客人，我是家人。」

就这样，水滴石穿。到最后，名单上，那些我们曾经遥不可及的“大佛”，也开始动心了。

航母总设计师，巴比奇。世界一流的焊接专家，郭瑞。高能束绿色制造技术的专家，科瓦连柯。新材料和纳米技术的权威，奥坚科夫妇……

这些国宝级的科学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了中国。

他们说：“苏联没能击败美国，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遗憾。我们希望，能在中国，完成我们未竟的梦想。”

美国人，直到今天，可能都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们开出了那么高的价钱，提供了那么好的物质条件。

最后，这些苏联科学家，却选择了，当时还一穷二白的中国？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尊重。是那种，从始至终，以心相交的，真诚。而不是，那种赤裸裸的，“一锤子”买卖。

国运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

后来，俄罗斯经济实在撑不住了，为了换钱，开始大卖军火。

我们趁机，又从他们那里，引进了苏-27、苏-30战斗机，现代级驱逐舰，基洛级潜艇……这些，都成了我们消化吸收，自主研发的，最好的“教科书”。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双引工程”，我们一共引进了，超过一万名苏联各类专家和技术人员。获取了两千多种各类技术。中国的军事、航空、船舶等科技领域，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年内，实现井喷式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沉默的，来自异国他乡的，奠基者。

回头再看。那场红色帝国的解体，对我们而言，真应了那句话：一鲸落，万物生。

编后语：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出现军工体系动荡、人才与技术外流的窗口期。以乌克兰为例，继承了约35%的军工产能，拥有3594家军工企业及大批顶尖设计局与船厂，但经济转轨导致科研与工程人才收入锐减、失业增多，欧美、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迅速派出团队以高薪与便利条件招揽专家。

在此背景下，中国启动“双引工程”即“引进技术、引进人才”，这是一次极具战略眼光和操作智慧的行动。由时任总理李鹏亲自抓，并于1991年设立国家级“友谊奖”，以表彰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随后各省份设立相应地方奖项，形成制度化激励与荣誉体系。

总之在1991年前后的窗口期内，我国抓住了苏联解体后独特的“机会窗口”，在特定历史时期，用相对较小的成本，快速获取了平时难以接触的尖端技术和人才资源，有效补强了国防科技和工业体系中的关键短板，其影响持续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