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杜甫《曲江二首·其二》中的名句，寓意生命的厚重与时光的珍贵。著名学者马敏教授近期出版个人回忆文集《七十杂忆》，对自己七十年来的人生与学术历程做了全面回顾。拜读本书也是一次偶然的机缘。马敏教授为学界名家，也是我的四川乡前辈，虽然未有机缘在华中师范大学受亲炙之教，但始终是他诸多学术作品的忠实读者。

一口气读完后发现，这本书不仅讲述了马敏教授的学术乃至人生历程，而且勾勒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全书洋洋洒洒二十余万言，蕴藏了作者70年来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智慧，仿佛一枚度人金针，值得年轻一辈认真学习与体悟。

一、诚毅笃行地做人

这本书值得称道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通过个人经历，将做人的道理向年轻一辈娓娓道来。为什么要出这本书？马敏教授在自序《七轶感怀》中说明了出版本书的缘由，那就是在2021年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袁隆平、章开沅、何兆武、余英时、史景迁等相继辞世，使他产生了“时不我待”之感，决定尽快出版自己的回忆传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再不能拖了，一定要趁着眼下，抓紧把自己人生中多少有点意义的经历记录下来，传给后人，让他们能够了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我们究竟经历了些什么，有哪些值得他们记取的经验及教训。”读罢本书，深感作者的意图通过本书已完全落实了。

全书分为“忆事篇”和“怀人篇”。前者是作者对一生成长经历的回顾，共计19篇；后者是对已故师长、同事、朋友的缅怀，共计14篇。马敏教授人生经历十分丰富。他出生于四川雅安，求学于成都，高中毕业后前往四川大凉山农村插队两年半，然后进入武汉中建三局当建筑工人。1977年，适逢恢复高考，马敏教授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师范生。本科毕业后他相继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陆续担任学院和学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从下乡知青、建筑工人、大学生、学者再到高校党政一把手，这种丰富的经历在全国知名教授中都是少见的。

丰富的个人经历，造就了作者深刻的人生感悟。在本书开篇——《六十述往》一文中，马敏教授对自己一生的重要经历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于如何“做人”，他在这篇文章中进行了全面概括：

一是认真。“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这句话饱含人生智慧。作者认为，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走好人生每一步。“不管命运如何安排你，都活得认认真真，活得潇潇洒洒，活得有尊严，做好眼下事，盯着未来路，永远认真，永不放弃，这便是人生成功的秘诀”。乐观豁达、踏实认真，才能行稳致远。二是真诚。“无论对己还是对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蒙人，不坑人，不做违心之事”。只有真诚待人，才能被人真诚对待。三是有信用。“一诺千金，九死不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诚信，言出必践，才能取信于人。四是坚韧执着。人生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与坎坷，作者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读者，“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与失败，绝不沮丧，绝不垂头丧气，打落牙齿和血吞，从头再来”。五是积极主动。人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遇到困难不要消极逃避，而是要“主动做好自我设计，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各种各样的难题”。

关于如何做人，该书有两点非常值得感怀。一是如何对待人生低谷与曲折。现在网上流行“躺平”文化，很多人面对困难和低谷，选择了“躺平”，也就是自暴自弃和自我放逐。但马敏教授对此做出了回答，他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认为他自己“一路走来也颇为曲折艰辛，虽有成功的喜悦，但更多的是奋斗中的坚持”，“人是必须要吃些苦方能真正成熟乃至成功的”。只有奋斗才能战胜各种艰难曲折，也只有奋斗才能成长，消极颓废的“躺平”心理是不可取的。

二是面对利益懂得舍弃。一个人工作与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利益的诱惑，为此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著名人生整理观念——“断舍离”。“断”即断绝不需要之物，“舍”即舍弃多余废物，“离”即脱离物品执念。马敏教授认为，做人的基本原则就是懂得舍弃，“胸怀要十分开阔，要让得利，容得人，懂得弃，不为个人和小集团争利”。面对利益的时候，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让得利”，这体现了一个人的胸怀与格局。

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如何做人的感悟，可以用“诚毅笃行”这四个字来概括。这种诚毅笃行的做人原则，是作者个人品质的高度凝练，也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二、一丝不苟地做事

在《七十杂忆》中，无论是“忆事篇”还是“怀人篇”，都贯穿了作者“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马敏教授通过分享几个小故事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可贵风格对于人生的意义。

一是在中建三局工作时期的“八级钳工梦”。作者此时仅为一名普通钳工，但他并未因只是一线建筑工人而自怨自艾，而是践行“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的人生信条，认真学习钳工技术，立志要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八级钳工，甚至计划在技术层面超越时任全国工会主席倪志福，为此还特地购买了钳工技术相关书籍，不断磨炼自己的钳工手艺。尽管作者的“八级钳工梦”并未实现，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始终延续在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是借助钓鱼通过了岳父的“面试”。在谈婚论嫁阶段，未来的岳父起初对马敏教授“并不怎么认可”，原因在于他对博士学历的群体存在“书呆子”“没生活情趣”的“刻板印象”。他爱好垂钓，恰好未来岳父也喜欢钓鱼。后者的态度在某个周末的垂钓活动中发生了很大转变。二人一同前往武昌南湖钓鱼，在钓鱼期间，作者拿出做学问的态度，始终保持“一个士兵式的站立姿态”，一丝不苟地坚守着一个窝点垂钓。尽管两人此次钓鱼都没有什么收获，但作者凭借“有耐性，很专一”的钓鱼风格，赢得了未来岳父的认可。借助钓鱼通过面试，也算是作者生平一大趣闻。

三是奉献华师的敬业品质。首先是完成从学者到行政领导的转型。自1996年起，马敏教授相继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领导职务，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中，他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华中师范大学学校的领路人，始终坚持“以做学问的认真态度去从事管理”，在他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的影响下，华中师范大学无论是历史学科建设还是学校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今天的历史学科，活跃着一支特殊的生力军——学界称之为“学术桂系”（此处的“桂”并非籍贯，而是指华中师范大学所在地——“桂子山”）；在学校整体排名看，作者将学校的排名从刚接任校长时的56位提升到了卸任时的38位。不仅如此，在治理学校方面，马敏教授奉行的重要理念就是遵循教育科研发展规律，强调不折腾。他认为“不折腾某种意义上就是发展，大学多少还是要讲点无为而治、顺势而治”。“不折腾某种意义上就是发展”，这句话看似简单，但背后蕴含了高超的智慧与技巧。

其次是追随章开沅先生，坚持扎根华中师范大学。作为学界著名学者，马敏教授本来有很多机会前往更高层次的学校任教，而且首届长江学者评选之时，他因为担任校领导职务而无法参评。面对这些利益得失，他表现得非常淡然。他在书中也解释了之所以一直坚守华中师大，“很大程度上是因这所学校有章开沅先生这样的大师”，产生了对学校一丝不苟的“忠诚感”和“使命感”；他后来多次作为评审专家评选候选人，“让这么多人脱颖而出，我觉得很幸福”。面对名利得失，作者的淡然和成人之美，使他做到了自己另一个人生信条——“流水不争先”。

性格决定命运，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作者表现出的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和敬业精神，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别人。古人所谓的“美美与共”、“成己成人”，大抵也是如此。

三、精益求精地做学问

在章开沅先生的引领下，一大批学者从桂子山成长起来，他们在全国史学界开枝散叶，形成了学界所称的“学术桂系”。马敏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做学问方面，马敏教授秉持章开沅先生的学术理念，发表了众多传世之作。在《七十杂忆》这本著作中，分别从“学识”与“学缘”两个维度，勾勒了作者这种精益求精的做学问态度。

在“学识”方面，作者在书中详细梳理了自己的学术生命史。无论是在商会与绅商群体研究还是教会大学史研究，都产生了众多标志性的成果。在《春风化雨——开沅师对我的影响》一文中，马敏教授对自己如何走上学术道路，如何开辟新领域的历程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中很多观点对于今天硕士、博士研究生乃至青年教师如何找到自己的研究选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就是要有突破常规的学术勇气。早在改革开放前期的八十年代，学界还在坚持旧有史学研究范式之时，作者就跟随章开沅先生将视野转向了江浙地区的商会、商团，前往苏州市档案馆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建立了扎实的实证史学基础；在教会大学研究领域，在学界还在顾忌该领域是否存在“敏感”问题之时，作者就已经率先以华中大学为突破口开展教会大学史研究，开辟了中国近现代史方向中新的学术领域。

其次是要有推陈出新的问题意识。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工作的标识性特征。创新在历史学研究的直接体现就是必须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的史学研究是没有学术含量的。现在学术界非常“卷”，那就是学术研究与产出之间的紧张感尤其明显。学校规定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发表一定的论文，否则不能申请学位；博士生应聘高校教学科研岗也有发表的门槛；新进教师在聘期内也有一定的发表任务等。很多人因此面临发表难的困境。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与很多论文缺乏问题意识紧密相关。为此，作者指出，“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写文章，常常苦于只停留在事实的陈述上，缺乏深度，原因可能就出在缺乏‘问题意识’上”。作者以自己的学术经历告诉年轻后辈，只有精益求精地开展学术研究，才能产生问题意识，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在“学缘”方面，这本书著作在“怀人篇”翔实地展现了作者与中外著名学者之间的交往历程，完整呈现了自己的“学术人际网络”。所谓先知人后论世。通过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使读者全面了解作者与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李文海、金冲及、冯天瑜、史景迁、池田大作等国内外著名学者之间的互动交往，还可以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章开沅先生的人格魅力，深刻影响了作者。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之所以成为一个二级学科，与章开沅先生的努力密不可分。

记得是在2008年秋，笔者刚进入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适逢南大举办纪念金陵大学建校120周年，作为校友的章先生应邀前来参会。为此，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请章先生做了一场关于新发现的贝德士手稿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讲座。至今记得章先生在讲座过程中深情回顾了当年为了争取设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学位点，他在国务院历史学科评议组会议上向各位学界耆宿阐述设立学位点的意义并最终获得批准的往事。这也是章先生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做出的重大贡献。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他们在学界更是被誉为“开山大师兄”。马敏教授既是这一学科学位点创建的受益者，自然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者。本书“怀人篇”对于国内外学界著名学者学术交往的回忆，也勾勒出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整体画像，为我们了解这个学科的“前世”与“今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川人出夔门是龙”，这句在巴蜀地区流传的俗语不知起于何时。这种说法并非四川人妄自尊大的狷介之语，而是为鼓励后人突破盆地意识，勇敢走出夔门，开拓自己的眼界而发。事实上，很多走出巴蜀的四川人，确实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马敏教授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出川后的马敏教授无论是做人、做事、做学问都为政、学界所感佩，在学术研究和高校治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验证了这句话的“合理性”。作为一个四川人，笔者由衷为此感到骄傲。故在拜读本书之余，写了一点感想，既是鼓励身在巴蜀的川人，也是祝福走出夔门的川人，脚踏实地做人、做事、做学问，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