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遥是一位在朱子学领域学有专精的年轻学者。此前，方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60余万字的《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一书。该书截取清代前期不足百年的时间，对朱子学在福建的学术演变历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

如今，方遥的新著《朱子学说略》行将出版，这更是一件值得欣喜和祝贺的事情。我们常说，朱熹是继东周孔子之后中国儒学的又一座高峰。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真要领会得确切到位，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把较多的精力放在朱子学本身义理诸方面的考究上，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宋代以来中国儒学的高峰，朱子学的历史地位，不仅仅体现在朱熹自身的学问上，而且应该涉及朱熹的家庭处境、成长经历、师友交际、仕宦历程、民间社会的体验等各个方面。而对于朱熹的学问孕育、积累，以及朱子学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传播，乃至朱子学的社会影响力等等，都应该有着全层次、多视野、多学科的考察。方遥的这部新著，正是从朱子学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考辨。

朱子对北宋以来的理学发展作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以二程的基本思想为中心，广泛吸收、融合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思想学说，构建了自己宏大精深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经学上，朱子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等，对各部儒家经典都有精深而独到的研究。同时，他一生致力于“四书”的注解与阐释，通过编撰《四书章句集注》，使“四书”真正成为一个内在贯通的有机整体，最终使得以“四书”为核心的新儒学经典体系宣告成立。在史学上，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纲目体”这一史书体裁，为后代的史书编纂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在文学上，既主张文以载道，又关注文学的抒情本质与审美价值，留下了“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可谓理学家群体中的佼佼者。在政治上，强调端正君心、清除积弊、重振纲纪，力主恢复中原，为官体恤百姓，重视风俗教化。在教育上，创立或重整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沧洲精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书院，所撰《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范本。即使在科技上，朱子也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在天文、历象、地理、地质、气候、气象等方面都有所研究和贡献。借用《宋元学案》中的话来概括朱子的学术思想体系，便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方遥的新著《朱子学说略》，正是在这诸多的领域内对朱子学展开了一系列新的探索。

《朱子学说略》，还有一个很值得赞扬的地方，即是没有把这些高深的义理学问描述成干巴巴的学究之论，而是同时兼顾朱子文化的传播普及，以深入浅出的表述方式，使其贴近当代、走向民间、融入日常，让一般读者也能准确了解朱子学的基本内容与思想主旨。这种朱子学的叙述方式，显然十分有助于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树立文化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反复地阅读、学习和研究朱子。通过朱子学的学术研究及其在民间社会的传播，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个人与社会，更全面地把握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要义，也更坚定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前进方向。正如书中所言：朱子的思想遗产，无疑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珍视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