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多年，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之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

2025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谈及全球金融治理时给出以上论断，进而引发各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高度关注。

近期，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与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合著的《货币新局》在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该书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入手，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定位与新机遇，进而展望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与支撑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其中包括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同时，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如今进展如何？“十五五”期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会如何相互影响？

就上述问题，《财经》近日专访了潘英丽。她同时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室首席专家等职，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方面著述颇丰。

“上海建设的是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其70%的业务是为本土经济发展服务。”潘英丽表示，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贯穿金融强国建设的全过程。

潘英丽认为，上海作为在岸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功能是发现本土优秀企业，并帮助他们快速做大做强，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展望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型及其相应的制度变革。其中，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与反“内卷”的制度安排最为重要。

潘英丽认为，美元体系的脆弱性正在日益加深，把40余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囤在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存在战略风险。“未来中国与东盟以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合作，显然不应该再使用美元了。人民币成为新兴市场国际货币已成大势，时不我待。”

国际货币除了充当计价、交易结算货币，还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潘英丽表示，这要求国际货币发行国本土具有规模巨大、成长性良好、流动性充分的在岸金融市场提供现实保障。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服务本土为主

《财经》：“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已经拥有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之后，为什么还要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怎样的独特战略地位？

潘英丽：中国香港、新加坡都是离岸金融中心，本土经济体量较小，金融中心更多扮演地区金融大卖场角色，是地区或全球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平台。目前香港主要为中国内地企业融资服务，并为全球和中国投资者提供投资场合。

上海建设的是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其70%的业务是为本土经济发展服务，约20%是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另外有6%—10%是融资与投资两头在外的离岸业务。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贯穿金融强国建设的全过程。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重要性首先在于提高各类交易所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也就是提升发现和培育优秀企业的能力。同时，需要健全与股权和金融市场相关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欺诈，以此实现投资者和融资者利益的一致性，这是金融市场繁荣发展的基本要求。如果这方面做得好，通过企业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间接推动地方营商环境的良性竞争。

因此，上海作为在岸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功能是发现本土优秀企业，并帮助他们快速做大做强，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根据企业国际贸易与出海发展需求，积极推进跨境融资、国际结算、投资咨询等优质服务，同时不断开放国内金融服务市场，引进全球精英人才和各类风投、创投等投资机构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此提升金融中心的国际化能级。

《财经》：未来上海与香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分工协作？

潘英丽：未来上海与香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应该是由各自比较优势支撑的良性互补关系。两地金融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因而可以避免类似制造业“内卷”的无序竞争。

近中期，上海仍以服务国内经济发展为主，香港则在帮助企业“走出去”、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引进国际资本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上海的发展更多体现国家战略需要，香港市场会更贴近国际资本市场需求。这样可以给不同产业、不同融资需求和不同偏好的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就运行特征和功能而言，香港更多充当国际金融市场的风向标，而上海则是国内包括未来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定海神针。香港会更多受到西方成熟市场的影响，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振。相比较，未来经济结构相对平衡、市场体制相对健全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会有更好的稳定性。高增长并非中国特色，稳定才是。上海作为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也将体现出这一特征。

香港可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先试先行，以适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需要，并为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上海则需要稳健推进制度变革，为国际化奠定制度基础，并为国内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有效金融服务。

《财经》：站在“十五五”开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年，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潘英丽：经过30年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企业总部集聚和相关基础设施都已基本健全。根据“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已基本达成。当然，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进程相对缓慢，这并非上海不努力。我认为，上海在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始终积极发力，只是受客观条件制约，未能达到预期成效，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

有点遗憾的是，我们在防范商业欺诈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我1993年赴美研究美国30年代证券市场规范化课题，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占到全球三分之二的份额并具有全球引领作用，其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政府监管的唯一宗旨是保护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欺诈。而中国政府在金融监管中兼具帮助企业融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双重目标，加之司法执法属地化的影响，导致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未能充分落地，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2018年上海设立了金融法院，但是在司法、执法属地化制度尚未根本改变的背景下，金融法院在推动证券市场规范化、提升上市企业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财经》：关于“十五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规划，你有哪些专业建议？

潘英丽：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是本土开放型资本市场的空间集聚城市。其资源配置的区域范围及其国际影响力取决于发现和培育的优秀企业做大做强的有效性。而这种市场有效性需要相关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保障市场透明度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发挥有效作用。这些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立场，以及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转型，即从生产扩张型体制向生产与消费平衡有序发展的体制转变。其中，包括政府职能从开发型向服务型转变，以及更为平衡和可持续的福利制度的建设。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型及其相应的制度变革。其中，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与反“内卷”的制度安排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中国巨型经济体的规模优势，杜绝“内卷”造成的规模劣势；培育出本土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并实现企业股权的开放性，让本国居民及其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东道国居民分享其高成长成果。

我认为上海需要进一步强化其营商环境，提升其跨国企业亚洲总部的功能，并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做好高质量的国际金融服务和各类生产者服务。这应该是未来发力的重点领域。

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

《财经》：“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针对这一系列部署，你如何评价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必要性与紧迫性体现在哪里？

潘英丽：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发展水平与中国涉外经济的国际地位并不匹配。

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引起国际金融危机之时已经凸显。2009年，中国推动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但是通过进口贸易输出人民币存在很大问题。一方面，积累了持续贬值的美元储备，受制于人；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贬值时，境外出现人民币抛售和回流，使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陷入被动应对的境地。 

当前，美元体系的脆弱性正在日益加深。作为美元体系的三大支柱，石油美元交易体系、美元区的军事存在，以及作为美元储备资产基础的美国国债信用都存在难以为继的问题。特别是俄乌冲突中美元的“武器化”，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国际大循环高度依赖美元体系，把40余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囤在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里将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风险。

未来中国与东盟以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合作，显然不应该再使用美元了。人民币成为新兴市场国际货币已成大势，时不我待。

《财经》：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会如何相互影响？

潘英丽：国际货币除了充当计价、交易结算货币，还有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成为各主要国家（央行）、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的财富持有形式。此种储备资产要求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可应对流动性的不时之需，也可实现持有人财富的保值增值。

因此，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本土具有规模巨大、成长性良好，流动性充分的在岸金融市场提供现实保障。在岸金融市场及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国际货币稳定可靠的基石。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金融强国建设的推进方式，是两项中间目标或实现最终目标的政策手段。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财经》：“十五五”期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哪些重点工作要做？

潘英丽：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底层逻辑是很清晰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重心是相对明确的。

一是中央政府要发行低成本国债，用于鼓励生育、扩大优质教育供给等人力资本投资，并建立普惠的福利制度，拉动消费需求，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发展。规模庞大的国债市场为央行货币发行和货币调控提供坚实的市场基础，也为境外人民币第三方使用者提供储备资产和流动性管理工具。

二是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完善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健全优胜劣汰市场机制，大幅度提高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全球经营能力，实现境外资产的整体盈利。

三是防范地缘政治风险和东道国国家政治风险，确保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