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健康报

随着全球化加速、人口流动频繁、气候变化加剧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多重传染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复杂交织，传染病多病共流行已成为全球卫生健康领域面临的新挑战。传统的传染病“单病种防控”模式，已难以应对当前多病原体共同流行、健康风险交织叠加的复杂态势，需要研究“多病同防”策略和措施，探索建立多病同防体系，提升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水平和效率。

传染病防控需求迫切

“传染病共流行”是指在同一时空范围内，两种及以上病原体在人群中同时或交替高强度活跃，导致发病（或就诊）高峰重叠、受累人群高度重合，并对医疗与公共卫生资源造成叠加性压力的流行态势。

目前，针对单一传染病的防控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例如，监测体系按病种分设，数据共享整合不足；检测资源按病种配置，重复建设问题突出；防控项目条块分割，部门协同机制不畅；基层多头对接系统，工作负担明显加重等。

多病同防策略强调采用一体化、协同化的监测、预警与干预策略，有助于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实现从“针对单一传染病防控”到“针对多病种协同防控”的转变，避免资源重复投入与浪费，是应对传染病共流行的突破口。以传染病监测为例，可通过监测腹泻症候群，实现对伤寒、细菌性痢疾、甲型肝炎、诺如病毒感染、轮状病毒感染等多种肠道传染病的早期预警。

传染病防控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疾病的预防措施与控制措施往往相同。例如，蚊媒传染病的日常预防和疫情应对主要是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灭蚊，清除蚊虫孳生地、阻断疾病传播；肠道传染病的日常预防和疫情应对主要是保障饮水食品安全、改善环境卫生。这一规律决定了“防”与“控”本质上是将同一套措施在不同阶段实施，多病同防正是基于这一内在规律的科学选择。

多病同防策略的核心优势在于其通过系统性整合与协同，对具有相同临床表现、传播方式、危险因素、防治对策与措施的传染病进行同策多防，可优化分配有限的卫生资源，推动医防协同融合，提升整体防控效率，减轻基层人员负担，增强医疗卫生服务可持续性，建设更具韧性、效率更高且更具成本效益的公共卫生体系。

面对日益复杂的新老传染病威胁，构建统一指挥、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的多病协同防控机制，可实现多病监测预警一体化、应急响应快速化、资源配置最优化，共享检测能力与协同应急处置，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响应弹性与可持续性。

现代化疾控体系不仅注重技术升级，还强调机制创新与制度保障，使多病同防成为提升公共卫生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推动疾控体系从单病被动应对转向多病主动同防的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型不仅强调卫生健康系统内部的医防协同，还强调跨领域协作，推动与海关、农业、林业、生态环境、教育、科技等多方联动，共同做好新发突发与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

防控策略重在“求同存异”

各类传染病在临床表现、传播方式（包括传播媒介生物）、危险因素、防治对策和措施等方面存在的共性规律，是实施传染病多病同防的可行性基础。多病同防的主要策略是“求同存异”，即在传染病预防的内在同一性策略和措施上下功夫，从临床特征、病原学、流行规律、传播机制、防控要点等维度进行梳理分析，深入研究不同传染病的共性与个性，科学确定同防病种组合。针对相同点实施“同规划、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同评估”策略，针对不同点实施个性化防控策略。

“同临床表现”指不同病原体可能引起相同或相似的临床症状，如流感、新冠、肺炎支原体感染等呼吸道传染病，都可能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这一共性为多病同监测提供了基础。通过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监测，可以发现这些呼吸道传染病增加或有聚集性，即使早期尚未明确具体病原体，也能及早发出预警，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同传播方式”指多种传染病通过相同方式传播，这些共性为多病同阻断传播提供了基础。例如，加强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管理、推进卫生厕所建设、倡导勤洗手等公共卫生措施，可同时防范霍乱、甲型肝炎、伤寒、诺如病毒感染等多种肠道传染病，尤其在汛期或自然灾害后，水源易受污染，此类共性干预更能起到同措施防多病的效果。又如，采取整治环境、清除蚊虫孳生地、灭蚊等措施，将极大地减少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

“同危险因素”指多种传染病有相同的暴露或行为因素，如不安全性行为是性病、艾滋病等的高危因素，这一共性为多病同防、减少危险因素提供了基础。提倡安全性行为，加强自我保护（使用安全套）等措施，会大大降低性病、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感染风险。在养殖、畜牧、屠宰等从业者中推广个人防护与规范操作，可同时降低禽流感、布鲁菌病、炭疽等动物源性传染病的感染风险。

针对“同重点人群”和“同重点场所”，采取一些通用性的综合预防措施，可实现对重点场所的多病同防，保护重点人群。

构建体系需要多方协力

尽管多病同防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与体制机制尚未形成，但这一理念在国内外已有不少实践，在“同规划、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等方面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及可复制的经验。

2025年6月我国启动了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多病同防”试点工作，旨在推动艾滋病、病毒性肝炎、梅毒、猴痘等重大传染病防控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探索“共同宣传、共同干预、共同检测、共同管理”服务模式，构建多病同防、协同高效的综合防控体系。

“十四五”期间，我国传染病监测渠道从发热门诊、哨点医院，拓展到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病媒生物和城市污水监测站点等多种渠道；症候群的监测也从1类拓展到5类，覆盖90多种病原体；推动“多病种同监测、一样本多检测”，提升防控效率。多部门协同方面，针对呼吸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多个省份探索推动疾控、卫生健康、海关、畜牧、教育等部门形成协作机制，开展跨部门协同监测和联合会商。

在一些探索初显成效之时，我们也应正视多病同防在实施中面临的机制障碍、技术难题及资源与公平性等诸多挑战：在管理机制上，单病种管理条线割裂、考核导向单一，造成协同困难；在技术层面，多病原联合检测准确性问题和成本问题突出，监测标准尚未统一；在资源与公平性方面，整合初期投入压力大，且一些边缘病种易被忽视。

在“同规划”上，应统筹制定具有共同传播方式及危险因素的新发突发与重大传染病防控的规划，整合防治目标，集约资源，实现政策协同；在“同监测”上，应统筹制定具有相似临床表现、相同传播方式、共同危险因素的传染病的监测方案，开展综合监测，实现一张监测网络覆盖多个疾病，开展多渠道监测，强化多源数据融合与风险综合研判，实现智慧化多点触发预警，提升传染病早期预警与科学处置决策能力；在“同检测”上，推动实验室标准化建设与多病原联合检测新技术的应用，实现“利用同一标本，检测多个病原”，提高检测效率与覆盖面；在“同防控”上，根据多种传染病在流行特征、传播机制与防控逻辑等维度的内在共性规律，制定多病同防的策略与措施，实现科学高效精准的多病同防。

在实践路径上，应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多病同防领导机制，统筹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技术指导，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实现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实现监测、检测、预警、处置全流程的互联互通，推动防控工作由“条线分治”向“系统联防”转变。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多病原联合检测等新技术应用，构建多病同防技术支撑体系。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多病同防综合试点，逐步推开，形成全社会共同防控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