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人 著

　　延和殿召对的结果令辛弃疾失望。以虞允文老辣的官场经验，事后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甚至爱莫能助的惋惜模样自是驾轻就熟，甚至还将辛弃疾名字写入他记录“人材”名字的《材馆录》内，以表示有适时举荐辛弃疾的打算。辛弃疾被朝廷命为司农寺簿一职是不是来自虞允文的举荐已然无考，以虞允文求贤若渴的形象标榜来看，倒不是没有可能。

　　和在开封一样，南宋在临安也建有一条官府衙门林立的御街，司农寺位于御街南坊北侧。按北宋孔平仲在《珩璜新论》里“以衙为廨舍”的说法，朝廷官员多住衙署。辛弃疾很可能就住在司农寺内，而另在御街居住的自然包括张栻。

　　张栻为张浚之子，也是名满天下的“湖湘学派”集大成的一代学宗。尚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冬天，亦即辛弃疾往建康拜见张浚面陈谋略数月后，登基才半年的赵昚召张浚父子赴临安，正三十而立的张栻第一次见到天子，就进言说道：“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稽古亲贤以自辅，毋使其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赵昚听后，极为惊异，与张栻“遂定君臣之契”。

　　五年后的乾道三年（1167），时三十五岁盛年的张栻在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重建的岳麓书院主讲。朱熹听说后，与弟子范崇伯、林择之从福建崇安动身，行二千里至潭州拜访张栻。两个月内，朱熹、张栻二人开门讲学，并排而坐，时听者之众盛况空前，是为中国思想史上影响至今的重大之事。范崇伯后来回忆说道：“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从中可见朱熹、张栻二人思想碰撞的激烈程度。朱熹离开书院时，给张栻写有赠别诗，从其落笔而下的“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句能体会，他对张栻的思想由衷钦敬。因朱熹、张栻二位文化巨匠联袂讲学，岳麓书院也声名大振，以元代理学家吴澄的话说就是，“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

　　辛弃疾当年拜访张浚时是否见到张栻，史料未载。但能肯定的是，即便辛弃疾在张浚府上未见到张栻，但张栻归家后也必从父亲张浚口中听到辛弃疾的名字，以及转述的辛弃疾北伐方略。如此，今日一见，张栻、辛弃疾二人自然相见恨晚。

　　对辛弃疾而言，因留临安，眼界得以大开，思想得以丰厚。辛弃疾在此间所见人物，个个不凡，绝非江阴和建康的官员能比。当时，除了张栻，还有参与重修《宋徽宗实录》的理学名家吕祖谦被召至朝廷入对。吕祖谦入临安后，与张栻住同一条巷子。吕祖谦与张栻的经历颇为相同，均出身官宦，幼承家学，以门荫入仕，年纪轻轻就遍访名师磨砺学问，后来终至创办名震海内的“金华学派”。

　　不难判断，辛弃疾与“同巷而居”的张栻、吕祖谦二人毗邻，必受他们思想激励。从年龄上看，张栻年长辛弃疾七岁，吕祖谦年长辛弃疾四岁。辛弃疾年纪虽最小，当时声望也不及二人，但三人均怀收复之志，共具豪杰情怀，自易成莫逆之交。十年后，吕祖谦于淳熙八年（1181）七月去世时，已任江西安抚使的辛弃疾闻讯满怀伤感，撰下《祭吕东莱先生》一文对这段时期有所回顾：“弃疾半世倾风，同朝托契。尝从游于南轩，盖于公而敬畏。”南轩即张栻，其字敬夫，改字钦夫，号南轩。由此可见，辛弃疾对张栻、吕祖谦二人始终怀有未熄的钦敬之情。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