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应坤

　　《诗经·大雅·文王》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文化主体性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萌生和成长的，是在世界文明整体的视野中存在和发展的。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有一极大的责任，就是要形成自己的强有力的文化要素，每个“自我”经过国家的聚拢实现人类全体的发展，因此“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文明的化合需要长历史和大环境的考验

　　洞见来自对时代问题的清晰认知。文明的化合需要长历史和大环境的考验，“文明的生长，取决于文明内部的自省与创新能力”。费孝通提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奥托·鲍尔曾说：“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越接近掌权，它就越必须使其斗争的实践和方法适应战场的民族特性。同样，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文化遗产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它吸收了更多的文化元素。”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不管你是否注视它，或者即使你刻意忽略它，它依然作为一种潜在话语资源，“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力量，介入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的发生是日用而不觉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标志着文化创造路径的思想与哲学自觉，“第二个结合”的深刻互动，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反哺之间，形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共生关系。“‘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这种关系绝非简单的叠加或调和，而是通过持续的辩证运动，创生出文化生命体的结构性扩容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热切期待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建设成为学术界、理论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命题。很多人在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理性分析和乐观预测中，给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热切期待。回溯历史进程，早在1983年6月，《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就豪迈宣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1986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讲习班，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讲席教授邹谠在演讲中论析，“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的数十年、上百年中将会越来越发扬光大，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因为中国的富强将使她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长远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必与现在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结构汇合成一股伟大的潮流，代表中国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2023年9月，王学典先生在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总结致辞指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一个类似于西方的伟大的文艺复兴，从这个文艺复兴当中，它即将诞生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说能够促进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匹配，能够解释中国经验，向世界来说明中国发展奇迹的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如果我们往回追溯找到历史关联，王学典先生此处所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而再往前寻找中国“文艺复兴”的痕迹，就会发现“早在一九一二年，他（梁启超）就说，中国的历史直到今天，相当于欧洲中世纪时代；现在，中国已进入了它自己的文艺复兴时期”。既然梁启超标榜以此一时期的中国进入“文艺复兴”时期，那么他必然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发挥的就是主要的推动力。梁启超的理论和社会理想已经历经一个世纪，不但为革命时代也被今天全面建设和复兴时代所接受所承继，成为“20世纪中国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和持久的组成部分”，“梁启超的国民理想……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的这种重要地位，正是因为他所抱持的文化主体性自觉。

　　其后的学者秉承这一学术与文化自觉。20世纪40年代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

　　费孝通拓展了吴文藻的蓝图，而他的“理性自觉或文化反省意识”，进一步将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主体性延伸到了文化主体性的高度。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是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西方文明，将西方的新动力对接进我们的传统的同时，“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即“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李友梅对费孝通的这一文化观进行了阐释：“（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费孝通所谓的‘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的能动性的理性认知，惟其如此，‘文化主体性’才成为可能。”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觉”的目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

　　对文化主体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民族、社会、知识分子、政治领袖以及每一个个体生命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发展问题的现实需要。本土化的提炼和全球化的开拓并不矛盾。这恰恰是需要我们阐释清楚的。如果过于强调文明间差异性，就会陷入这一理论的因果陷阱中去。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教授就曾言明，“要将‘东方的’、亚洲或东亚传统等同是任一单一的文化或传统，既具有误导作用，也足以产生子虚乌有的‘无可避免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之恶劣理论效果”。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传统的普世性内涵只能透过跨文化认识才能判断”。1984年冬，冯友兰在参与中国文化书院创办时提出：“我历来主张中西文化的差别不是地域的差别，要求同存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总有一天，中西文化会在世界范围内融汇贯通。这就是司马迁说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综合而言，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觉”的目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是摆脱过去的文化惰性、对新的生存环境的应对之策，是要从自身培养出直面挑战的“主动精神”，就是要与现代文明同向而行，与世界良性共融。

　　面向未来，文化的主体性体现着一种创造力，不仅有适应现世的能力，而且也保持着对世界未来的一种敏感性。由此而创造出的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使人渴望追寻一种由内而外的统一，一种我们会将之与‘人格’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驱动力”。以此，“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价值、中华文明的性格特征之研判”就不再受制于来自域外的思想框架。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是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发扬文化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文化主体性没有终极点，它在每一个阶段都要实现的是“超越历史与现实”，朝着人的未来方向超越自身。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