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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如初

“茅奖”不忍错过它

跟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的茅盾文学奖也有一个规则，就是只奖励在世的作家。不同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不奖某一本书，而是更关注作家的整体创作成就和全球影响力，因而每一届的评选，全世界所有在世作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而茅盾文学奖，设立的初衷是奖励具体作品的，所以作品的发表期限非常重要。倘若在四年的评奖期内，作品影响力足够而作家却去世了，那即便有遗珠之憾评委会也爱莫能助。唯一打破这个惯例的就是《金瓯缺》。茅盾文学奖四十三年评选历史上仅此一例。茅盾文学奖终究不忍错过这部浩瀚而精彩的长篇历史小说，也幸亏这种慧眼识珠的“保存”与“打捞”，让它免遭珠玉蒙尘的命运。事实证明，多年过去，中国当代文学已随时代变迁发展七十多年，对“高原”“高峰”的呼唤日益迫切，如此扎实功底，如此磅礴笔力，如此匠心独运又如此史观深沉的长篇小说还是并不多见。甚至单就语言本身的驾驭能力和结构本身的营造能力而言，都难有出其右者。

《金瓯缺》，原书名“板荡”，是唐太宗李世民诗中所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板荡，是岳飞笔下“中原板荡，夷狄交侵”的板荡，极言时局动荡、天下莫衷一是的状态。而后来改名“金瓯缺”，既呈现了两宋交替间“板荡”的现实，也更符合彼时中原王朝不得不与西夏、辽、金、蒙古等多政权并存，无法一统天下的现实。“金瓯”指代国土，而金瓯有缺，于一代人而言，既是铁血现实，也是使命责任。当然，这样的修改，也跟作者开始构思作品的时候是抗战爆发不久后的1939年有关。大敌当前，外辱强加，匹夫之悲愤古今相通。

据历史记载，宋徽宗年间，宋、辽、金各据一方，辽国积弊重重、国事日非；新近崛起的金国势头健旺、所向披靡；而北宋王朝，自澶渊之盟以来，以为天下太平，放松了警惕。尤其是宋徽宗执政后期的宣和年间，尽管西夏边境未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水浒传》的时代背景就是徽宗宣和年间，方腊起义也是此间前后）、千里之外的金国已经有“兵满万则不可敌”的威名，但宋徽宗的眼中还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他沉浸在自己的书画世界，享受着大兴土木、修建艮岳的愉悦，每天被蔡京、童贯、高俅等人愚弄、吹捧，同时，与一代名妓李师师保持着秘密的交往。若不是辽国降将、汉人马值——化名李良嗣，后被赐赵姓，改名赵良嗣——两三年前带来“海上之盟”的计策，即联金抗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戳中宋徽宗的心事，迎合他解决掉本朝“老大难”问题从而名垂青史的虚荣心，他的日子会一直在“丰亨豫大”中风雅下去，会一直在改年号就是有作为中自欺欺人下去（短短26年用6个年号）。

《金瓯缺》开篇即写，宋徽宗召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将门之子刘锜，派他去西北传旨调兵，与北方边防军一起，代表大宋与金国南北夹击伐辽。之所以派他去，一是因为宋徽宗自知对西北军无法全盘掌控，军中一直对他打破本朝开国以来的惯例，重用宦官童贯为节度使主持军政颇为不满——要知道，节度使是宋朝武官可以达到的最高官阶，他此举既破坏祖制又败坏吏治；二是因为刘锜的父亲刘仲武曾担任西北边防军统帅，他自己也曾在西北边防军中历练，与现任统帅种师道一家是世交，与负责“海上之盟”谈判的马政、马扩父子是莫逆，他能说得上话、甚至能弥合矛盾。所以，宋徽宗不吝极致表演对刘锜的宠信，向东京官场释放他是宣和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的信号。

然而刘锜并不这么想，相反，他觉得在皇帝身边的三年自己很“可耻”。功名的道路越一帆风顺，他距离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越远，他不得不忍受徽宗“什么都会做，唯独不会做官家”的无能和虚伪（忠君思想下他当然不会直接这么认知，但客观情境显示如此），不得不忍受东京官场的势利和谄媚，不得不接受名为被擢升、实为被控制的“人质”命运，不得不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处境里日益沉沦……作为军人，作为有志青年，他向往沙场，向往金戈铁马，所以，他支持这场战争、需要这场战争，至于条件是否成熟、宋军有没有战斗力、有多大胜算，此时并不在他的考量范围内。

就这样，官家的好大喜功、童贯的夺权求名、刘锜的反抗平庸，在这场伐辽战争的准备阶段殊途同归。书中议论道：“伴随着虚假的繁荣而来的必然是一场真正的毁灭性的打击”，战争失败几乎是注定了的。权贵们胃口似牛、目光似豆，把政客的无耻、官僚的残酷和阶级的贪婪发挥到极致；一线名将抗拒宦官把持军政、外行领导内行……果然，金国悍然撕毁“海上之盟”的约定，自己灭了辽国，进而南下灭宋，徽宗仓皇禅位，直至沦为阶下囚。

　　历史往往如此，不同的动机因缘际会成同一个结果，一个人人都始料未及，人人都注定不能如意的结果。然而，追寻原因的时候，又只能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回到具体的制度下，回到每个人的信息不透明中，回到不同人物的不同个性、不同诉求、不同处境中。徐兴业老先生几乎是以从容不迫又信息密集、言简意赅又情怀深沉、漫不经心又处处匠心的开头，以没有上帝视角，不做事后诸葛的成熟史观，为一部长达4卷、近130万字的“板荡”历史剧揭开了大幕。

历史不能忽视它

据徐兴业在《给巴黎的一封信》中回忆，他之所以想写这部小说，是因为爱情门第之差带来烦恼（他当时的女友周四小姐，是民国期间颜料大王周宗良的女儿，周宗良则是上海滩第一花园洋房宝庆路3号的主人），因为抗战爆发之初两个青年的悲愤与热血，直接原因则是1939年卧病期间，朋友带来一套四本的《三朝北盟会编》。他反复看、多次看，当作小说看，看其中对《水浒传》梁山英雄下落的寻踪，看记载最多、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马扩。起初他打算以《水浒传》人物为主角进行构思的，后来转选马扩，想写马扩的个人史、冒险史，时代作为背景。具体落实的时候，想到以马扩为线索人物，重心落到时代——如此转变其实包含着巨大的工作量。毕竟，对以故事和人物见长的长篇小说来说，对不以架空和戏说为风格的严肃历史创作来说，冒险好写、时代难摹，性格好写、处境难描。所谓时代和处境，即是人物所处的制度空间、人文空间和认知空间，这是最难刻画的。难怪作者一写就是四十年！

当然，对有能力的作家来说，取材难度本身就意味着审美高度，《金瓯缺》因为这种书写重心的调整获得了极高的史料史实质地和历史美学质地。因为这种质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大学的历史系都以它为宋史必读书。它对东京城的描述、对北宋边患和多次战争的精准描述，对武将和文官之间盘根错节的矛盾的描述，层次分明、条分缕析，每有讽刺和议论总是高妙中肯。而且，作家总能将历史典籍中的故事掌故信手拈来，进行横向纵向的时代对比。尤其是它在中原中心叙事还颇为盛行的时代，不以“华夷之辨”评判历史是非，在全景式的视野中平等书写辽国的国力日衰、金国崛起的势不可挡以及北宋的覆亡，给予三个民族以平等的尊重，更是见识非凡、难能可贵。

书中用了不小的篇幅塑造辽国萧皇后的形象，讴歌大将耶律大石的才能、雄心，也为他的壮志难伸扼腕，同时，对辽国内部矛盾和危机也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尤其对契丹这个古老民族的民族保存意识，予以高度赞美；对金国的描述亦是，既充分肯定一个新兴王朝崛起时期的上下一心、朝气蓬勃，也不忽视这样特殊的崛起背后掩藏的矛盾。至于对伐辽战争及金军南进攻宋的全景式描述，更是兼顾了三方情势。宣和君臣在战与和之间的徘徊摇摆，马扩对金朝的斡旋失败、对最高指挥官童贯的警示无效，种师中等人温和反对无果，郭药师投敌，部队远征粮草不足、贪腐泛滥等等；辽廷天祚帝昏招迭出，将帅离心离德，兵员、粮饷、装备严重不足，渤海人、汉人与契丹贵族的矛盾不可调和，民心动摇、不堪一击；金国虽在粘罕、斡离不等统帅指挥下一举击辽，但对东京城（宋京开封）的进攻并不顺利，而且东西两路军之间的矛盾亦难以调和。

通观全书会发现，徐兴业对宋、辽、金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地理有全方位的研究，进而将这种研究的细致入微和扎实可靠都体现在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中。在徐兴业看来，如果说北宋的主要问题是徽宗昏聩（历史学者评价宋徽宗“昏而不庸”）、宦官专权、缺乏危机意识、外患被内忧放大；辽国的主要问题是民族纷争、贵族与平民的阶层矛盾不可调和、不能果断镇压内部起义、自身发展遇到资源瓶颈，那么金国在这种情境下的崛起就是意料之中的事。而且，他以丰富的故事和细节呈现这样的判断：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来确定的杜绝军阀产生的用人制度，整体上崇文抑武的发展模式，以及因地方军政、民务、财政分而治之而无法有效协调调度物资、保障后勤的问题，都注定了它防御能力强于防守。所以，大宋的主动出击总是失败，而反而在防御战中会显出优势。这一点后代的历史学家葛兆光（《四海之内：中国历史四十讲》）、顾宏义（《两宋烽烟录》）等也反复讲到。

《金瓯缺》详尽写到太原保卫战和东京保卫战，写有胆识的将领和普通将士、普通民众如何高度动员以挫伤金兵锐气。当然，历史大势不可更改，决定战争走向的人心向背也并非始终如一。更何况，按照著名历史学者邓小南的研究，假如换一个更大的观察视野就会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赵宋中原王朝视之为边缘的地区，在10-13世纪的亚欧大陆上其实是处于中间地带和衔接部，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其活力可想而知。而两宋之交也正处于气温明显的低谷期，影响农业生产和游牧民族的迁移。（参见《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甚至，河北、山西一带煤的开采和冶铁技术的发展变迁，也都是辽国崛起和灭亡的原因之一。（见宫崎市定《中国的历史思想》。《金瓯缺》中也写到周邦彦的词“并刀入水”，以及李师师以并刀剖新橙奉与徽宗。）诸种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都是历史当事人无法获知的决定性因素。

联金伐辽的失败，实际上是整个大宋王朝走向灭亡的转折点，而这样一个存续三百年、在经济、文化、科技和制度建设上都无比辉煌的王朝的灭亡，不夸张地说，是中华文化的心头之痛。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黄仁宇说：“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朝代每个都是不相同的，但在这些不同里，赵宋的历史与前面后面的不同是非常显著的。”实际上都在强调大宋的重要、独特，也在对大宋灭亡表达叹惋。在这样的强调和叹惋里，《金瓯缺》以深入历史内部、深入人性深处的磅礴笔力，贡献了一份又慷慨又惆怅、充满无奈又充满警示的文学力量。

写长篇历史小说如造人人心中有草稿的楼阁，考验作家的是如何让楼阁面貌既符合大家想象又令人耳目一新，既合规制、合风俗又合审美、合情境，既“像”又“不像”。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是在古今之间、人性相通间架起桥梁，供人自由往来、追古思今想未来。在这样的情形下，细节扎实不会被表扬，出纰漏却一定会被诟病。比如，曾经就有读者对书中马扩的细节提出过史实上的质疑。

按照史实，马扩并未直接参加伐辽战争，也没有阵前单骑赴死。殊不知，这恰恰是文学和历史嫁接过程中最常见的笔法，即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也正因为这样的改动，马扩所代表的北宋军人的理想主义人格和不惜以死殉国的英雄气概才能充分展现，他与亸娘聚少离多的爱情和马氏满门忠烈才更动人，甚至，权力运转之于普通执行者的不透明所造成的悲剧感、荒诞感才更触目惊心。这种依据性格逻辑和人情尺度进行的适度裁减恰恰是历史真实框架之下，文学展开想象、铺排情感的空间，也恰恰是作者兼具“学”“识”“才”的深厚功底的显现——这是唐代刘知畿的观点，清代学者章学诚将其解释为史料储备基础上的“博学”、深刻理解力和洞察力基础上的“见识”，既充满自信又充满感情的表达“才华”。

而且，即便跟新近中华书局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宋史专家顾宏义的历史著作《两宋烽烟录》对比，《金瓯缺》之可靠、宏阔、扎实、清晰也不遑多让。文学作品虽然不以严谨客观为追求，然而，以徐兴业先生的历史学识和历史修养，以他理性强大、感性充沛的表达风格，以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诸种运动冲击的块垒心结和洞明练达，尤其是他个人与妻子自1957年分别之后20多年再无团圆的情感幽怨，乃至他从事创作本身历经的被监视、被审查的波折，他在这段历史中寄托的感慨、情绪和判断又怎么可能脱离客观现实和真实历史呢？假如脱离，严肃的历史文学创作又如何能在历史叙述的浩如烟海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呢？《金瓯缺》又如何能有如此持久而强劲的生命力呢？君不见，多少获奖作品，多少被称为“史诗”“经典”的作品，实际上都不过尔尔。

读者不应畏惧它

应该承认，在当下的文学阅读环境中，即便有茅奖的荣誉、有四十多年的专家信誉和读者口碑，有禁得住不断重读且常读常新的经典气象，有著名历史写作者马伯庸将其奉为创作灵感的素材宝库（《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等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无不闪烁着马扩的影子），进行不遗余力地推荐，但读者要决定打开《金瓯缺》依然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心理建设。它皇皇四卷的体量，它直接进入复杂历史的庞杂厚重，它结构上的时空交错、多线并行，历史时代的相对陌生和冷僻（两宋相交阶段尽管也因宋徽宗、李师师颇受关注，但毕竟不比仁宗、神宗朝更读者友好，此时的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一批熠熠发光的名字以各种方式从未离开普通读者视线），关注重心不是读者更熟悉的文人而是武将，包括它出场人物众多、关系渊源复杂；而且，它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在写人的官场活动、外交活动、日常活动的同时，对城市风物、地理地貌、战场分布、民族渊源都有篇幅不小的“氛围闲笔”，甚至它古雅考究的语言、它的长句式、它对宋朝市井语言、风俗的考证性应用等等，都可能让人望而却步。

然而，一旦你打开它，就会发现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是一种历史小说的独特吸引力，一种穿越千年岁月的人性相通和积淀几十年光阴而成的命运联动，一种属于汉语的久违的文质兼美、情理兼容和含蓄蕴藉，一种属于活历史、活文学和活语言的魅力。作者几种笔墨灵活转换，多种情感态度浓淡相宜，多条线索并行张弛有度，只为将一幅恢弘巨大又认知饱满的历史画卷展开在读者面前。《金瓯缺》首先将历史叙述中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理念和概括性描述进行场景化、人性化、细节化的处理，尤其是帝王心态、官场风气和权力运行轨迹。此时作者用了冷静犀利的笔墨。事实上，这也是历史小说的独特优势。尽管二十四史基本是帝王史和王侯将相史这一点，在人本主义历史学者那里广受诟病，然而，不得不说，也正因如此，高层政治博弈和王权运转真相才得以进入普通人的视野——显然，这是稗官野史和平民个人史的盲区，现实主义作品也难当此大任。历史小说倘若以此切入，显然能直接进入一个人性对决非常隐蔽又非常激烈的场域，直接洞悉权力支配之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真相，提升社会认知和人性认知。《金瓯缺》对北宋官场生态和百官百相的刻画，精彩生动、画皮画骨，每有议论也震人耳目。其中最精彩的自然是对宋徽宗的刻画。这个艺术造诣超高、迷恋道教、男女之情中情深意重的人，倘若不是皇帝只是文人，那一份风雅魅力或许难以抗拒。看来，人有生不逢时，也有生不逢地，风流情种错生在帝王之家，简直就是“无能”的代名词。此外，还有读者熟悉的奸佞童贯、蔡京、张迪的“权力秘笈”，有西军统帅种师道和军队中的文官、岳飞的师父刘鞈的权衡之术，有范仲淹的次子、有“布衣宰相”之称的范纯仁的左右调停，有名将李纲的有勇有谋、有太学生陈东的慷慨赴死，也有秦桧的“发达奥秘”等等。写北宋官场，徐兴业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洞明练达；在臧否人物的时候，忠恕之道和讽刺之术相得益彰。有感于主战主和两派的矛盾和主战派之间的矛盾，他慨叹造化弄人：种师道、姚平仲、刘鞈、马政这些名将，不依傍权门，德才兼具，若是生在宋太宗、宋仁宗的年代，完全可以做太平盛世的公卿，因大有作为而青史留名，而生在宋徽宗、宋钦宗的年代，就只能不断忍辱负重，直至与王朝同灭。末世并非没有人才，衰败也不是朝夕造就，极致的繁华往往掩盖着无药可医的窳败，当矛盾万箭齐发、历史的车轮无可挽回地奔向悬崖的时候，多少才华智慧和能力勇气都只能付诸东流！于是作者也只能长叹：“事之不济，天也！”

对全书的主要人物马扩，以及他的家人、爱人、同道、朋友，作者用了激赏、温馨、浪漫的笔墨。每到马扩出场，作者都愿意让笔下的节奏慢下来，情感尽可能舒缓下来。他与亸娘聚少离多又至死不渝的爱情，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己情感经历的投射；而他在外交领域的奔走，他与义军的意气相投，虽然都是徒劳、都是枉然，作者也不忍伤害他的青春热血和理想主义；甚至面对他忠君不移的“迂腐”，他无法从更高层面认识国家利益和个人德行的冲突、无法认识战争的本质等等这些历史局限，作者也不忍挑剔、不忍苛责。书中写，东京城破之际，官家在思虑收藏、女人和身家性命；童贯等在扩大权力范围、大发战争财；一线将领也不乏趋利避害之徒，而唯有小小马扩，不断奔走、不断追问：“天下不知如何收拾才好？”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然有如此可悲可叹的时刻，而且这种时刻并不能到马扩为止，多么令人痛心！

此外，对女性，作家用的是绅士笔墨。无论是脂粉堆儿里的英雄李师师、美好隐忍的亸娘、市民气十足又真诚热情的刘锜娘子、坚毅刚强的马母还是任劳任怨的赵杰娘子，甚至就连虚荣狡诈的萧太后，都得到了他颇有绅士风度的善意与宽和。作者仿佛也投射进自己当年亲历抗战、和女友商量奔赴延安的所思所感，书写国破家亡之际，巾帼的慷慨豪迈不让须眉——赞赏女性，是《金瓯缺》自然而然流露的气质，毫无刻意。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作者对战场和东京城也用了两副笔墨。书中写，战争可怕，描写战争也可怕，然而，倘若所有的描写都是为了警示，为了反战，那这种可怕是可以接受的：战争这种极端的手段并不能消除矛盾，还会制造更大的矛盾。作家一方面用冷静客观的笔触描写战争残酷，描写战场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官场权谋肮脏，一方面又和那些誓死保卫家园的普通人心意相通，赞赏他们的隐忍坚强和不屈不挠。对东京城的繁华，他则用了略显夸张的渲染笔墨，写城市并排走六头大象的街道，写元宵节的灯火辉煌，写市民们在太平盛世的表象里优游自在，正因为有了这种铺垫，第三卷写到东京城轰然陷落的时候才会形成巨大的情感反差，才会形成令人悲愤难耐的历史浩叹：

一座城市被毁灭，一个朝代被灭亡，都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事情。首先它并非单纯地亡于外来的暴力，而亡于内部的溃烂以及本身不断造成的错误。人们要花多少力气才铸得成这样一个足以毁灭一座京城、一个朝代的大“错”。

读《金瓯缺》、编《金瓯缺》，每每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之感。作家几乎将自己毕生的经验阅历、文字功底、史学才能、文学天赋乃至情感上的孤独与热情，悉数倾注在一出历史悲剧、制度悲剧、人性悲剧之中，奋力让这出悲剧散发出擦亮人心、烛照未来的光芒。这种光芒不只是让后来者为大宋王朝的覆灭悲叹，而更应该深入思考一个民族在制度建设、文明发展和文化复兴之路上的沟沟坎坎。如此一来，一部不世出的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和现实感召力才能充分发挥，作者徐老先生历经离乱和动乱的呕心沥血所蕴含的惆怅、忧思和寄望才不会所托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