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埃马纽埃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新作《集体农庄》（Kolkhoze）由P.O.L.出版社发行。两个月后，这本书进入了龚古尔奖决赛圈，并为埃马纽埃尔·卡雷尔摘得美第奇奖。此前，埃马纽埃尔·卡雷尔摘得文学、新闻、文化等不同方面的多项大奖，包括：费米娜奖、法语文学奖、雷诺多奖、阿斯图里亚斯公主文学奖。

自1980年代以来，埃马纽埃尔·卡雷尔的文学生涯涉及小说、特稿、专栏等不同体裁和方向，但其精彩之作与成功之作，占比最多的是“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s）。在法语文学界和埃马纽埃尔·卡雷尔的文学世界中，“非虚构小说”大致对应的是纪事或中篇叙事（Récit），指的是篇幅更短、视角更个人的作品，不少纪事作品介于小说与自传之间；与纪事相对的是小说（Roman），指的是长篇小说。《集体农庄》正是这个体裁和方向的最新力作。

一

《集体农庄》是一部经典之作，朋友称其为一本孝之书。在其中，埃马纽埃尔·卡雷尔追忆了母亲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与父亲路易·卡雷尔-丹科斯（Louis Carrère d'Encausse）的生活，他们各自的家族轶事。众多重要的人物、地点、事件，比如斯第比利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被称作外星人）、巴黎政治学院、莫斯科乌克兰酒店（现莫斯科皇家拉迪森酒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俄乌，大多按照历史进程和时间顺序，贯穿其中。

《集体农庄》的很多事实来自于作者父亲工作室储存的众多珍贵信件和照片，包括1950、1960年代带锯齿边的小照片。伴随着它们的收集，父亲还整理并勾勒了自己和妻子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各自家族的档案；奇怪的是，他简化了自己的家族，却浓墨重彩地写了妻子的家族。在其中，父亲用题词式的语调写道，“历史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对二十世纪夫妇，这对夫妇的家族来自如此遥远的地区，投以好奇的一瞥……”在这句精妙的话的周围，充斥着被考证过的细节（罗马将军庞贝征战时经过昂科斯-莱特梅斯），难怪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将耐心、大胆、想象力赠予父亲。而母亲，虽然著作等身，但是没有留下回忆录，这本书中只显示了她的少量信件。

1826年主持十二月党人审判的叶夫格拉夫·费多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是这些档案涉及人物中最著名的，他属于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家族。但这个家族最坚实的起源，开始于1895年曾外祖父伊万·伊万诺维奇·祖拉比什维利定居梯弗里斯，即今天的第比利斯，他最初从事法律和新闻事业，逐渐成长为政论家，后来还担任过薪酬微薄的公司主席、银行主席。在埃马纽埃尔·卡雷尔看来，母亲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集合了这两者，“黑暗之士”与“正义之士”：她不相信弗朗西斯·福山宣称的“历史的终结”，而始终乐观地相信俄罗斯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不是第三罗马。

自移居法国后，母亲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从无国籍人士、巴黎政治学院学生、书店售货员，一步步成为法国与欧洲多部门政要、法兰西学院院士和多国学院或科学院院士，也就是一位伟大的女士。1970年代末，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的作品《分崩离析的帝国》（L' Empire éclaté）——1982年翻译成中文版，收录于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成为畅销书，她也声名鹊起。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遇见或会晤了太多散步在世界各地的大使，他们大多是她的学生，且无一例外地真诚而感激地谈论着她。然而，舅舅尼古拉斯在自己的回忆录碎片——舅舅的沮丧、绝望的生活，在埃马纽埃尔·卡雷尔看来是希望、充实的生活，他更认同地下的英雄如舅舅而非进步的英雄如母亲——中，称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为苏联历史学家，而非苏联历史研究者，她“真诚地相信自己说的是实话，却是那个遗忘、扭曲或者干脆撒谎的人”。埃马纽埃尔·卡雷尔认同这一说法，这绝不仅仅因为母亲读了他的《俄罗斯小说》（Un roman russe）后彻底崩溃并拒见他了两年，更因为母亲在他小时候一次次说给他听的“走开！”——一个典型的弗洛伊德场景。

集体农庄，指的不是苏联或者格鲁吉亚的集体农庄，而是小时候三个孩子在母亲的床上玩的没有名字的游戏。母亲毫无幽默感地给这个游戏起了一个名字：集体农庄。而父亲，即便在《集体农庄》中也是缺席的角色。在现实中，父亲成为了保险公司雇员，后来以管理人员退休，他一辈子陪同着妻子参加各类典礼。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一早遭遇了危机，母亲有了婚外情，父亲心碎极了，最后母亲为了挽救父亲而回归。“一旦生活在现实中变成了这样”，再次回忆这些悲伤片段时，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写道，“文学还有什么用呢？”。

二

《集体农庄》也是一件卓越的艺术品——“旗帜、制服、肩章、勋章（一应俱全）。共和国卫队管弦乐团演奏了（而且非常出色地演奏了）《朱庇特交响曲》的柔板，以及富有俄罗斯风情的柴可夫斯基《小夜曲》。”《集体农庄》开篇于2023年10月3日在法国巴黎的荣军院举行的、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悼念仪式。这是一个典型的新闻场景，它通常出现在报纸头版，或者网站首页，不仅因为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去世前的身份，还因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出席并致辞。

在这个段落（这部作品的每个段落通常情况都单段成段，并辅以简洁的小标题），以及接下来的所有段落，埃马纽埃尔·卡雷尔都采取了融合了新闻报道、特稿、长篇小说、散文的语体。事实客观和文辞通俗来自于新闻，而情节集中和文化想象来自文学。但如何融合，埃马纽埃尔·卡雷尔没有采取后现代派文学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类似博客或帖文的方式：重要部分被醒目地标识了出来，且常常被疏离地组织了起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登场后，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很快以相当大的篇幅提及了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初为《卫报》写的人物特写：开头是“这个男人不流汗”，这体现了新技术与老媒介的平衡。

“我正在寻找的是一种平衡：一方面是自然的语调，”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在十多年前对苏珊娜·亨纳维尔表示，“另一方面是最大程度的张力，这样我才能吸引读者。句子需要有电流。必须既有紧绷感，又有弹性，既有速度，又有慢度，就像我经常练习的武术一样。”

在他的武术中，有一招必杀技叫架空历史（uchronie），这是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在巴黎政治学院参加拉乌尔·吉拉尔代的历史研讨会所写的论文的主题。1990年，埃马纽埃尔·卡雷尔行走在罗马尼亚的废墟上，感受着那些“令人不安的奇异感”，浮现了一个典型的形象：德古拉，一个臭名昭著的吸血鬼。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在架空历史，他的偶像菲利普·K·迪克，就是一位写架空历史的大师。

1850年代，夏尔·雷努维耶在托马斯·莫尔1515年创造的乌托邦（Utopia）一词的基础上，创造了架空历史一词。在夏尔·雷努维耶的解释里，架空历史，不仅指一个不曾存在的时间线，还指一个远为真实的时间线。在莫拉书店的一个视频节目中，埃马纽埃尔·卡雷尔表示了类似的想法，“架空历史小说恰恰是一种基于遗憾（regret）的叙事，基于事情本可以有另一种发展的想法，基于我们遗憾事情没有变得更好的情感……这真的是遗憾所采取的极致文学形式”。

三

自1970年代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发明了自小说（autofiction）这一词汇和概念以来，对“自我”（autos）的关注与书写就成了法国文学最根本的主题与方向。美第奇奖2021年得主克里斯汀·安戈的《东方之旅》（Le Voyage dans l'Est）就是一部自小说。

2011年，菲利普·瓦塞发明了“他小说”/“外小说”/“异小说”（exofiction）这个词汇和概念，即以他人（或他人和自己）为主角的类传记的小说；在其中，作者会根据自己的真实经验，运用想象，制造虚构，创造性地讲述他人的历史与情感。

在法国文学界，“他小说”无论在规模数量还是在影响效应上，都堪比自小说。除了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关于让-克洛德·罗曼、外祖父、爱德华·利莫诺夫的作品，还有奥利维耶·罗兰关于气象学家阿列克谢·旺根海姆的小说《气象学家》（Le Météorologue）、杰罗姆·费拉里关于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的小说《原理》（Le Principe）……

自小说和“他小说”的界定或许有些限制和板滞，但正如安娜贝尔·金指出，它们的出现和流行，根源于2000年前后开启的集体身份危机，故事（histoire）与历史（Histoire）之间产生了惊人的崩溃。尤其是，“他小说”意味着一种身份逃避，逃入一个更白、更父权制的过去。对此，我并不认同。

如果将十余年时间里的身份政治和觉醒文化纳入新自由主义中考量，一切变得相当清晰。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力技术》中分析时下的新自由主义机制，“新自由主义政权将他人剥削（Fremdausbeutung）转变成波及所有阶级的自我剥削（Selbstausbeutung）。[……]它呈现出的，是一种新的超越（Transzendenz），一种新的主体化形式。”而自小说和“他小说”实际上是对父权制的新近形态，包括竞赛、倡议、项目等的逃逸，甚至是救赎。

玛丽·福凯和伊曼纽尔·比尔多认为，“他小说”为当下的想象力危机作了补充。在现实失落感和社会凝聚力瓦解等多重危机下，自小说退潮，“他小说”兴盛，在多米尼克·拉巴特看来，这源于作家们试图更加嵌入社会、渗透世界，以回应种种破灭与质疑。

在《集体农庄》——自小说和“他小说”的综合作品——的开篇，埃马纽埃尔·卡雷尔自问了自小说和“他小说”存在的理由。他写道，“面对地球上的八十亿人口、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移民危机、即将吞噬我们甚至不给我们反应时间的人工智能，以及附带的民主的终结和我们西方所有价值观的终结，面对这一切，书写自己行将结束的小日子、小家庭、父母的青春，是不是完全跑题了？”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没给出确切的回答。

本文参考文献涉及原作以及多份访谈、评论，限于篇幅，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