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离

　　骆驼自西域踏入中原，不仅改变了古代的运输与军事格局，更成为丝路文化交流的鲜活符号。从壁画中负物跋涉的骆驼，到陇西李氏所骑的奇异“明驼”，图像与文字真实记录了骆驼如何串联起东西方的物质与精神往来，展示了这种域外动物如何影响了中原人民的生活。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驼铃西来

　　双峰驼可能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走入中国人视野的。目前，中国最早的家养双峰驼确凿考古证据，来自新疆轮台群巴克墓地，这里出土的随葬骆驼头骨，年代早至公元前8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晚期。《逸周书·王会觧》早就载道：“正北空同、大夏、莎车……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战国时期，双峰驼深入与匈奴山戎接壤的燕赵之地，甚至为荆楚之人所知。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抗秦，向楚威王陈述利害，许诺若楚国加入抗秦联盟，则霸业可期，届时北地臣服，贡奉而来的骆驼良马，将塞满大楚厩苑：“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史记·苏秦列传》）楚威王雄图大略，苏秦画的这张大饼正对胃口，当即拍板入伙，六国联盟遂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北江陵望山、荆门后港楚墓出土的人骑骆驼灯，为当年苏秦的擘画提供了实物印证。

　　当时汉地多呼骆驼为“橐驼”。“橐”指口袋，“橐驼”就是与马相类而背上像背着口袋的动物。显然，中原人眼里，驼峰这种生理结构奇特而陌生。以中原人的认知经验，似牛羊驴马等种种畜类，脊背从来既平且直，实在难以理解骆驼背上为何会凸起一块。《牟子理惑论》：“谚云：‘少所见，多所怪，睹馲驼，言马肿背。’”说人们见到骆驼茫然不识，硬说是肿了背的马。“指驼为马”的情形在过去似乎并不少见，所以才会形成俗谚，流行上千年。还有更大惊小怪的，直接把骆驼当成了妖怪，唐代《三水小牍》记载：

　　乾符中，刘秉仁为江州刺史。自京将骆驼至郡。因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见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而毙，乃以状白州曰：“获庐山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驼也。”乃命瘗于江壖。

　　说的是唐朝末年，刘秉仁调任江州刺史，从京师长安千里迢迢，特意带了匹骆驼南下。不料途中骆驼受惊，脱离队伍，逃到了庐山脚下。江州相当于今天的江西九江，风物大异关中，绝少有骆驼出现。当地人见了那匹骆驼，惊骇莫名，集合大批人手包围起来，乱箭齐发，登时把骆驼射死。这还不算，又抬去州衙，向新刺史邀功请赏，说射杀了一头山精。刘秉仁惊讶之余，甚至有点小期待：这辈子还从没见过山精呢，不知是什么东西？出来一看，瞬间抱头：“这是我的骆驼！”

胡人牵驼图 河南洛阳洛南新区唐代安国相王李旦孺人唐氏墓

　　衔尾入塞

　　尽管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即见豢养骆驼记录，但直到汉武帝朝开启对匈全面战争、凿空西域，骆驼始大量进入关中。西汉《盐铁论》记桑弘羊剖析丝绸贸易之利，指出帝国仅以丝绸一宗货物，便可掏空胡族的金宝牲畜，收富己损敌之效：“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駞，可使衔尾入塞。”

　　“衔尾入塞”，当非夸大之辞，西汉人是见过这种场面的。公元前90年，为配合天山东端对匈奴的攻势，汉武帝命成娩征发楼兰、尉犁、危须等西域六国大军围击车师。破城之后，西域联军各自归去，凯旋的汉军团却粮草不继，饿死数千人。武帝急调酒泉郡驴、骆驼驮粮，出玉门关接应。当时远征，朝廷准允士兵私募随从仆役，人数极众，要支援这样一支庞大军队的粮草，驼队的规模可想而知。汉代君臣对骆驼的性能，商贸及军事价值，认识越来越深刻，自武帝朝以降，历次用兵塞外，除了照例缴获牛马羊这些传统牲畜，也开始捎带上骆驼。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常惠破匈奴，获“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稽落山一战，窦宪大破北单于，“获牲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

　　北魏太武帝北逐柔然，西灭胡夏、北凉，平统万，定秦陇，取河西水草丰茂之地，辟为超级牧场，养马两百万匹，骆驼多至百万余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又在河南建河阳牧场，每年从西北迁入大批良驼。这时候的粟特人商队，开始牵着双峰驼，穿过险象环生的戈壁，和中国北方的离乱烽火，络绎于洛阳、撒马尔罕及布哈拉之间转运丝绸与香料。“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张籍《凉州词》）北朝到隋唐，由于塞北游牧部族大举南下，以及丝绸之路的作用，骆驼俑在中原广泛兴起。中原地区盛唐时期的大中型墓葬几乎都有骆驼俑出土，少则一件，多则十几件。骆驼终于迈过雄壮的潼关，向中国东部南部挺进。

莫高窟壁画中的骆驼

　　驼市如织

　　中古时期养驼业发达，有时贵族出行，远途跋涉，往往乘驼，上文刘秉仁就是一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推四大望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为天下四姓。另一豪族陇西李氏，生怕落选这次天下前四高门评定，星夜骑着骆驼入关。然而还是晚了一步，赶到洛阳时，四族位次已经尘埃落定。李氏怅怅而返，从此得了个“驼李”的绰号。陇西李氏乘的乃是一种特异的骆驼，号为“明驼”。这种动物的身影，还奔驰于青川绿野、牧童琅琅吟诵的《木兰辞》歌声间。花木兰得胜还朝，“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句还有另一个版本：“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李氏希荣心切，木兰归心似箭，所选皆是最快的坐骑：传说明驼日行千里，远逾奔马，是以二人弃马取驼，而花木兰需向皇上求赐，见得此兽十分稀有。明驼的外形，似乎与寻常骆驼没什么区别，唐代奇书《酉阳杂俎》披露了分辨明驼的秘诀：“驼卧，腹不帖（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观察骆驼伏卧之姿，只有腹不贴地，腹下透光的，才是明驼。

　　有时候高居太极宫或大明宫的皇帝准允贡使将骆驼牵上朝堂，亲自视察。这些骆驼都会纳入畜籍，记录在册，身上烙下印记，以供放养识别。形形色色的外来骆驼挤满了唐朝圉厩。与汉朝一样，唐廷也在边地广辟牧场，自陇山以西至河湟幅员千里，置八马坊，归监牧辖制。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陇右官营牧场，总计有驼、牛、羊三十三万头。杜甫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所遇“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王昌龄也道“橐驼五万部落稠”，足见其繁荣。

　　边境互市之所，进行着当时帝国最大宗的骆驼贸易。至于骆驼价格，根据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残卷，唐代西州一匹波斯骆驼（即单峰驼）作价27至33匹绢，高于经过阉割的突厥马（16至20匹绢）。骆驼比马昂贵，与其说是豪车与普通车之分，毋宁说重型越野卡车与家用车之别。骆驼身形远高于马，力亦胜之，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双峰驼负载能力远超马骡，多被投入长途运输，驮运帐篷之类重物。

　　两宋马匹奇缺，必须充分发挥其他驮畜的效能，以支国民之用。那时有人算了笔账：每头骆驼囊粮三石，成本四贯钱；驴子、骡子每头只能运载一石，却需消耗两贯钱，用骆驼搞运输的性价比高得多，由是官民多养骆驼。北宋的骆驼，上为天子驾车，下供小民代步。在山西太原，老百姓养驼司空见惯，去人家串门，往往开门便见到一匹大骆驼一脸微笑地站在院子里。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原）驼与羊，土产也，家家资以为利。”当地养骆驼，普遍到跟养羊差不多。宋神宗朝，日本僧人成寻求法中华，在河东路（今山西、陕西部分地区）的官道上，每天能遇到三四十匹骆驼。目睹“异域奇兽”成群结队，那份儿视觉冲击，恍如来到了魔幻世界。

　　明代官方牧驼不盛，清初有所重振，道光以后，复又衰落。乾隆年间养驼万峰的新疆巴里坤驼厂，经道光张格尔之乱，凋零殆尽，仅剩五百头。不过在民间，骆驼依然是使用率极高的驮畜，驮载着商品、思想和艺术，默默穿梭在晚清遗存的老照片中，一如过去数千年来一样，用它的驼峰，连起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