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平均每天可以干什么？是诞生800多家中小企业，也是新增300多件发明专利授权，还是两大机场迎来送往超30万人次旅客。活力源于改革与开放。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领域亟待破解的很多是难啃的“硬骨头”。产业界人士和专家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十五五”的“关键时刻”，北京需要以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迈出“关键一步”。

　　让数据从政府部门“流”出来

　　北京向东看，城市副中心成为改革“试验田”。前不久，城市副中心获批成为全国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之一，将探索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

　　围绕要素高效配置开展全链条改革，是北京突出的优势。比如，“十四五”时期，北京在技术要素上，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等多项改革试点推向全国；资本要素上，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北交所总市值已经突破9000亿元；数据要素构建起数据共享、开发、利用、保护的全链条。

　　2024年，北京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2.24万亿元。“对很多企业来说，今天数据要素甚至比土地、资金还重要，如果缺乏数据要素支撑，就难以为继。”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点出北京在众多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最为迫切的一项。他说，相比传统要素，数据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晋”要素，需要突破的藩篱和制约更多。

　　在他看来，下一个五年，北京要让数据从委办局“流”向数据平台、大数据交易所，让数据能交易、可流通、有收益。数据汇聚后要经过清洗、加工实现标准化，再分层分段应用，不断提质。这也是支撑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关键。“数据要素够不够，检验标准是企业能不能有效获得数据，并使其产生新质生产力。”他说。

　　目光再转向CBD和丽泽。今年9月，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起步区在这两处落地。“法商融合可充分发挥北京政策先行、人才集聚等优势，畅通关键要素流通，为政策提供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德恒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王丽说，当前企业出海、外资进京，不是只有单一的法律服务就够了，很多业务需要律所、银行、保险、信托等机构协同起来。“法”与“商”的要素资源在该区域不断积聚，将给企业带来更大便利。

　　营商改革重点转向行为完善

　　2023年12月，北京营商环境在经历了6个版本压茬改革后，迎来一次全新升级——《关于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北京服务”的意见》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印发，亮出来一个营商品牌——北京服务。

　　“北京服务”的领域从以优化政务服务为主，向企业服务、公共服务延伸拓展，企业员工到火车站和机场是否方便、市民下班后能不能逛博物馆等细节也都纳入进来。

　　“这是个大营商的概念。”李志起回忆，五年前参与编写北京“十四五”营商环境专项规划时，大家就曾提出“5个环境”的理念，其中除了市场环境、投资环境等，还创新提出了“人文环境”。他觉得，营商环境不仅仅围绕办事窗口来改善，而是得让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和企业都能感受到北京的温暖与魅力。对人才、创业者、上班族的友好，也是北京竞争力的一部分，能吸引更多人为这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打拼。

　　北京营商改革的范围正在变得更广。“很多企业期盼的是，京津冀办事不要有太大落差，尤其是不能有断崖式的感受。”李志起说，三地之间应该对企业服务事项进行对标对表，尽快统一标准，用同一种声音、规则去对待所有企业，消除“温差”。同时，京津冀还应该让数据跨省市“跑”起来，免去企业在三地间奔波，降低办事成本。

　　数据显示，近年来，北京对标国际最佳实践，迭代出台1700余项营商改革举措。“前些年的营商改革可以称之为制度完善阶段，‘十五五’时期营商改革的重点应该转入行为完善。”李志起解释，各级政府部门及办事人员要把这些制度要求落实到自己的施政行为里，建议北京推出更多针对政府部门、执法人员、基层工作人员的具体要求，让大家发自内心调整自己的服务意识，调整优化自己的规则和流程，让更多群众能够看得见、感受得到变化。

　　机制平台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能不能把我看到的工厂‘带’回我的国家，促成两国的合作？”20岁的蒋世杰来自刚果（金），正在对外经贸大学读大二。今年，除了完成学校的课程，他还到北京和长三角地区多座工厂参观考察，亲眼见证中国当前最先进的科技。

　　这源于北京发起的我国首个服务于高新技术企业及机构的“一带一路”国际人才计划项目——藤蔓计划。“国际留学生们就是科技创新交流的‘藤蔓使者’，他们在很多中国科技企业实习、考察、就业，把技术和经验带回到自己的国家。”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理事长张晓东说，“藤蔓计划”已为90余个国家的留学生提供实习岗位，超过1万名国际留学生参与其中，这些国际化人才进入中国企业后也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和海外发展能力。

　　在张晓东看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这种“小而美”的项目，这也是下一个五年北京应重点布局的。

　　过去五年，北京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开放带来强劲动力。五年来，北京主动为国家开放发展试制度，累计实施突破性政策140余项。

　　开放也是“双向奔赴”。王丽认为，企业出海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不少风险，对当地政策、法律、产业链配套都不甚了解。尤其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差，在出海过程中摔了大跟头，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因此企业“走出去”更需要一些平台和机制的助力。

　　近年来，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相继成立，在全球各地有1200多位调解员、4000多名域外法查明专家，已经受理了5.6万个案件，“以往企业走法律诉讼要折腾一年半载，但是调解可以节约90%的时间，迅速解决纠纷。”王丽说，很多机制和平台仅凭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己是建不起来的。政府层面应该想在前面，出台金融、贸易结算、海关物流等各种支持政策，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本报记者 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