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京安

有一年去延安拍戏，走进桥儿沟鲁艺纪念馆，我说：“这和前几年不一样了。重新设计了？”讲解员说：“设计师是……”我说：“会不会是我的老同学，太像他的风格气质了，西北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讲解员说：“没错，屈培青。”天哪，我一跺脚，钻进去，父辈们的故事全从一砖一瓦里流淌出来！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还有后人知道或者不知道的许多许多……

桥儿沟鲁艺文化产业园的设计，有着风雨故人、过去今天、缠绕日月的现代叙事空间。尤其是东山窑洞的恢复、重塑、陈列，让东方神秘的古城和“红星照耀的中国”，隔山隔海隔世相逢。延安儿女的往事，更是令人惊叹。

在馆内，窑洞的往事陈列前，驻足，端详，凝眸，我们感动着，让我不由得想起曾经在抗大当过教员的父亲，也想起随歌而去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曲作者——音乐家、我的岳父刘烽。

20世纪30年代中期，延安以强大的魅力，成为东方大地最神秘、最令人向往的传奇之地。15岁的红军哥哥，刘炽，对，就是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大音乐家的刘炽，领着9岁的弟弟刘烽，从古城西安的甜水井，并力西行，来到了延安。那是1937年的11月。岳父对我讲过：“初到延安，边区的空气清新干净，虽黄土弥漫，但人人平等，像回家一样，相互尊重。本来就是九岁孩子，住在老乡家里，难免和老乡娃娃打架。老乡像家长一样断完官司，各打五十大板。虽然穿着八路军军服，也得遵守，趴在凳子上，打。小八路娃娃被打得哭天喊地，抹眼泪。”童年的课堂，在延安的山川河流之间，书写回响着人生最美的文字。

岳父说：“山丹丹就是野百合。行军打仗时，若山坡上有一片红色百合，就是枪林弹雨，也要摘回来。不为别的，就为好看。然后用泥土把根系裹住，用手一撴，圆圆的像个鸭蛋，所以叫个‘山蛋蛋’。窑洞里，如豆的煤油灯下，闪烁着红红的光，行军演出一天，看见它，就不觉得累。”

岳父是个浪漫的人。那个崖畔上的“山蛋蛋”，在枪林弹雨中、在黄土坡上绽放出的红，是不屈的精神象征，是未来另一个新世界绚烂的天空。一定是一片花瓣，在岳父童年的眼里，有了对未来的憧憬、向往、梦幻，才有了后来唱响半个多世纪的他最恢宏、最浪漫、最为人民所乐意传唱的《山丹丹（蛋蛋）开花红艳艳》。“丹”就是红。他喜欢。甚至最后给他女儿——我的妻子取名也叫“雪丹”。

1937年，刘烽参加延安抗战剧团，辗转演出。由于娃娃多，后来又成立了孩子剧团。他先是敲锣，后来司鼓。1939年孩子剧团回到延安，冼星海发现刘烽有音乐天赋，亲自教他打鼓。刘烽即兴发挥，冼星海兴奋不已。从此延安文艺引领着一个娃一群娃、一众热血青年，为心中的那个理想国，裹一身黄土、红一色青春奋斗着！再后来，抗战剧团挑了一批小成员作为骨干，成立了边区艺术学校干训班。校址搬到桥儿沟，鲁艺的对面。刘烽就在其中。

1940年冼星海赴苏联前，送给刘烽的哥哥刘炽一本书。书上写了一句话：“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中国气魄的民族新音乐来”。这句话成为刘烽心中永不熄灭的电光石火，引领着他，从童年走向少年，走向青年，走向全国。延安娃最终成为最炽烈的一株野百合、—棵山丹丹。多年后，他担任延安文艺学会会长，全国鲁艺研究会的秘书长、会长。桥儿沟，延安，他一生的念。延安抗战剧团，孩子剧团，干训班，魂牵梦绕。

岳父烧得一手好菜。他做饭的座右铭“放糖不能吃出甜，放盐不能吃出咸”，耐人寻味，生命的分寸、火候，艺术的命门皆如此。这是他用最朴素的话语，道出的一个大道理。

今天对过去的修复、构筑、堆砌、书写，就像一束自然里的微光。相信这束生命之光会透过东山窑洞的门，在缝隙之间，照亮延安儿女灿烂艰辛的非凡人生，让我们后来者，享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