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永定】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太阳之下无新事》，收录了我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9年11月撰写的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主要文章。2025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增长是硬道理》，一定意义上是《太阳之下无新事》的续篇，该书收录了我自2019年11月到2025年年初撰写的有关同一问题的主要文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V型反弹。“四万亿”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房价在2009年开始快速上涨，并延续至2010年。2010年和2011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全年平均同比分别上涨9.9%和10.5%；CPI则分别上涨3.3%和5.4%。一些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也开始变成突出问题。

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前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政府赤字率由2009年的2.8%下调到1.9%（实际为1.8%）；央行3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全年新增信贷由2009年的9.6万亿元下降到7.47万亿元，同比少增3901亿元；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3.6%。

2012年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赤字率下降到1.5%；另一方面，央行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同时，2012年的GDP增速由2011年的9.6%下降到7.8%。

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在嗣后的各年中，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2013年、2014年、2015年政府均提出过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目标。

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要重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将“去产能”列为首位。

2017-2018年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提法略有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与此同时，“去产能”依然是“重点工作任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8-9个不同的冷、热“周期”或经济波动。例如1978-1980年、1984-1988年、1993-1997年、2003-2008年、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是抑制通胀。

中国以往的经济波动由高增长、高通胀到低增长、低通胀，再由低增长、低通胀到高增长、高通胀，每次转变的时间间隔都比较短。短则一两年；长则三四年，中国经济在波动中一路高歌猛进。1979年到2011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高达10%左右，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发生重要变化，经济不再呈现波动中高速增长的特征。2010年中国GDP增速为10.3%，2011年为9.6%，以后各年分别为7.9%、7.8%、7.4%、7%、6.7%、6.9%、6.7%，2019年为6.0%，2025年中国GDP增速目标已下调到5%。

与此同时，中国PPI指数自2012年3月开始连续54个月负增长，自2019年7月到2020年12月连续18个月负增长，自2022年10月到2025年7月连续33个月负增长。CPI指数在2012年5月为3%，从2013年6月到2024年12月年均涨幅为1.62%。

2025年上半年中国的CPI指数同比下降0.1%。2015年中国GDP增速跌至7%，2016年5月权威人士指出：我国经济运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现在10年已经过去了，但L型阶段似乎还没有过去。

令人欣慰的是，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2023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2024年9月24日之后，央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相继向市场释放了进一步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重要信号。2024年11月8日，财政部提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2024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发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强烈信号。

这些信号充分说明，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做出了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是完全正确、绝对必要的。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只要正确落实中央“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指导方针，中国经济必将能迅速走出L型阶段，胜利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

从《太阳之下无新事》一书可以看出，2015年以后我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看法逐步发生变化，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同主流不尽一致的观点。从2019年到2025年年初，中国经济还未走出始于2011年的经济增速和物价指数持续放缓的阶段。《太阳之下无新事》出版后，我对宏观经济调控问题的基本看法没有改变，但比以前更为明确和具体化了。

《增长是硬道理》一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抑制经济增速持续下跌”，收录了当年学界关于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遏制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跌以及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本章具有“立此存照”的性质。在保“6”之辩中，正反双方心平气和，既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又尊重对方的观点。这场辩论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的理解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破除思想障碍与认识误区”，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奇迹已经结束”，但是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增速下跌到6%或更低是不可避免的。

本章从方法论和形式逻辑层面，对有关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讨论。例如，本章收集的文章讨论了诸如长期变量和慢变量无法解释经济短期变动的问题，阐释了一些对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存在“推不出谬误”的形式逻辑问题。

本章还对一些“流行叙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由“投资驱动”变为“消费驱动”，以及消除过剩产能应该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或主要目标之一）等进行了辨析。

第三章“基础设施投融资与地方政府债”，主要讨论了基础设施投融资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地方债。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贡献过低是地方隐债严重的重要原因，中央财政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并在地方债化债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章“西方宏观调控思想变化对中国的启示”，介绍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甚至之前）学者对传统理论观点（财政规则、货币主义理论等）的反思以及西方决策者执行的激进的财政、货币政策（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在此基础上，本章讨论了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实践的可借鉴之处。

第五章“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年度分析”，主要是每年初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恒等式基础上，对中国年度经济增速目标的确定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提出建议。本章还对某些特定年度的特定问题（如PPI和CPI的“剪刀差”、疫情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等）进行了讨论。

15年前，我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在中国，经济学辩论像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比赛’。混战结束后，留下的只是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应该说，现在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学术讨论已经不再是“自说自话”或“失聪者的对话”。

学术研究中，我始终遵循“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但各种错误在所难免。把2019年到2025年年初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除了为历史提供一个小小注脚、为AI提供一些新语料之外，就是“立此存照”以为青年学者提供批评的靶子。

《增长是硬道理：我对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考》余永定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