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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ESG 理念在中国蓬勃兴起,但我们应当将ESG置于更高维度进行审视,要看到ESG不仅是一种更世界观,更是一种方法论。在我们看待ESG的时候,不能仅局限在评价评级、品牌声誉、投资回报这些层面,其价值远不止如此。应认识到ESG的本质是我们看待人与自然、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根本立场。
很多人在提及ESG的时候可能会有疑问,那便是为什么ESG要把“E”(环境)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叫其为“SEG”,难道只是因为“ESG”比“SEG”念着顺口吗?答案当然不是。回顾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当年在达沃斯论坛的倡议便会发现,这一排序背后有着深刻的思考。当时安南提出:“在座的企业家们,我们能否与地球签订一份新的契约,让资本主义更具人性的面孔?” 而之所以要签订这份 “契约” ,是源于工业革命250多年来的积弊 —— 企业经营带来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加剧、劳工条件恶劣,以及治理体系中的诸多问题。也正因如此,联合国才成立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而我们践行ESG的初心,本质上就是正视各行业在这些问题上的不足,重新校准发展与责任的关系。
不仅如此,联合国的报告也进一步印证了“E”(环境)置于首位的必要性 ,这是因为当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极度紧张。联合国环境署(UNEP)发布的《与自然和平共处》(Making Peace with Nature)报告更直接提出,人类正面临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与环境污染这三重星球危机,且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就是ESG中E要优先考虑,而E中气候问题又更突出!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言,“气候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气候沸腾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样的严峻形势,更让ESG的“世界观”价值凸显。就像我们大家现在,能够明显更看极端的夏天高温、秋季缩短,还有破记录的降雨、飓风,气候变化带来的气候灾害不但对企业造成巨大影响,对城市、园区,对工程建设项目等方方面面都造成灾害,人们必须要应对,只是大家开展工作的角度不同。因此,对ESG的实践不应仅停留在企业层面。因为它是一种世界观,核心是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那么,ESG就要贯穿于城市、园区、工程项目等各类人类活动载体中——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依托ESG的另一重要属性:方法论。问题来了,如何体现出ESG方法论的价值呢?其实我们可以将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标来看,二者的核心目标都是推动可持续发展,但落地成效却差异显著。2015年全球同步推进了《巴黎协定》与SDGs,可在联合国今年的评估报告中显示,SDG目标的实现率仅为35%,整体成效不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所提出的ESG标准,ISSB虽然2021年才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成立,2023年才推出其相关ESG国际标准,却已被占全球60%GDP、占60%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司法管辖区所采纳。
有人有疑问,为何ESG能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可呢?其关键就在于它构建了一套清晰的方法论,即将ESG的目标具象化、可量化,同时要求企业进行信息披露,并引入第三方见证机制,然后,有评价评级,让投资等市场响应与其挂钩。这套方法论对推动可持续发展极具借鉴意义。即便目前国际上对ESG的表述仍存在“回潮”,部分机构将其重新表述为“可持续发展”,但其方法论的核心价值仍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学习与应用。
回到现实,从中国的实践来看,2024年是中国ESG制度建设的“元年”,国内三大交易所、财政部等九部委相继出台多项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政策文件,有观点认为中国ESG有望实现“后来居上”。中国的ESG的确有着“后来居上”的潜力:一方面有政府力量的强力推动,另一方面市场、金融机构等各方也已形成了系统性行动。不过,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话,还是需要我们探索更多的创新路径,将ESG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企业层面延伸至城市、园区、建筑等领域,便是我认为的其中非常关键的方向。
具体到城市层面上,城市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却消耗了78%的能源,排放了60%的温室气体,是典型的人类活动“飞地”。而中国是全球城市数量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导致其极具有代表性。人们常说的“城市病”—— 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与交通拥堵,或许只是城市病表象,更严峻的是气候风险所带来的挑战,而城市气候韧性不足的问题也在日益凸显。
回顾北京近年来的气候灾害便可以看出问题的紧迫性: 年暴雨导致79人死亡,2023年门头沟、房山地区暴雨导致50余人遇难,今年的暴雨又造成了50多人的生命丧失。作为国家首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接连遭遇重大生命财产挑战,这足以说明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还有很大不足,尤其在ESG的“E”(环境)维度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而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上目前已经有不少城市率先进行探索ESG实践,比如加拿大多伦多市明确提出要建设“全球首个ESG示范城市”,该市组织团队研究建立城市的ESG指标体系,并对照编制城市ESG报告,从2021年开始连续发布多伦多城市的ESG报告。东京、新加坡也推出了“ESG城市” 建设目标等,我国的成都市已开展了相关工作。国内目前至少有9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苏州、邯郸、厦门、天津、常州,制定推动ESG发展的政策。在园区层面,苏州园区同样在这一领域迈出了探索的步伐,不仅明确了ESG的建设目标,还列出了所计划发展的ESG的相关产业。
这些实践表明,在企业ESG之外,还有大量可创新的领域,其中工程建设项目便是极具潜力的方向,可将其称之为“工程项目ESG”或“ESG + Engineering”。工程建设项目的ESG实践如此重要,是因为从建筑领域的整体情况来看,其与ESG的关联度非常之高:首先,建筑领域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碳排放量的37%;其次,在资源消耗层面来看,混凝土是人类除水之外消耗最多的资源;更关键的是,河沙等砂石的开采问题,也已被联合国环境署列为“21 世纪重大可持续发展挑战之一”。
而对中国而言,建筑领域的ESG实践尤其更具紧迫性。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建筑量,单从数据方面来看,去年全国的综合灾害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房屋建筑面积已达1280亿平方米,占全球建筑面积的一半左右。而如此庞大的建筑体量,其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也早已显而易见,例如,建筑领域的碳排放量占全国总碳排放量的近50%,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中国三年的水泥用量超过美国100年的水泥用量”等。面对如此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排放,在建筑领域推进ESG实践已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领域在ESG的“S”(社会)维度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行业社会劳动生产率较低;另一方面,劳工问题日益突出——尽管当前建筑工地工人的月薪达到1万元并不算困难,但年轻人因 “工作不体面”等多方面原因不愿进入该行业的问题也在日益凸显;同时,建筑工人的平均年龄已高达46.8岁,老龄化问题极为突出。若不通过ESG 实践改善劳工环境,未来行业或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困境,此外,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虽然近年来煤矿方面的安全事故大幅减少,但建筑领域的安全事故却频繁发生。
然而,从实践来看,建筑领域的ESG推进成效并不理想。2023年有研究显示,当年100家建筑领域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率仅约39%,而其中“E”(环境)维度的披露率更低,仅为16%;一年后,2024年的披露率虽提升至77%,但在关键维度上仍存有明显短板——温室气体排放、客户隐私保护相关信息的披露率均仅为23%,甚至商业道德(建筑领域反腐败需求极高)相关信息的披露率也仅为52%,这样的现状,更凸显了要推进建筑领域ESG实践的必要性。
工程建设项目作为建筑领域的核心载体,其ESG实践的价值尤为突出,这类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大、涉及人员多。以最近开工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为例,其投资规模高达1.2万亿元,参与建设人数多达数十万人,建成后年发电量可满足3亿家庭的用电需求,如此庞大的规模,决定了其社会影响极为深远。因此,特别需要将ESG的“S”(社会)维度引入工程实践,保障其正面的社会影响。
开展工程建设项目ESG(ESG +E)价值体现在两方面:理论上,它实现了创新,即目前ESG实践多集中于企业层面,项目层面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实践上,实践的意义也非常大:第一,它将推动工程管理学的革新——传统工程管理聚焦技术、经济与管理,而项目ESG可以将“E”(环境)、“S”(社会)维度纳入其中,形成全新的工程管理体系;第二,它将创新信息公开模式——传统项目信息公开多为“环评、可行性论证阶段15天公示”等,而项目ESG要求其全生命周期信息公开,可以有效地提升透明度与公信力;第三,它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在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工程项目是核心载体,项目ESG实践能显著提升“一带一路”项目的可持续性与国际认可度。
为了更好开展工程建设项目ESG(ESG +E)工作,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地调研构建了ESG指标体系,并运用了博弈论赋权、模糊数学等方法对其建立了科学的评价模型。之后,运用这套体系与评价模型,对2014 2024年间中国的134个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涵盖铁路、公路、建筑、地铁、机场、隧道、港口等类别)进行了评价,为开展工程建设项目ESG奠定一定基础。这项研究成果由于具有较强创新性,发布后在国内获得广泛的媒体关注。
总之,希望联合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央企、民营企业等各方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推动ESG在企业之外开花结果,使ESG实践进入新阶段,目的是通过这种新探索,推动城市、园区和工程建设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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