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办《宇宙风》 殒身赴国难

    林语堂（1895—1976年）三哥林憾庐（1892—1943年），本名林和清，福建龙溪人。他原在厦门行医，1927年到上海谋业。林语堂去美国后，他接办《宇宙风》半月刊。可以说，自接办《宇宙风》以来，林憾庐不畏艰险流徙，毅然共赴国难，为坚持办刊、宣传抗战，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之际，林憾庐先是在战火中冒险着手编撰《上海抗战全史》，以宇宙风社名义印行了两辑，第一时间向国人通告了上海抗战的激烈战况与惨烈战局，乃是如今回顾与研究这一战事的重要文献。当上海最终沦为“孤岛”之后，他又转赴广州，在日军大轰炸中创办《见闻》半月刊，并将创刊号径直印制为“轰炸特大号”。从1938年8月开办，至10月广州沦陷于日军之手，此半月刊虽只办了5期即告终刊，却因坚持每期宣传抗战、揭露日军暴行而名载史册，是抗战研究的宝贵史料。

    直至后来，林憾庐辗转到了广西桂林，终因操劳过度、病体难支，于1943年2月病逝。当时，著名作家巴金正在创作长篇小说《火》第三部，闻知噩耗、悲从中来，迅即以林憾庐为原型，为之塑造了主人公“好人田惠世”的形象。在《纪念憾翁》一文中，巴金曾这样动情且率直地追忆道：

    “你的死使神圣的抗战失掉了一位热烈的拥护者，使为正义奋斗的人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朋友……你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但是你单单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就牺牲了生命。的确，你是为了你那个‘该死的刊物’（你骂它该死，更可见你是如何爱它！）死的。你为它牺牲了健康……”

    这里提到的“该死的刊物”，指的即是《宇宙风》。1936年，林语堂一家赴美定居，即嘱其三哥林憾庐来接手其创办的《宇宙风》。不久，“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接连爆发，全民族统一抗战就此打响，南北各地战火绵延，国内诸多文化教育机构纷纷迁徙至西南后方，林憾庐也不得不随之辗转流徙，从此开启了巴金所说的“六年来没畅快地休息过一天，忠实地守着工作”的艰苦生活，直至积劳成疾、病重不治，病逝于广西桂林。

    兄弟父子接续办刊 为文化火种续命接力

    林憾庐生于福建漳州的坂仔乡，父亲林至诚是一名牧师，一生共育有六子二女，其中，林憾庐（即林和清）在六个儿子中排行第三，其余几位分别是：长子林和安（林景良）、次子林和风（林玉霖）、四子林和平（早亡）、五子林和乐（林玉堂）、六子林幽（林玉苑），两个女儿分别是林瑞珠（林仪贞）、林美珠（林美宫）。老五林玉堂，即后来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学者林语堂。

    1927年，林语堂率先到了上海，林憾庐也于同年而来。此后，林语堂于1928年因所编的《开明英文读本》畅销全国而成为“版税大王”。不久，又于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一系列刊物的创办为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可是接踵而来的繁多事务，令林语堂深感分身乏术，只得向自己的三哥求助，让他来分担编务和撰稿任务。

    《宇宙风》是林语堂离开《论语》后，于1935年9月创办的杂志。开始时林语堂任主编，由陶亢德做编辑。1936年秋，林语堂举家迁往美国后，就交由陶亢德和林憾庐一起负责了。1939年3月之后，林憾庐开始独自主持杂志运作与经营，也伴随着这本杂志历尽波折与艰险。因战火四起、无处容身，刊社遂由上海迁至香港再至桂林，整个迁徙历程之艰苦，办刊条件之恶劣，相关工作之繁重，超乎常人之想象。林憾庐为之耗尽心血、竭尽全力，最终也因之积劳成疾，抱病坚持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1943年2月，林憾庐病逝之后，杂志交由其子林翊重接管，坚持办刊至1944年11月停刊。

    1943年5月25日，《宇宙风》杂志暂由林语堂主编，推出第131期，是为“纪念林憾庐先生特辑”。这一期特辑，封面印有林憾庐先生遗像，内文则收有各方亲友的悼念文章数篇。其中，其女林伊惠的《记先父》一文，生动地记述了林憾庐在生命最后阶段为办刊所做的努力种种，文中这样写道：

    “抗战以来，《宇宙风》因东移西迁和邮运费用高涨，一直在赔钱，但是父亲继续不断地不折不挠地坚持。三年前（1940）他又创立了林氏出版社……当时上海情形越来越糟，刊物出版时，没有人来收邮包，于是成千累万的书堆满了整个杂志社，一直在赔钱，可怕地赔钱！父亲却以出奇的镇静勉强维持着。”

    仅从这一段忆述文字即可知，《宇宙风》杂志的命运，与林憾庐的生命历程已然联为一体。只是后世读者大多熟知这本杂志初创者林语堂的名号，对于林语堂三哥——林憾庐之名，着实了解太少。

    办刊之前倾心写作 频频“谈天”与“翻书”

    上述这段简历，即林憾庐短暂一生的基本事迹；林语堂三哥与《宇宙风》主编，可谓他人生履历中的两个显著符号。除此之外，后世读者对其了解并不多，可以说知之甚少。殊不知，林憾庐在接手《宇宙风》之前，也曾倾心于写作，也曾发表过不少习作，而这些文章几乎全部与“谈天”和“翻书”有关。

    自1936年3月20日起，上海《立报·言林》副刊开始连载一组林憾庐所撰题为“谈天”的系列随笔文章，至当年5月25日止，这一系列已刊出10篇文章。在此之后，他又发表了4篇随笔文章，笔调仍类似于“谈天”系列，只不过没有再冠以“谈天”的总名，而是更为随意地列出文章主题。到了1937年3月27日，再次将其随笔稿件冠以总名“翻书杂记”，仍是以“谈天”似的随意笔调，向读者娓娓道来在出版、编辑、研读书籍方面的种种心得体会；至当年4月8日止，这一系列发表文章4篇。此后，他还发表了7篇随笔文章。至当年10月9日之后，则未再见有林憾庐的署名文章发表。

    由此可见，从1936年3月至1937年10月这一年多时间里，林憾庐虽已接手《宇宙风》杂志，但因是与陶亢德共同管理，手头事务尚不算特别繁重，还可以腾出手来搞一搞写作，为沪上各大报刊供稿，随意撰发一些随笔性质的文章。据笔者统计，这期间，林憾庐在《立报·言林》副刊发表共计25篇随笔文章，以类似与读者“谈天”一般的休闲笔调，表达个人见解，抒写一己性情。这些随笔文章，既有林语堂等提倡的小品文之“性灵”，又有贴近社会、扎根基层之“实情”；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自然平和的淡淡“幽默”意味，更有作者自己的真切感受融汇其中，可谓自成一体、别开生面。譬如，在“谈天”系列的开场白中，林憾庐就明确说：

    “谈天就是闲谈，然而闲谈也得注意——我们朋友中随便谈谈，像俗语说的‘背后骂皇帝’，并不妨事。写成文字，你就得仔细。假如你一时把天谈得高兴，不但你要吃中国官司，还许要吃外国官司呢！”

    ——这当然是对自己文笔旨趣的开宗明义，更有“莫谈国事”之下只能“谈天”的冷幽默在里边。

    又如，在描述景物方面，林憾庐也笔法轻灵有致，别具生动意象。“谈天”谈到雨天时，他这样写道：

    “雨天是很好的谈天的时候。如果你有二三知己，或是有个爱人，在下雨时大家坐下闲谈，或喁喁情话，那是最适宜的。因为下雨，大家都不想出门了，那末话便越谈越远，畅所欲言。”

    ——这样的闲淡笔意，浑如笔者在下雨天，沏上一壶热茶，闲倚在窗边观雨时写出来的一般，真可谓是把雨天的闲情写得“闲”到家了。

    再如，在时事评议方面，林憾庐写有《空谈不如实干》《盲人瞎马》等文章。他极其敏锐地意识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活动中的局限性，对此有过一番可称犀利的评说，文中这样写道：

    “文人喜欢说空话，所谓‘纸上谈兵’或‘闭门造车’的很多。更糟的是，只叫别人去做，自己站在批评的地位，或竟自以为了不起地以领导者自居，叫人家努力，自己的指头连动也不一动！”

    仅从上述这么一段评说，即可体味得到林憾庐的实干家气质——接办如《宇宙风》这样的文坛名刊，还非得有如此气质不可。否则，太文人气、太书生气的主编，要么堕入小圈子办刊、自娱自乐的泥沼，要么拍案而起或拂袖而去，终是难以把握与支撑办刊大局的。

    与这样的实干家气质相匹配的个人识见，在林憾庐的一系列随笔文章中，时有表达与流露。在翻检古籍之际，他并没有津津乐道于年代久远、版本珍罕之类，而是由之感慨儒家思想的“遗害”无穷，这样的感触与抒写，非但不为林氏同时代人所习见，恐怕即便时隔近90年后的今天，也并不多见：

    “中国的经书，说来非常矛盾，照理应该早就扔到茅厕里，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字的中心，所有文学都常有它的成分，使你弃它不得。在思想上，我真觉得儒家的遗害不少。因为，以前读书总是由孝经、大学、中庸、论孟读起——孝经谈孝固然不错，但却牵扯到‘立身扬名’‘忠于事君’去，就是做官思想；大学开始也是由‘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论孟全都是求仕的思想支持着——这可以表示儒家整个的在教人‘为人臣’‘做官’之道，虽然还有些地方是谈及‘做人’，仍然是所谓‘君子’者，较平民小人总是高一等的。你想想看，小孩子开始就教他求官做的心理，这影响害处多大！”

    应当说，林憾庐其人其文其事迹，初经翻检探究，莫不予人以“震撼”之感；再经调查概观，又会发现后世读者对之了解甚少，除了“林语堂三哥”及《宇宙风》续办主编的身份之外，几乎一无所知，这样的情形实在是令人颇感“遗憾”。或许终有一天，至少能将林憾庐曾刊发于各大报刊之上的文章，尽可能搜集整理，乃至结集出版，能让更多的人据此约略了解一下这位林语堂三哥的前尘往事，令其既“撼”亦“憾”的一生，尽可能在后世多一些“撼”，少一些“憾”罢。

    文并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