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四环高架桥上终日车水马龙，而四环边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实验室，却将窗外的喧嚣严严实实地隔绝开来。日前，记者跟随石质文物保护成果主题宣传活动媒体团走进了这间实验室。操作台上，石质模拟试块、修复试剂、检测工具有序摆放，处处是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的工作痕迹。一只透明收纳箱静静安放在一侧，斑驳碎裂的金箔残片堆叠在里面，色泽黯淡、边缘卷曲，像一堆枯萎脆弱的落叶——这是重庆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残片。

金箔剥落，只是表象，真正的难题藏在石头里。一箱金箔残片像一个微小的切口，透过它可以看见整个中国石质文物保护的复杂图景：从敦煌的干燥沙漠到大足的潮湿山岭，从云冈的砂岩到龙门的石灰岩，每一处石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老去。而中国石质文物保护的历程，几乎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院史一样长，一代代文物工作者薪火相继地研究石头内部看不见的“病灶”，实验室里的每一次分析、每一份修复方案，都是为了守住镌刻于山石之上的信仰与记忆。

任风霜叩问：大自然留下的棘手难题

裸露于山野崖壁之间的石窟造像，自开凿之初便直面大自然不间断的重重叩问，雨水渗流、温湿度剧烈波动、风化剥蚀、盐类结晶，再叠加地质活动与环境变迁，再坚硬的岩石也会逐步风化糟朽。风霜掠过岁月，是山野间裹挟着沙粒的烈风穿过岩石裂隙时留下的呜咽，也是这些石头在百代光阴里不动声色的挣扎。

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5986处，分布在全国28个省区市。这些数字背后，是岩土质文物分布范围之广、赋存环境之异、病害类型之杂所构成的庞大而棘手的保护工程。

2011年至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团队扎根承德，围绕凝灰岩板条状开裂等典型病害持续攻关，为北方寒冷气候与多孔脆弱岩体交织下的石质文物病害治理，积累了十余年不可替代的现场经验和珍贵样本。

承德磨剑，全国攻坚。即便已经在凝灰岩、砂岩保护以及结构稳定性监测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也远不能高枕无忧。“文物有它的特殊性，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工艺和技术方案。只能参照，不能照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坦言，每一次接手新项目都意味着从头做起——从岩石物理性能试验起步，从劣化机理的微观分析入手，甚至从当地匠人留下的凿痕与工艺脉络里寻找线索。在旁人看来，这或许是耗时费力的苦差事，李黎却视之为“正确的方式”：“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岩土质文物。”

正因为带着这种“从头做起”的审慎与敬畏，文物保护前辈们曾经用手工测绘、拓片制作、黑白摄影等方式记录下的那些裂隙与残损，如今正在被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理解和抚愈。

在河南浚县，大伾山摩崖大佛及石刻综合保护修复工作正加紧进行。这座历经1000余年风雨的摩崖大佛，面临着浅表层粉化剥落、石质开裂、空鼓、渗水、溶蚀及盐害等复杂的病害威胁。现场，多种无损探测技术同步开展：地质雷达深入岩层，查明隐蔽裂隙走向；光谱仪逐层辨析历史修复材料成分，识别修复边界；三维激光扫描建立毫米级数字孪生模型，量化记录风化病害的空间分布……针对大佛表层的有害可溶盐，团队采取了如同给大佛“敷面膜”般的精细脱盐工艺，将特制的纸浆材料均匀贴敷在大佛的发髻、面部乃至眉宇、鼻翼等细微之处，温柔贴实，多次吸附。而在修复材料的选择上，团队依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浚县）基地，在实验室内反复调试，力求新材料与原生岩体匹配兼容。这个占地约1000平方米、下设36间专项实验室的基地，涵盖分析检测、文物修复、工艺研究、材料研发、力学性能测试、环境模拟实验及展示利用等功能，为石质文物科学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从检测手段到修复材料，科技创新带来的不仅是更精准的“诊断”，更是“对症下药”的底气和提前预判风险的警觉。

在青海，通过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不仅获取了尕日塘秦刻石表面精细纹理，还将几何结构信息代入三维模型，完整提取了原始图像及文字信息。在此基础上，技术团队进一步生成了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与分析，风化漫漶的刻痕重新“开口说话”。 

在北京，缪子成像技术以宇宙线缪子为天然探测源，不钻一孔、不伤一砖，便穿透北海白塔砖石塔体，反演出塔身内部的密度分布图像，为这座屡经修缮却结构成谜的藏式古塔，提供了内部构造的无损探测与科学依据。

在川渝地区的安岳圆觉洞，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团队布设了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对顶板岩体166条结构面的微米级变形进行全天候监测。一旦岩体出现肉眼无法察觉的位移趋势，系统便能及时预警。

从毫米级裂隙的注浆加固，到光纤传感的微米级形变预警；从上千次冻融试验的反复求证，到上万组色度数据的精细比对——文物工作者对岩土质文物日复一日地观察、记录与推敲，依托数据支撑与科技赋能，正在变成一种更从容、更持久的守护。

风霜有问，谁可作答？答案不在风里，在石壁上，在那些把一生心血倾注入岩层和裂隙的人手中。

以石壁作答：接过重担，递给未来

2025年8月，在洛阳举办的2025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坐满会场。外方专家对石窟寺保护领域的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等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们看到了中国石窟寺保护事业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轨迹。但比翻译器里那些专业术语更打动人心的，是中国团队讲起某个洞窟时，眼中骤然亮起的光。

这份热忱并非凭空而来。一代代前辈学者在石质文物保护这条路上躬身前行，将守护文物的信念与引领传递到这一代人手中。于是，当记者走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项目修复现场见到的青年一代，身上都带着纯粹的热爱和笃定的坚守。“雨落风起，铎铃作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馆员许东说，“坐在舍利塔里修壁画，听着雨声铃声交错，是一种清净的享受。”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艺看来，攻克没有先例也查不到资料难题的过程，让他有种“碰一碰那些硬骨头”的兴奋感。谈及创业之初的重重艰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邵明申却松弛地说起驻地旁那片开得灿烂的喇叭花。石质文物保护之路，不止有攻坚克难的勇毅，更多是与文物相伴、于荒芜处复现生机的浪漫。

如今，这份传承已久的坚守，正通过培训等方式延伸至全国各地。2025年春天，在大足石刻举办的石窟寺保护修复技术研修班结业，20名学员带着厚厚的笔记回到各自的工作现场，在另一面石壁前，把从前辈那里学到的经验，再教给更年轻的人；2026年春天，安岳的石窟寺及石刻保护研修班又开班了，来自文博机构、科研院所的学员们在兼具前沿性与实用性的课程中，精进着石窟保护、研究、管理技能。

2020年至今，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逐步在石窟寺、文物建筑、壁画彩塑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人才培养方向上形成“全链条、多学科、做真题”的培养模式，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地开展培训的同时，同步完成了文物保护调查、设计、施工评估等任务，为“专业培训与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人才利用模式提供了可检验的范例。

“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践行对文脉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政绩导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游如是说。九十年，在石窟千年的岁月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这九十年，却是中国石窟寺从最初的考古与美术史调查，到抢救性保护，再到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的关键时期。

从梁思成在龙门石窟按下快门的瞬间，到余鸣谦在麦积山主持“喷锚粘托”的多年坚守；从千手观音历时八年重现金身的“一号工程”，到承德十五年磨一剑的凝灰岩保护——风霜依旧叩问石壁，而石壁的答案，正由一代代人接续书写。接过重担，不是接过一份职业，而是接过一段尚未走完的行路。递给未来，也不只是递交一份结项报告或一项技术，而是把面对石头时的谦卑、审慎与不舍昼夜的深情，一并交到下一双手里。

风霜过隙，石壁犹存。那些镌刻在崖壁上的佛陀与飞天，那些沉淀在石头里的信仰与审美，因为有了这样一群人的守护，得以继续讲述它们的故事。一凿一刻承载的文明根脉、千年匠心与人文风骨，将随恒久屹立的石壁，一同穿过岁月、奔赴未来。

（赵军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