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罐互争声扰扰，汤烟初沸响飕飕。

煤锅煮粥乌云集，咸水煎茶绿晕浮。

毛竹削成双筷子，饭团结住燥咽喉。

分来鲞肉全无味，做到文章便有忧。

——缪艮：《浙江乡闱诗》

试士之区，围之以棘，作为科举考场的贡院因关防严密又称“棘闱”，是清代科举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物理空间。为维护考试公平与考场秩序，考生困囿于逼仄的号舍之中，“朝夕于是，饮食于是，卧溲于是”，饮食起居均受到严格的管控。

有清一代，科举考试共分三场，持续九日，先一日点入，次一日放出，每次留场两日，以每日早晚两餐为计，时人用“三场十一碗冷粥饭”形容场屋观光的艰辛历程。

锁闱考试中的食物供给是科举考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性保障。晚清的科举社会中，食物作为交往资源与文化符号，构建起独特的饮食文化表达。

棘闱之内，士子的饮食活动主要可分官方供给与自炊自备两种类型，种类丰富且形式多样。于考生而言，食物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体验，更是维系情谊、建立交谊、释放情感的重要载体。一碗一筷、一粥一饭之间，藏着晚清科举社会最鲜活的生动细节与人情冷暖。

南米北馍：科场的供给

作为科场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贡院之内，士子的饮食由官府统一置办，所谓“士子之食，圣天子之赐也”。闱中士子的食物供给从食材筹备到饭食分发均有一套完成的管理程序。供给官员是士子餐食的第一责任人，清例，乡试办理供给事务的顺天府通判、治中及各直省布政使衙门佐官须“每日入场，专司供给，且照料举子粥饭，管理水火夫役”。乡会试考场中配有专门的乡厨和伙夫，顺天乡试每科用蒸饭夫二十名、蒸作匠二名、打饼匠二名，乡厨六十名，“俱由顺天府行文所属，预期雇觅，造册送府查验”（《钦定科场条例 卷十二》《乡会试执事官员》）。同时，作为乡会试考务总负责人的监临也对士子餐食的发放负有监视责任，闱中乡厨将粥饭制作完毕之后，由监临监视号军放饭。

在晚清科场中，每科乡试三场，每场三日，第一日点名，第二日凌晨下题纸，考生作答快的，第二日夜里即可出闱，第三日中午清场。因此每场考试的第二日，即八月初九日、十一日、十五日，为正场，一般情况下，监临会在这三日的上午和下午分别为士子分发两顿餐食。时间分别在早晨六点至八点之间以及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两餐间隔较为合理。如1889年潘祖荫出任顺天乡试监临，头场初九日卯刻即开始放粥，下午三四点（申刻）再次为士子放饭。

虽然“士子入场者，定例给与粥饭”为《钦定科场条例》所明文规定，但实际运作中，闱中士子的食物供给因不同的地域及主司的负责程度而有较大差异。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北方省份，考生场食以小米粥、馒头为主。而江南地区南闱、浙闱则会为士子干米饭、稀米饭作为主食，辅之以火腿、鲞鱼（一种腊鱼）。西南地区的云南乡试则是干饭、三鲜小菜和火腿肉，考虑到民族信仰问题，回民考生还有特供的乳扇和盐煎肉。在京城顺天贡院举行的会试照顾到南北各省考生的饮食差异，供给以白米饭和红肉五花汤为主，兼顾各地士子的食物偏好。

1893年，太原县廪生刘大鹏应山西乡试，进场后每日例领蒸馍四个，猪肉三块。八月十四日，第三场点名进场后，刘大鹏得闲偕友人同往闱中供给所游观，留下了一段有关晋闱食物供给的鲜活记述。一行人先至粥房，只见数十口铁锅环列灶上，柴火烧得正旺，锅中稀粥滚沸，热气蒸腾。此前他曾听闻坊间传言，说闱中稀粥是米中掺石灰熬成，此番亲眼得见实情，传言自然不攻自破。再往前是猪肉供给处，切块的鲜肉层层码放，堆如丘山，刘大鹏见状戏谓友人曰：“此谓肉林是也”。随后来到蒸馍棚，整座棚屋以苇席围搭而成，占地广达一亩，棚内两座大火灶吞吐烈焰，二十余名匠人各司其职、往来忙碌，蒸好的面馍攒积成堆，宛然一座小山。目睹这般丰裕周全的供给，不由慨然兴叹：“国家之待士子如此其厚也！”

饭菜之外，有时贡院还会发放给士子梨子等水果，甚至还会有蛋糕等点心。同时，每科乡试第三场适逢八月十五中秋节，额外为士子提供月饼。水果点心的供应同样丰俭由“省”，河南乡试士子每人两块月饼，每块重四两；江南乡试中，逢中秋“士子每人加给月饼四枚”。天气寒凉时，为体恤士子，亦有姜汤、椒汤等暖身茶水供应。

士子的考篮

朝廷为应试考生提供官方食物供给，本是“体恤士子”的仁政之举，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因种种客观因素而“变味”。一方面虽然食用费用是科场经费最大的开销，但主要是考官们的餐食占据了绝大部分经费，剩下的食物预算再分摊到每位士子头上，所剩无几。

1902年壬寅并补庚子顺天乡试的“动用款项单”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数据。1902年，因依据《庚子条约》的规定，直隶、山西等拳乱的重灾区被迫停科，顺天乡试借闱河南举行，据总办该科乡试的河南巡抚锡良奏报，该科乡试“士子三场粥饭，共银六百二十七两三钱二分三里”，因改章、借闱、时局等多重原因，该科顺天乡试应试人数有大幅减少，综合各报刊的报道，应试士子仅约五千八百人左右，一名士子三场的官方供给食物人均仅一百多文（《锡良遗稿》《顺天借闱乡试动用款项折》）。官方供给的餐食质量与数量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乡试所在的贡院按千字文命名，每一号即为一排，一排有七八十个座号，每场乡试应试人数在几千人到两万余人之间，而饭食有闱内的乡厨、伙夫做好后统一发放，不仅可能发生因天气炎热而引发的“肉败鸡薨”、“其物多不可食者”的食品安全问题（陈左高:《癸巳琐闱旬日》），在运输过程中，历经号军等人员的多道转手，“沿途有水夫等人竟就桶内以手掬食，不但挑至号舍全桶仅余半桶，而且白者已变而为黑，见者皆疑阻，往往乘而不食。”（《羮菜说》，《申报》，1892年12月27日）

闱内士子食物的官方供给总量少，且质量参差不齐，“火腿之狭几如指，月饼之小几如钱”（钟毓龙:《科场同忆录》），大多数时候无法满足士子们的日常食用需求。当“可供一饱”的最低饮食标准亦成为值得夸赞的乡闱政绩，为了“吃得饱”和“吃得好”，“自携白米及冷肴、汤料”入场，自己在闱内亲自动手解决餐食问题，成为更多士子的选择。

考篮是一种应试专用的竹编容器。士子“入场各携考篮，载笔墨食物”等随身物品。考篮中“纸墨笔砚、卷夹帘钉、油灯盌箸、饭篿水瓶”乃至“米炭油盐酱”可谓一应俱全，有时甚至还会带上一些提神醒脑的保健品。（《哀考篮文》，《国风报》，第一卷第十期）

为保证应考期间的日常营养，士子们会在考篮中准备一些聊以充饥的食物。大饼、馒头、炒米等即食类食物因其便携、不易变质的特性是大多数士子带入闱中的绝佳选择。桐城考生萧穆习惯入场前一日到贡院附近的“考市”添买入场食物，以面饼为主食，每次每场食物的开销大约在一百四十文左右。淮安士子潘德舆入闱时也携带了“饼饵”以供食用。炒米是清代一种制作简单、食用方便的食物，“炒米者，古之火米也。或曰米花，或曰米泡。尽以米杂砂炒之，粳米、糯米则不拘，极松脆”，既可水冲亦可干嚼，很适合科场之内快节奏的应试场景。李慈铭几次应乡、会试时均选择带炒米充饥。

可以即刻食用的主食之外，酱瓜、火腿、鸡蛋是常见的副食种类，时人曾以亲友准备的考篮中的食物作诗云，“鱼儿一餐，肉儿一餐，清心降火冲鸡蛋；笋干香薑和汤料，火腿一包，虾米一包”，可见士子考篮内食品储备之丰盛。对于一些追求口感的富贵人家的子弟来说，还会带入板鸭、人参、蜜饯、猪头肉等特色美食。

对于家境较为殷实的考生来说，“猪头”是文章鏖战中提供难得慰藉的美味。一些笔记小说中留有更多有关科场饮食的细节。《负曝闲谈》第十一回中曾有一段关于殷必佑在乡试考场内吃猪头肉饭的描写，十分生动：“殷必佑忙着把吃食一齐取出，还有砂锅，风炉。叫号军生些炭，拿出半个猪头，用水将就洗了就放在砂锅内，又拿出一大把葱蒜，也不切断，就放入砂锅内了，加上两瓢浑水，煮将起来。……待猪头熟透，盛起，又把砂锅洗过，放米下去，烧起饭来。取过碗筷，将猪头和饭，狼吞虎咽了一顿。”小说世界之外，1903年最后一科江南乡试中，也有士子以“上江朋友粗豪甚，半个猪头一扫光”的打油诗记录下安徽考生在闱内使用猪头的豪放场景。

当然，作为踏入“进身之阶”的关键考试，士子的应试食物有时也有一些独特的讲究，如，士子入闱之前多食猪蹄。一来红烧猪蹄有“朱笔题名”的吉祥寓意，二是煮熟的猪蹄与“熟题”读音相似，即熟悉考题，蕴含预祝考试顺利之意。广东地区还有一种以猪粉肠、猪肝、猪瘦肉为主要食材制作的“三及第汤”醃面，分别代表“解元”（乡试第一名）“会元”（会试第一名）“状元”（殿试第一名），蕴含步步高升，“连中三元、进士及第”的美好祝愿。

此外还有一些饮食方面的禁忌，晚清时期，江浙一带俗语有云：“食牛者必坐厕近之号舍”，每排号舍之尾是供士子便溺的厕所，“臭秽不可入”，环境尤为恶劣，若有选择，士子均不愿坐此类号舍。1894年，黄秉义与友人同赴浙江乡试，“中有二友不以此言为然，竟购而食之。入场后，阅其卷面：一坐第六十九号，一坐第七十一号，均于是号厕所相迫，有其言，竟有其事，亲目所睹，岂不畏哉！”这些饮食的彩头与禁忌是科举社会中饮食文化的一种日常表达，蕴含着社会各界对金榜题名的集体期待。

为了集中精神以更好的面貌应对考试，有的士子还会随身带一些“补品”入闱。1885年安徽桐城考生姚永概吃了同乡好友康平推荐的“卫生丸”后，“是日竟不倦”，并进一步解释说卫生丸“每丸大钱三百文，可含至三四日，甚妙也”。所谓“卫生丸”其实是含人参、松茸等提神功效药材的保健药丸，江西士子刘孚周1894年进京会试时也曾专门到菜市口购买卫生丸。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报章上开始广泛出现类似的广告，上海的汪恒春堂中国大药房曾在1892年推出过一款“参茸卫生丸”，标榜是“闱场鏖战案牍劳神者”的灵丹妙药，单价两角半，双料版的价五角。按清末一银元等于十角，一银元约合1200文，两角半差不多约合大钱三百文左右。汪恒春堂的“卫生丸”价位与几年前江南乡试时姚永概在南京地区购买的相差无几。到了1894年，有上海药店京都同德堂以应试士子的第一人称在广告中夸言“得三场试毕忝列贤书者，半藉良药金丹之力”。虽不免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也侧面体现出“卫生丸”“状元膏”等科场保健品在应试士子中具有一定的市场。

乡会金丹

北闱侥幸人直书

不佞皖中一介，窗下十年，幼而孱弱、长多疾病。每届课文之期，一经思索，便觉神倦，自惭不敏，勉力从事，倖获一衿。家君爱子情殷，于前岁遵例报捐盐运判，冀免场屋之苦。去年公读皇太后六旬万寿，庆榜宏开之诏，不佞草莽微臣，躬逢其盛，遂拟赴北闱，顺办引见事宜。

道出沪上，寓泰安栈，同人谈次咸称英大马路五福弄口，京都同德堂所制十全三贵卫生丸，乃乡会试场必需之物，价目虽昂，购者甚众，每颗一元，用开水冲服，一颗能使精神加倍，文思若流，不但益智卫生，抑且充饥开胃，恂文场利试之金丹也。又有航海平安药，能治头晕呕吐等患，因以洋八元购得十全三贵卫生丸六颗、航海平安药二瓶，临时照方试用，果然名不虚传。此行而得三场试毕，添列贤书者，半藉良药金丹之力。今同人邀赴礼闱，互向同德堂共购丸散百餘金，见其药品则珍奇林立，主人则和蔼可亲，铭感之余，特留数语刊诸报章，以志不谊云尔。

在考场上煲粥煮饭

为满足士子需要加工的自备食物的制作需求，贡院内同时为考生提供了炊事用具，“每号前置炉一个，炭一篓，为士子褒茶汤饭食之用”。公共炊具设于号首，坐在小号的士子距离闱内公共炊具较近，烧水煮饭较为便利。1879年，顺天乡试，秦绶章坐农字十四号，“煮饭等甚便”，1891年江南乡试中，东台考试吉城第三场被分配至多字第一号，位于号首，也发出了“茶水甚便”的感叹。

除去贡院内部的公共炉灶，不少士子也会选择自己准备“合铜锅”“风儿炉”“鸡鸣炉”等小型炊具带入场中。“炊饭铜锅热， 搴帘木榻熏”，每到饭点，炊烟、瓦罐争鸣的声音与饭香共同构成了闱内热火朝天的烟火景象。1902年浙江乡试，杭州考生骆憬甫在考篮中自备了小饭锅和炭、碗筷、瓢羹等工具以及米和菜，八月初八日鸣炮封门后，骆憬甫拿出米、小菜来，喊号军代为烧饭。一般情况下，士子会选择如骆憬甫一般出资委托号军代为煮饭。号军是考场内驻守号舍的军人，主要任务是负责监督、看护应试士子考生，同时为考生提供饮食炊煮等服务。一般情况下，一排号舍配号军八至十人，每一号军，约服事士子六名左右。当然也有不少士子会选择自己亲自煮粥烧饭。

1882年福建乡试，郑孝胥三场均“自起燉粥”为食，次年的会试中，同样自己亲自煮粥。考生自己动手煮粥做饭不仅是维持日常温饱的生存手段，更有着更深一层的情感内涵。

1867年，48岁的柳兆薰入闱应江南乡试，自己亲手“煮茶爨粥”对于年近半百久经科场的柳兆薰而言，是一种“颇极舒徐”的情感体验。杭州考生何荫枏也在多次场屋观光中选择“自炊充肠”，在点名入场之后到下发试卷之前的空闲时间，“煮米充肠”对于他来说能够带来一种“安然”的体验。看着泥炉中的米粥慢慢熬熟，也许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场生活中，士子们难得能够抓在手中的“确定性”。“佔毕宵苦饥，餐粥搜空厨。热釜手自烹，辛苦还相娱”（凌廷堪：《戊申出都留别胡大叔思牛四次原》）。“辛苦还相娱”精准再现了士子闱内“自食其力”的真实心境。

饮食与交往

乡闱之中，食物不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需求的必要补给，更是情谊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饮食交往广泛发生在士子与士子及士子与考场辅助人员之间。以食物为媒介，在食品的交换与相互的照应中，一段段以美食为媒介的交往活动由此展开，成为棘闱紧张的应试过程的温情插曲。

前文述及，号军是考场之中负责考生饮食起居的主要人员，号军多为“贫苦无业之民”充任，考生如在闱内能遇到同乡的号军，往往能获得特别的照料。1889年会试，安徽桐城的举人姚永概进京会试，第三场即遇到了同乡的号军孙光昌，得到了“每夜予鸡脯、面饼”的优待。对于孙光昌而言，食物是与举人“老爷”建立交谊与拉近关系的绝佳中介，对于姚永概来说，同乡号军的食物款待使其在京师独自为功名奋战时，感受到了温暖的“乡谊”。同样，若士子与闱内的其他场官相识，有时也会得到馈赠食物的优待。1835年，何绍基由京返乡参加湖南乡试，何绍基出身官宦世家，其父何凌汉时任工部尚书，在官场颇有威望，头场点名入场时，何绍基即收到了入闱协办场务的长沙县令陈福兹的照应，开考之后，陈福兹又送来“炭、灰菜、沙水”，包揽了何绍基场内的餐食。灰菜据说有防治风热感冒、痢疾、腹泻、龋齿痛等功效。沙水即白沙井的水，当时比较优质的饮用水。1867年，同为湖南乡试，士子杨恩寿得到了内提调王彤绶酒食、沙水的招待。

相较于考生与考务人员的饮食往来，士子之间的食物交往往往更加纯粹。科举考试构成的社会关系以“同科同年”为核心，同科邻号是难得的缘分。士子入闱之后的第一件事往往是与邻号的考生相熟悉。1899年，何荫枏应江南乡试，头场坐位字四十六号，入号即与左右的士子相交谈，并与邻号安徽全椒县的士子邰梅仙十分投缘，“极承照拂”，头场三日“茶饭皆其任劳”。还有一些以食物为媒介的交往诞生于士子的惺惺相惜的恻隐之心。1880年年过半百的李慈铭入闱参加他的第五次会试，第二场时，他遇到了一位胶州籍庄姓考生，年老且贫甚，依靠场中官方供给的食物充饥，然而“号军复揶揄之，不为供炊爨。余因赠以糖炒米粉一合，柑子两枚，庶结耄耋之缘，聊志雪泥之印”。李慈铭科途不顺，功名之路颇为坎坷，二十岁入冸之后，参加了十二次乡试，直至四十一岁才成为举人，中举之后，又在会试蹉跎了十个春秋。因此，当他看到“实年八十四”的胶州庄氏依然困于科场，还因年老被号军欺辱，没有饭吃，难免联想到自己屡试不第的遭遇，生出恻隐之心。李慈铭不仅仅是赠出食物广结善缘，更是对于自身处境相似士子的关怀与对自己叹息。棘闱之中的美食交往有时还会成为金榜题名的助力，《申报》（1891年10月27日）曾载，某科乡试，一位“文虽俭而食量甚宏”富家子弟入场乡试，每饭必招邻号考试同享牛羊鸡豚等美食，并借助邻号两生的帮助得以成文中榜的故事。

更多时候，相熟的士子会主动创造机会互相赠送食物甚至共襄炊事。整理好号舍之后，士子们有时会“串号”去找相熟的亲友交谈，顺带分享自己带入场中的食物。光绪元年的江南乡试中，士子樊升串号来找好友萧穆闲谈，并带去“鸭腿一只，鲜藕一节”，适逢另一位友人星五也在萧穆号中，三人一同分享了鲜藕。1891年，第二场考试即将封号时，东台士子吉城收到了袁少鹤先生送来的“火肉饭一察”，顿觉“美哉美哉”。袁少鹤是吉城大伯母袁氏之弟，算是吉城的姻亲长辈，亲友送来的美食使他在闱中顿感慰藉。

科场之内，疾病是不算罕见的意外情况，友人的餐食照料无疑为病中强撑应试的考生带去雪中送炭般的温暖。1834年何绍基因七月底的录遗考试时偶感风寒，正场乡试不得不带病参加。考试过程中，幸得诸友同乡好友照拂。头场时，何绍基入场时已“不复可支”，“得杨荔农及子敬来收拾一切，吃饭一碗而睡”，二场时又得“高小湖送茶吃”。此次乡试何绍基虽终以报罢而归，但好友的饮食关照为这场考试留下了温暖的记忆底色。

对于湖南士子吴獬来说，1889年春天的会试不仅仅是他金榜题名步入仕途的跳板，更是一段与新旧友人围炉畅谈的温情时光。二场开考后，吴獬坐凤字35号，突然发行隔壁号的士子是几年前庚辰科会试结识的往年交曾广钧。对于时隔九年之后科场又是邻号的缘分，两人都十分欣喜，各用半天完成考卷，“因得畅谈两昼夜”，一日，到了吃饭的时间，吴獬、曾广钧叫上邻号的甘肃士子魏丰垣三人一起边畅谈边“煮八宝鸡粥”，香味四溢。突然聊到尽兴处曾广钧一脚踢翻了煲粥的炉子，锅子翻覆，粥也没吃成，吴大笑，戏作一诗：“篮重腰酸，书多屋小，多年又作同林鸟。曾南吴北魏中央，谈天直到东方晓。金铸缘悭，纱笼福早，荆山自是知音少。若言把握在人为，眼前稀饭偏翻了。”这一段“眼前稀饭偏翻了”的棘闱趣事对在场的三个人来说都是一段混杂着友情、功名与鸡肉粥香气的难忘记忆。一直到三十年后，吴獬逝世，曾广钧在为其遗作付刊题词之时，还对这个科场小插曲津津乐道。

清代乡试向重头场，愈往后而考场管理愈松弛。每遇第三场策论时，士子不仅能够携带书籍入场“敷衍成篇”，而且可以串号互相交谈，同乡或交好的三五好友同聚一号集诸友之力共同答题并非罕事。许多科场佳话也都发生于第三场的考试之中。考生不仅三两成群围炉夜话，甚至可以相互招饮。1897年浙江乡试，八月十四日点名入场后到十五日题纸下发前的空闲时间，温州考生林骏甚至与表弟李芸苓“散步在明远楼前沽酒畅饮”，一直到东方欲晓时才“微醺”地回到号舍准备应付考试。第三场策问的夜里，往往“歌声、笑声、豁拳声、管弦声、既醉而高谈雄辩声，远近相接，如殷雷不绝”。

科场关防森严，串号本为规则所禁止，但在士子们的日记与回忆中，串号及其所引发的美食交往成为棘闱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鲜活印记。场屋鏖战之中，与邻号士子的饮食交往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情感避难所”，使疲惫的考生们得以安放应试的紧绷心灵。

情感体验与记忆书写

士子在闱内的日常餐食种类丰富，饮食方式也各有不同，但在科场记忆的书写中，却大多蒙上一层相似的情感基调，即“九日场期万种愁”。

在晚清士子的科场书写中，“苦”是其中最为常见的情感表露。从点名进场的拥挤狼狈到号舍“尽如悬窠之蜂脚不伸”的窘迫，从“身卧雨中竟夜”“污泥满体”的艰苦环境到考完之后“精力大疲”的精神状态。不论从那一角度而言，棘闱应试对于士子都是一件“苦差事”，所谓“科场苦况，真有不可言传者”。

这些乡闱场屋之中苦闷潦倒的情感体验，付诸笔端变成了“冷饭”、“馊饭”、“饥肠”等与生存本能最为相关的饮食记忆。记忆的叙述中总是存在或隐或显的情感表达。情感史学者相信情感表达从来都不是单纯地描述个人的内心体验，而且与外部的现实社会机密相关。就清末困顿场屋的士子而言，“晌午棚门抢冷饭，躬行尽相肆咆哮”回忆了官方供给放饭时士子争抢的“丑态”，抱怨科场食物供给的同时，似也流露出对考场之内“斯文扫地”的失望。而诸如“三场十一碗冷饭”、“晌午棚门抢冷饭”、“腌菜数茎，冷饭半盂”之类的记忆，或多或少都掺杂了一些屡试不第的落拓与“寒儒酸馅搜肠净”的凄凉。“冷饭”的“冷”不仅仅是对考场之中物质条件或食物供给的怨怼，更是困守号舍之中，文思难舒的孤寂与窘迫。这些与场内饮食相关的凄凉回忆大都与下第文人落拓的心境相呼应。棘闱之路本就是他们人生中难越的挫折，这份浸着冷意的味觉记忆，也就成了字里行间化不开的伤痛。

士子日记、文集中私密性的记录之外，另一类科场回忆更加值得关注。1905年，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选官考试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族主义与近代化的叙事中，作为近代中国“自强”的一大障碍，科举考试与八股文成为“替罪羊”，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相关的表达都带有负面评判。马叙伦1885年出生，科举被正式废止时不过刚刚弱冠的年纪，马叙伦1901年出洋留学，其实并未真正入场参加过乡试，他关于乡闱之内饮食活动的认知其实全部来自于他的父亲马献臣，马献臣屡次赴试却终身不第，颇以乡榜无名为憾。马叙伦在《石屋续渖》中对前清乡试“饭与菜皆不能下咽者”、餐具如“如小儿玩具”的记述不能说没有其父辛苦观光却毫无所获的抱怨以及作为新式教育下的新式读书人对科举旧制的有色眼光。士子的记录、报刊的报道与后世的论说共同构成了科场食物的“冷饭”叙事。士子在场中饮食的“苦”与“愁”成为科举制度禁锢思想摧残心智的一项蕴含复杂情感的指代。

当然，对于一些科名昌顺或对功名并无太多执念的士子而言，科场之中“热釜手自烹”的体验也可以带有那么一丝怡然自乐的色彩。有关茶饭等闱内应考生活的记录与否也是士子们科举心态分野的一项表征。作为支撑人体生命体征的重要活动，饮食在三场九日的棘闱生活中必不可少，但并非所有士子都会记录下这些看似与考试无关的细节。在大部分考生的闱场日记中，考试题目是场内几日的唯一记录。然而，有时缄默亦是一种态度的表露，对饮食等生活细节的记录则同时展现出士子久经科场之后日渐自如的心态。同治初年，二十多岁的萧穆初次入乡闱应试时还有些许紧张。前几科乡试仅记录下诗题题目与自己的坐号，光绪年间，历经数次场屋鏖战且在上海制造局翻译馆有一份不错工作的萧穆，心态反而日渐平缓，记录下更多购买场食、闱中煮饭以及同伴交往的生活场景。美食之于身困场屋的士子而言或许亦是一个释放的窗口。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矮屋辛苦，美食及其联结的情谊更显珍贵。所以何绍基病中应试受到好友的饮食照拂长久地感念于心，吉城、何荫枏对于戚友赠送的美食喜由心生，曾广钧对与吴獬、魏丰垣围炉煮粥的场景念念不忘。所以李慈铭才会推己及人地将美食赠与贫寒的老举人。紧绷苦闷的心境之下，食物的香气及其承载的乡缘友谊往往能够带给人们最原始的情感慰藉。成为棘闱之内难得的温情。

概言之，科场饮食的记忆随士子的心境与处境被蒙上了或“苦”或“乐”的色彩。在记忆书写的情感表达之中，写作者往往同时在进行着情感的自我塑造。然而，不论是真正怡然自乐的自洽、刻意展演的松弛还是怀才不遇的顾影自怜，士子对于晚清科场餐食的饮食体验与味觉记忆承载的是科举制度阴云之下，士子们纷繁复杂的别样心态。

结语

晚清时期，士子闱内的餐食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官方供给与自行筹备两种解决方案。由于官方供给总量少且质量参差不齐，一部分士子选择自行筹备食物。自筹餐食的士子中，又有自带即食食物、煮粥自炊以及委托号军做饭三种不同方式。

食物不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需求的必要补给，更负载着诸多的社会与文化意涵。锁闱考试中的食物供给是科举考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性保障。近年来，科举研究在传统制度史与思想史的视域之外，逐渐向“科举活动史”扩展，研究维度更趋多元。然而，与棘闱之内执爨踖踖的“瓦罐互争声扰扰”形成对照，科举考场内吃什么、如何吃暂未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刘海峰教授曾在《从科举经济、“考市”到高考经济》一文中对闱场供给进行了详尽分析，李兵教授著有《明清贡院供水趣谈》着眼于考场内的饮水问题，曾志平博士亦有专文探讨《清代官府对乡闱士子的饮食供给》，而从文化视角切入对科场食物的探讨暂付阙如。

本文以《钦定科场条例》等官方政策文件为基础，以考官士子的日记及闱中所著杂咏诗、纪事诗为主要史料来源，力图呈现出清代科举考场中食物供给的应然图景与实然面貌。从饮食文化视角切入晚清科举考场中的饮食行为，不仅为晚清科举考试制度史、生活史研究扩展了新的分析场域，同时也为理解传统科举社会的文化交往与士人心态提供新视角。

棘闱之内，对于奋战科场的士子而言，吃饭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体验，更是维系情谊、建立交谊、释放情感的一个窗口。借由美食展开交往、利用煮饭慰藉心灵，乃至在记忆书写中寄情食物宣泄或苦闷或洒脱情感，是科场内的饮食活动对于他们的意义所在。有关科场中饮食活动的记忆书写亦承载着士子们的情感表达。不论是“冷饭”之苦、食物交往之乐还是烹茶煮粥的怡然都折射出士子对待科举考试幽微而复杂的心境以及应试对其心灵世界带来的无尽纷扰。科场饮食及其记忆书写所蕴含的独特意义同时提示我们，诸如衣食住行之类等晚清社会中“无处不在”却又被“视而不见”（everywhere but nowhere）的生活细节，是富有意义与情感的时人内心世界的外化指征，对窥视晚清的士人文化与思想世界具有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