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杨振宁与他的大学老师吴大猷

　　在1994年出版的《吴院长荣退研讨会论文》里，有一篇杨振宁先生的文章《吴大猷先生与物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吴大猷先生的生平事迹。吴大猷先生是杨振宁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对于当时的情况，师生二人都有回忆文字，对比着看，颇有些意思。

　　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1941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吴大猷先生《抗战期中》：

　　那年上学期，我讲授古典力学，下学期讲授量子力学，班里优秀学生如杨振宁、黄昆、黄授书、张守廉等。

　　古典力学学期结束时，我拟了十余个不同的题目，任各人自选一个。杨振宁选的是《以群论讨论多元分子之振动》。

　　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里，吴大猷先生写道：

　　在1941年的古典力学、量子力学班中，有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黄授书、李荫远和其他十余人，遇见这样的“群英会”，是使教师最快乐的事，但教这样的一班人，是很不容易的事。除了我比他们多知先知一点外，他们的能力是比我高的。

　　在古典力学课将结束时，我出了十余个课题，任各人选一题做一篇论文。杨振宁选的是用群论方法于多元分子的振动的问题。杨自力地读论，读我给他的参考文章，写了一篇论文。

　　吴大猷先生曾经说过：“抗战时一段时期，应是我的研究工作有所成长的阶段，但这段最可贵的光阴，很快的一晃而过，个人成就寥寥，限于能力，更限于环境。”不过吴大猷先生转念一想，“这些对于我都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幸运的是适逢其会遇上了一批卓越的学生。”

　　在那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能够遇到多位优秀的学生，并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吴大猷先生很是欣慰，也很珍视，他一直细心保存着学生们的毕业论文。30多年后，当他得知杨振宁先生手里的大学毕业论文已经丢失了，便将自己保存的那份给了杨先生。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杨振宁的三篇学位论文》这本书，也是多亏了吴大猷先生。

　　1957年10月31日，杨先生得知他和李政道先生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在不断的电话铃声中”给他大学老师吴大猷先生写了一封信。信原是用英文写的，后来杨先生将它翻译成中文：

　　大猷师：值此十分兴奋，也是应深深自我反省的时刻，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为了您在1942年春引导我进入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域。我以后的工作的大部分，包括关于宇称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与15年前的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观念有关。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告诉您的情意，今天或许是最好的时刻。谨致敬意，并问候吴太太。

　　生振宁上

　　1957年10月31日 

　　后来，诺贝尔委员会要求每一位获奖者为自己写一个简介，杨振宁在自己的简介里特别提到在吴大猷、王竹溪和特勒三位老师指导下的三篇学位论文，对引领他进入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关键性的帮助。

 杨振宁和他的博导特勒

　 爱德华·特勒（1908年1月15日—2003年9月9日），理论物理学家，氢弹之父。

　　杨振宁先生到芝加哥大学后，本来是想写实验物理方面的论文，因为他深知，物理的基础是实验。所以，他见到费米教授后就很想跟他后面做实验。但费米教授说：“你先跟特勒做一些理论工作好了。”

　　过了一个多月，特勒来到学校，杨先生去找他，他的办公室门口有卫兵，不能进去，于是杨先生就在门口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特勒在电话中说，费米跟他讲过了，有一个学生要来找他。然后，杨先生就听到了“嘭、嘭、嘭”的声音（特勒的腿受过伤），特勒从楼上走下来了。见到杨先生后，特勒说：“我们先散散步吧。”

　　散步的时候，特勒问杨先生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因为在国内时已经读过量子力学了，杨先生立刻做了回答。特勒听后对杨先生说：“你通过了。我接收你做我的研究生。”

　　杨先生成为特勒的研究生后做的第一个课题是“Be’的K电子俘获”。根据费米在1933年提出的理论，不少人做过很多实验，杨先生对汤姆逊﹣费米方法和汤姆逊﹣费米﹣狄喇克方法都很有兴趣，最后他就是用这两种方法算出了结果。特勒很高兴。他安排杨先生作一个报告，这是杨先生在美国所作的第一个学术报告，因此印象颇为深刻：“报告大概是1946年2月，刚打完仗，到芝加哥大学来的人还不太多。在座听讲的有特勒、费米、迈耶、玛丽·迈耶和约里奥等，都是非常有名的人，所以我有点紧张。不过，他们对我作的报告都很满意。”

　　报告会后，特勒让杨先生据此写一篇论文，这时候杨先生感觉到了问题：“我一动手写，就觉得不大妥当了。因为计算中我用到了一些近似方法，我没有把握它们有多准确。……因此，这篇文章我写了一个多月，老是写不出来，特勒老来催我，我说对这个结论我没有这么大的自信心。到现在为止，这篇文章我还是没有写出来……”

　　从1946年到1986年，40年过去了，杨先生没有再去研究，论文自然也就没有写出来。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杨先生这个“拖拉”的背后，是一种严谨和慎重。相较特勒的“太利索”，杨先生的“很拖拉”是另一种个性，虽然当时他年龄并不大，但清醒、沉稳，不做那些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更不用说去对付、糊弄了。

　　在杨先生看来，特勒与费米不同的地方是，“费米讲出来的见解通常对的很多，而特勒所讲出来的见解多半是不对的，这一点给了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你要是对某个问题没有完全懂，就不要乱讲话。人们认为乱讲话是非常不好的。而且乱讲话的人一定是不可靠的。特勒的见解非常之多，而且总是要讲出来的，不过如果你指出他是错的，他就立刻接受，立刻向正确的方向走。在他的周围，事情发生得多极了，这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气氛。所以，他可以有许多研究生。”

　　实际上，杨先生刚到芝加哥大学不久，就发现那里和西南联大不一样，比如“特勒从来不强调中国学生所习惯的按部就班，不知权变的学习方法，他上课往往把触角伸得很远，而且往往讲不到十分钟就会出错，等他发现以后，马上一个人在黑板上修改，再往下讲，再改，再讲……似乎他是一个人在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一样。”不过很快杨先生就发现“他们有他们的很多好处，最大的好处是和实际的问题比较接近，使我知道哪些问题可以有发展，并且学习到一些思想方法。”应该说，费米等教授尤其是特勒的思维方式和教学方法，深刻地影响和启迪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一些中国留学生。

　　杨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到芝加哥大学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股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方法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