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文

老家的房屋，在风雨中飘摇了许多日子。父母相继离世，老屋尚有几件旧物件，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那根三尺长、光秃秃、布满灰尘的木棍，挂在土墙上，在岁月里留存着往日的点滴。这是父亲生前当教师时用的教鞭。

父亲是民办教师。这根教鞭，一头连着乡村小学的讲台，一头系着山野田垄。

三十余岁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在那段年岁里，他却被乡亲们称作秀才。因为是秀才，他被任命为大队会计，打理全大队的集体账目。那年秋季，大队小学的老师因故走了。四十多个赤脚的农村娃挤在狭小的教室，叽叽喳喳。党支部书记找到父亲，请父亲走进教室，站上三尺讲台，由徐会计变为徐老师。

那批农村娃年纪大小不一，加之此前缺乏正规教育，几个大龄学生上课总是调皮捣蛋，严重影响父亲的教学。回家后，父亲到屋后的山林里，寻来一根杂树枝丫，在柴草火焰下稍加烘烤，让木杆软化、增加韧性，削去外皮，再修理一下两端，父亲自制的教鞭就放到了教室的讲台上。

父亲没有系统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心里却装着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在那个“不打不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陈腐思想充斥的乡村，父亲却坚信每个孩子都可以通过说服教育转化。父亲的那根教鞭，只是对学生的一种“威胁”，常常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班上一个连续三次留级的学生，课上阴阳怪气地朗读课文，惹得全班哄笑，顿时严谨的课堂如同赶集一般毫无秩序。父亲拿着教鞭，气冲冲赶到他桌边，把教鞭举得很高很高，做出要狠狠鞭打的样子。那个留级生一看父亲真的很生气，连忙一把鼻涕一把泪水，不断向父亲承认错误。父亲高高扬起的教鞭，骤然停留在半空，仿佛时间定格了一般。其实，父亲根本没有惩罚他的想法，哪怕他不及时承认错误，教鞭也不会落到身上。后来那个留级生在父亲的教育下，不再留级，顺利进入高一级学校。

父亲身材不算高大，他的双手要努力上举才能够到黑板的最上端。那时学生没有配套课本，父亲发给学生一些毛边纸，让学生把他抄写在黑板上的课文誊抄下来，黑板书写得密密麻麻。上课时，黑板最上端的文字及计算题，父亲就利用教鞭指点；看到学生走神，父亲会踱步到跟前，用教鞭轻轻敲打一下课桌，提醒他们集中注意力。

父亲是民办教师，在那个工分盛行的年代，他每日的酬劳，就是8分工分。父亲不是专职教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农民。每天学校的工作一结束，父亲就收拾好书本，挎着一个装着学生作业本和备课本的大包，顺便带着教鞭，回家干活。

回到家的父亲，挽起裤脚，将生产队的那头老黄牛牵到水田里，“嘘嘘嘘”赶牛犁田，教鞭此刻不再神圣，它演变成牛鞭，驱使耕牛卖力劳动。父母一共养育了四个孩子，有的尚在求学，有的年纪尚幼。全家生计，只靠父亲每日8分工分、母亲每日7分工分勉强支撑。每逢生产队分粮，我家人多口众，分到的口粮总是捉襟见肘。好心的生产队长与父亲商议，父亲每天放学再到田里劳作两个小时，额外记3分工分。收工后的父亲，把煮晚饭的家务交给母亲，他点亮煤油灯，伏在餐桌前，批改学生的作业以及准备好次日的授课内容。

父亲几乎是教鞭不离手。院子的鸡鸭猫狗总爱到家里来拉屎拉尿，父亲就用教鞭驱赶它们；护送学生上学要翻越一座山，父亲走在前面，用教鞭拨开路边带露水的草木，让后面学生的鞋子、裤管不再湿润。

这根教鞭，陪伴父亲走过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现在，我如当年父亲一样，站在神圣的讲台上教书育人。而父亲那根教鞭提醒着我：很多乡村教师，是踩着泥土站上讲台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