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五代宋初时期，开封为何能够取代洛阳成为都城？在长安城中得到严格遵守的坊市制，为何在开封不复存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积极改革，又给开封带来怎样的空间重组？

为阐明以上问题，我的第一部专著《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分析视角，便是聚焦于都城的军队——禁军。此前的研究多从商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论述开封变迁，而该书则另辟蹊径，从军事制度的视角来探讨被视作“文治国家”宋朝的都城。为收拾唐末五代乱局，赵宋王朝力图实现军队的中央集权，为此，拥有漕运之利的开封被选为都城，禁军将士及其家属成为开封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坊墙遂逐渐被军营的壁门取代，以维持城市治安。然而，随着王安石新法对禁军的整顿，开封城中出现了大量的“废营”。为了守卫都城，开封外城的城墙得以加高，部分城门也被改造成配有瓮城的双重城门。《宋代开封研究》正是这样一部通过分析禁军势力消长来讲述开封城市演变的著作。

而新书《宋都开封的成立》则是我在《宋代开封研究》出版后十年间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第一编主要以经学问题为线索，探讨自古及汉唐时期便一直被视作中华世界中心、理应建都的洛阳，为何在宋代以后不再成为都城。第二编探讨祭天仪礼在五代宋初的新发展，并揭示宋都开封的革新性。第三编主要以宋真宗、宋徽宗时期为主，考察与祥瑞相关的都城空间重组问题。第四编主要探讨通过都城发布信息以实现国家统合的体系问题，指出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共享。

本书的主题之一，在于探讨前著论述不太充分的方面，即政治权力在都城空间中的展现方式。都城与非都城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皇权。中国的都城，正是作为皇权的可视化空间而营建的。为此，本书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宋都：首先，实现上天与皇帝（天子）交流可视化的祭天仪礼空间；其次，向庶民传达皇帝意志、彰显其存在的可视化空间；第三，天降祥瑞的空间。

祭天仪礼是在都城南郊举行的最高规格的国家仪典。不同于唐朝的是，宋朝举行南郊亲祭的频率相当高（“三年一郊”）。每次举行南郊亲祭时，皇帝亲率卤簿（仪仗队），自宫城出发，沿着中轴线御道，前往郊外的圜丘。在此期间，皇帝的仪容会展现在都城民众（都人）面前。这便是皇帝与都人共享空间的盛大仪式。为此，宋廷对都城空间进行了有意识地改造。

由此可见，皇帝与都人共享空间，是宋都空间的一大特征。都城被塑造成“与民同乐”的场域，这不仅体现在南郊祭天中，也体现在上元观灯、金明池争标等岁时节庆活动中。

正月十五前后开始、持续五天的上元观灯已不仅是民间活动，更是由国家主导的盛大官方活动。按宋代开封城管理制度，深夜至凌晨时段通常会禁止都人外出。但是，在上元观灯的五天里，朝廷会解除宵禁，允许都人夜间在城中自由行走。宣德楼的正对面矗立着开封城最重要的彩山景观，于前一年冬至搭建完成，据说站在御廊里的都人皆可看见。皇帝登临宣德门楼，亲览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

同时，都城也是一座祥瑞之城。本书特别强调宋徽宗与祥瑞的密切关系。徽宗的《瑞鹤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描绘了政和二年（1112年）上元观灯节时，群鹤翔集于宣德门屋顶的景象。目睹此景的人们，当然并非徽宗一人。上元观灯节时，宣德门正是皇帝与都人交流的空间，二十羽瑞鹤盘旋于宣德门上空，皇帝与都人共同见证了祥瑞降临的时刻。本书亦结合都城空间理论，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它或许是一幅吉兆图（祥瑞图）的新观点。

在徽宗时期，为使皇权庄严化，艮岳、明堂、上清宝箓宫、龙德宫等建筑相继建成，开封的端门（宣德门）也按照“一门五道”的宏伟规制改建。由徽宗的审美情趣与蔡京的实务能力共同营造的都城空间，成为后世中国都城文化的典范，并为后来的都城所继承。“靖康之变”时，金国将大量的都城图籍掠往北方，这些都反映在金海陵王完颜亮营建中都大兴府的工程中。后来，中都又被忽必烈改建为大都。可以说，一种取代了长安城（毁于唐末战乱）的新型都城文化，在宋都开封得以确立，并最终为北京所继承。

作者：久保田和男  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史博士，长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文科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