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安全生产网）

  编者按：8月26日，中尼边境喜马拉雅山区发生高位冰岩崩转化泥石流灾害，引发广泛关注。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高山区冰岩崩灾害呈现哪些特点？此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为防范冰岩崩及衍生灾害带来哪些启示？本报邀请相关专家，结合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解读。

8月26日发生在中尼边境的冰岩崩—泥石流灾害，其突发性、破坏性均超出历史经验预期，灾害规模之大也远超常规计算模型的预估能力，是喜马拉雅山脉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同类自然灾害之一。

此次灾害呈现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无外来水源启动”的冰岩耦合破坏。气象资料显示，事发前数月源区降水总体偏少，事发前几日也无明显降水过程，此次灾害属于“无外来水源启动”的冰冻圈—基岩耦合破坏类型。

二是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悬冰川”失稳。蓝塘里壤峰一带冰川长期持续退缩、变薄等环境因素，共同削弱了冰岩接触部位的稳定性，最终引发冰川突然失稳，是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悬冰川＋基岩卸荷”型失稳的典型样本。

三是灾害体下泄“沿程增容”。一项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完成的研究显示，决定此次灾害最终破坏规模的，并不只是初始崩塌体量本身，更关键的是下泄过程中的“沿程增容”效应。冰岩崩碎屑在长达22公里的沟谷内持续冲刷沟床，裹挟沟道及岸坡的松散物质，并与河水发生耦合作用，最终使一次高位冰岩崩演变为对吉隆口岸造成毁灭性冲击的泥石流灾害。

四是分钟级避险窗口与跨境预警挑战。从尼泊尔境内的冰岩崩发生地到吉隆口岸，落差约3400米，巨型泥石流平均流速达50米／秒，约合速度180公里／小时，从源区到口岸仅需6分钟至7分钟。面对如此短的避险窗口与跨境预警难题，在现有条件下，人员逃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梳理近百年来全球主要极高山冰岩崩灾害，无论运动速度还是运动距离，此次吉隆灾害均处于第一梯队。

五是在中国境内，首个遭受重创的人口密集区是国门口岸核心区，而非山村。在以往同类灾害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大多是村庄或工地，但在“8·26”冰岩崩—泥石流灾害中，第一个遭遇泥石流的人口密集区是中尼吉隆—热索瓦口岸核心区。泥石流瞬间导致约0．7平方公里范围内的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国门功能瘫痪，中尼公路中断。此次灾害是高山冰冻圈灾害首次以“边境枢纽”为重灾区的典型案例。

“罕见巨灾”发生频率正持续升高

“8·26”冰岩崩—泥石流灾害并非个例。近百年来，喜马拉雅、阿尔卑斯、安第斯等全球高海拔山系都曾发生过重大冰岩崩相关灾害。记录显示，在20世纪，喜马拉雅区域重大冰岩崩灾害的发生间隔长达数十年。进入21世纪后，这类灾害呈现更为密集的发生态势。过去所谓的“罕见巨灾”，正在呈现更加频繁发生的态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敏感脆弱的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长期升温导致冰川持续退缩、冻土松动、冰岩胶结条件弱化等系统性后果，使青藏高原区域内极高山冰岩体稳定性持续下降。喜马拉雅、念青唐古拉、横断山等区域广泛分布着与蓝塘里壤峰条件相似的冰川沟谷，此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是气候变暖背景下该区域极高山灾害风险加剧的一次集中显现。

多重挑战令冰岩崩灾害防范应对难上加难

与另一类高海拔山区多发灾害——冰碛湖扩张溃决相比，冰岩崩具有更强的隐蔽性、突发性以及更复杂的灾害链属性。高位冰岩体一旦失稳，便会沿着高落差沟谷高速远程运动，有时还会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堰塞湖一旦溃决，水流又会不断侵蚀沟床、裹挟泥沙，转化为大规模山洪或泥石流。

最新研究表明，沿程侵蚀是决定冰岩崩下游灾害强度的关键因素。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高寒山区冰冻圈灾害风险评估不能只考虑单一源区体积。决定风险的，不仅是山上“垮了多少”，更是沟谷里“还能卷入多少”，以及下游有哪些关键设施和人口暴露在灾害链之中。

冰岩崩灾害的这些特点，使得监测面临三大天然难题：一是源区海拔高、距离远，人员和仪器很难到达；二是云雾、冰雪与陡坡阴影会干扰卫星遥感与地面光学观测；三是冰、岩、水、土混合以后，运动特性和堵溃转换非常复杂，现有监测手段和计算模型还很难实现准确的预警预报。

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早期同类灾害多发生在高海拔无人区。近年来，这类灾害风险持续向边境口岸、跨境水电工程、高山徒步线路，甚至繁华市镇等人类活动区域延伸。

此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源头在尼泊尔，泥石流首先冲击中国境内，再顺河道下泄近百公里回冲尼泊尔低地，灾害影响范围跨越不同区域，对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应急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向未来，建立跨境冰岩崩协同监测体系、完善沟道防护工程体系、健全跨境灾害应急联动机制，已经成为守护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迫任务。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灾害研究中心专家郭剑对此文有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