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阳

　　那是一个欲望苏醒的年代，许多未曾有过的念头，像春天的野草，在内心疯长。二十多岁的我兜儿里没几个钱，心却野得很——之前旅行结婚，看了长江、新安江、富春江，爬了庐山、黄山、九华山、天台山、雁荡山、普陀山，走完这一圈，又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出趟远门，路费不是小数目，光指着工资，不知道要攒到猴年马月。

　　饭局上，一位在果品公司工作的朋友听我念叨此事，说：“这好办，你想去海南玩儿吗？”

　　“好呀！怎么去？”

　　“押一车皮西瓜到北京，就能免费玩儿一趟。”

　　我一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结果，这趟“免费旅游”的代价，是五天五夜吃睡在堆满西瓜的车厢里，困苦劳累自不必说，还有人身危险。可当时哪儿顾得了那么多？年轻嘛，天不怕地不怕。

　　押车前，我约上朋友，先到漓江看“九马画山”，到岳阳登岳阳楼，再乘快艇至海南岛，爬五指山，在人迹罕至的大东海游泳。等钱花得差不多了，便去湛江，准备押车。

　　1986年，对北方人来说，海南的西瓜还是稀罕物。北京的西瓜多是“郑州3号”，个头不大，六月份以后才陆续上市；海南的西瓜熟得早，个头大，每斤售价不超过一毛钱。初春的北京街头，若能看见西瓜，许多人会买一牙儿尝尝鲜。

　　那几年，海南西瓜的种植规模逐渐扩大，有人把二十五吨西瓜运到东北，赚了上万元，就此拉开“南瓜北运”的大幕。至于路线，西瓜从海南装车，过琼州海峡，至湛江的霞山站，在货场办理完手续，再装火车北上。这一路要走五六天，保鲜着实是个大难题，还未启程，货主就开始提心吊胆：怕火车延误晚点，怕气温忽高忽低……

　　我押车的劳务费，是一百六十元——1986年，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也就一百元出头，这五天五夜挣的，顶普通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是笔实实在在的“快钱”。此前一年，北京的西瓜购销政策“由统改放”，果品公司可以自己组织跨省调运，再根据市场行情灵活买卖，这才有了雇人押车的需求。

　　手续办理完毕，我按时抵达湛江的货场，找到了那节属于我的车厢。

　　通常，车厢不用专人看管，车门上有“铅封”，虽然不难打开，但如果打开铅封盗窃，会罪加一等。而生鲜水果的情况有点特殊，空间密闭极易腐坏，还得保持空气流通。一节火车皮大约能装六万斤西瓜，我的车厢只装了两万斤，车门半敞，里面整齐码着几层绿油油的西瓜，木栅栏横在车门处，上面留出一个人通过的空隙。车厢的角落里有个吊床，床上放着一块红白相间的线毯，虽然掉毛，倒还保暖。

　　果品公司的朋友将押车证交给我，叮嘱我妥善保管，到北京后，凭押车证才能领到劳务费。随身带的东西很简单，另有一根不粗但结实的棍子，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根棍子会派上大用场。

　　刚在车厢安顿下来，我就看到一个腰里别着对讲机的人走过来，他冲我打招呼，看样子是想要西瓜。车站的工作人员得罪不起，况且那么多西瓜也不差这点，我从栅栏缝递出一个，他接过去，转身走了。

　　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个警察，他走到车厢前，上下打量我。

　　“刚才你是不是给了别人西瓜？”他问。

　　我说：“是。”

　　“把押车证给我。”

　　我一愣：“什么意思？”

　　“没收！”

　　我慌了，浑身直冒冷汗，连声道歉。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是新人，还知道害怕，就没有没收我的押车证，说：“下不为例，不许再给别人西瓜。”我赶忙点头。

　　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个人。这回我学聪明了，不等他开口，就说：“警察说了，不许给别人西瓜。”他挺不高兴：“我又不是警察。”然后就要自己往上爬。我拎起棍子，喝道：“敢上来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大概“见多识广”，他以为我只是吓唬吓唬，仍执意往上爬。就在他一条腿搭上车厢的瞬间，我冲上前：“再动一下，看我敢不敢！”他愣住了，把腿收回去，一声不吭地走开。

　　我的心咚咚直跳，看来这一路不会太平。

　　火车终于开动，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湛江站渐渐远去，景色从城市变为乡野，从乡野变为山林；我靠在西瓜堆上，看着那窄窄的天空，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兴奋、紧张，还有些许孤独……每经过一个小站，火车都会停一会儿，有时候十几分钟，有时候个把小时；大站停得更久，一停就是半天。趁着停靠的间隙，我下车透气，找点吃的喝的，要不就在车厢里躺着发呆。

　　车厢里的日子过得慢。白天还好，看看风景，想想心事，时间就过去了。到晚上，四下漆黑，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回环往复，听得人昏昏欲睡。可押车员不能睡死，得留一只耳朵听动静，万一有人爬上来呢？

　　就这样走了两天，那天傍晚，火车要在某小站停两小时。我找到一个卖饭的地方，要了碗面，慢慢吃着；能在火车站踏踏实实吃顿热乎饭，对押车员来说是极难得的享受。

　　旁边的食客聊到时间，我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手表，随口说：“不对吧，你说的时间提早了一个小时。”

　　那人看着我，说：“你说的昨天吧？今天是夏令时。”

　　我一听，脑子里突然“嗡”的一下——1986年是全国实行夏时制的第一年，从5月4日凌晨两点，全国统一将时钟拨快一小时。火车的发车时间是按夏令时排的，我忘了调时间，极有可能被甩在站台上。

　　我扔下碗就往外跑，沿着铁轨一路狂奔。不知道跑了多久，终于看到那节熟悉的车厢，木栅栏还在、西瓜还在，我停下脚步，弯腰大口喘粗气，好半天才缓过来。果然，刚上车没多久，火车就开动了。

　　火车继续北上，下一站是株洲。株洲是南方最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南来北往的货物，要在这里重新编组。我对“编组”没什么概念，只觉得火车在株洲站停了很久，外面轰隆隆响个不停。后来我才得知，编组场有个设施叫“驼峰”，是像骆驼背部一样隆起的小山丘。火车被推上驼峰后，摘钩的车厢依靠自身重力，顺着斜坡滑至不同方向的股道，就像分拣信件那样。让车厢停下来的，是一种叫“铁鞋”的东西。制动员使用特制铁叉，把形似拖鞋的铁鞋放在钢轨上，车轮一旦轧过去，会产生巨大的摩擦力，继而稳稳当当地停下。

　　那天夜里，我远远地望着编组场，但见驼峰上灯火通明，一节节车厢无声滑下，被铁鞋“拦截”后又发出刺耳的声响，整个过程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剧。工业时代的壮阔风景，让我这个很少出远门的年轻人看得入了迷。

　　这一路，也让我看清押车员的真实处境。当时，押车员都是临时工，无根无基，而铁路职工端着“铁饭碗”，是有单位的人。在“单位制”身份壁垒森严的年代，押车员身上贴着“外人”的标签。但能当上押车员，他们很满足，毕竟押一趟车的劳务费抵得上一家子多半个月的收入；如果一个月连跑两趟，就更心满意足了。

　　不过有两拨人，最让人头疼。一拨是站场内的所谓“巡查队”，多半为铁路子弟，没有正式工作，等着接班。这些人熟悉地形，趁夜偷盗，押车员怕丢饭碗，只能忍气吞声。另一拨是“正规军”，即指那些有正式身份的工作人员，他们以检查、管理的名义吃拿卡要，押车员只得赔笑脸应付。我在湛江遇到的人，就属于后者。一个西瓜递出去，换来了厉声警告；再有人要，不给，差点大打出手。我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两头受气”。

　　郑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火车下午抵达郑州，要停很久。有个押车员跟我搭话，看着比我大不少，他悄声说：“小心点，前面有一伙人可能从车上拿东西，墨镜、手表、烟，看见什么就拿什么。”

　　天渐渐黑下来，我站在车厢门口，手里攥着那根棍子。从远处走来几个人，勾肩搭背，说说笑笑；他们不时爬上旁边的车厢，果然，没有空过手。

　　当他们走到我的车厢前，其中一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车厢里的吊床，抬腿就要往上爬。我拎起棍子，恶狠狠地对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不许上去。谁上去，试试！”

　　尽管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他们大概没见过这么玩命的押车员，对视一番，那个要往上爬的人把腿收了回去，绕开我的车厢，往下一个车厢走。

　　后来，老押车员走过来，冲我竖起大拇指：“行，小伙子，有胆。”我没说话，直到那几个人走远，才重新坐下。

　　火车继续北上，夜越来越深，车厢里越来越冷。我把线毯裹紧，靠在吊床上，那窄窄的天空里，有星星闪烁。

　　不知道过了多久，火车终于缓缓驶入北京地界。车厢外的风景变得熟悉起来，平房、楼房、马路、行人都在告诉我——北京到了。

　　终点站是磁器口货场。当我从车厢里爬出来，满身灰尘，头发乱糟糟的，衣服皱巴巴的，活脱儿一个流浪汉，可心里乐开了花。

　　果品公司的人提早在货场等待，火车一到，便按流程验货。我站在车厢旁边，忽然有点不舍，那些西瓜、那些小站、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都留在这节车厢里。

　　我用五天五夜换来的，不仅是一百六十元劳务费，还有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经历——那趟押运，让我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多年后，每当我在北京的商店里看到海南的西瓜，都会想起海南的瓜农、湛江的货场、株洲的“驼峰”和“铁鞋”，还有那半敞的车厢，那不粗但结实的棍子，那深夜里陪伴我的星星……本文插图 张 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