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店的渊源

官店，即由国家经营的客店，它的起源很早。《文献通考》说：“汉高祖接秦之弊，诸侯并起……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经费。”下注：“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库仓也，经常也。”《晋书·江统传》也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南朝时，宋孝武帝刘骏次子、豫章王刘子尚及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其他“在朝勋要，（亦）多事产业”。当时唯尚书令、骠骑将军柳元景“独无所营”。他“有数十亩菜园，守园人卖得钱二万送还宅。元景曰：‘我立此园种菜，以供家中啖尔。乃复卖菜以取钱，夺百姓之利邪！’”这在当时的勋贵中，可算是极稀罕的事了。

唐代的官营店铺也很盛行。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死，穆宗即位，他在即位诏令中说：“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官庄宅、铺店、碾硙、茶菜园、盐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官府。”会昌六年（846年）九月，唐武宗命令：“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并置官店沽酒……宜从今以后，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曲者，但许罪止一身。”大中六年（852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拓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

明代的官店及权贵私店

在明代，国家和皇室不仅掌握和经营大量土地，即皇庄、宫庄之类，同时也掌管大量店铺，即官店、皇店。

明代的官店也是供来往客商居住的。同时还备有客商堆积货物的地方，即塌房。官店和塌房大多设立在大城市或各路交通要道及税卡之处，以便拦截客商货物，抽税取利。

官店及塌房自明初即已设立。据《明史·食货志》所载，朱元璋于南京“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永乐时，“准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这虽然在一定情况下给商民带来了方便，却也给一些人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宣德时，山东“临清等处官民之家，多有塌房、店舍，居停商货”，并“依在京例收钞”。但是，侍郎曹弘却指出：

比有司（指临清）令里老开报塌房，一时畏惧。凡街市人户，俱作停货店舍，每月各纳钞五百贯，而实无货停蓄。民贫无钞，有鬻子女产业输官者。

于是只得“勘实蠲除之”。万历时《宛署杂记》记载：

洪武初，北平兵火之后，人民甫定；至永乐，改建都城，犹称行在，商贾未集，市廛尚疏。奉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除大兴县外……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云。

官店的收入，一般是由朝廷支配的。景泰二年（1451年），兵科给事中叶盛曾建议：“将在京官店、塌房，尽数勘实，籍记在官，按季收钞，以资军饷。”正德以前，“辽东太监朱秀于山海关外八里铺奏立官店，以驻往来车两”，其目的是“以备犒夷之费耳”。武宗即位后，辽东巡抚都御史马中锡曾弹“劾镇守太监朱秀置官店”之罪。后来他也在安乐州（今辽宁开原）设立官店，计“新旧房舍数千间，有仁字店及南关厢米粟等房者”，“听民间赁居，岁入租以备公费者也”。《宛署杂记》谈到当时顺天府宛平县官店的情况：

店房一十六间半，每间每季纳钞六十贯，钱一百二十文，每季共钞九百九十贯，钱一千九百八十文……本县每季轮委佐领官一员，总领其事；选之廊房内住民之有力者一人，佥为正头；计应纳钱钞，敛银收买本色，径解内府天财库交纳，以备宴赏支用。

总之，官店收入的用项虽表面上各有不同：有用于补助军饷的，有用于招待少数民族头目的，有直接用于公费的，或者直接往宫廷财库交纳的，但本质上只有一个用途，即供官府及宫廷开支消费之用，而不是用来促进和发展商业。

明代的官店和官田一样，可以由皇帝任意赏赐给皇亲贵族，或是将某些官店委托亲信太监掌管，正如《宛署杂记》所述：“各廊店房类属勋戚家及中常侍。脱时有转售，总之不出阀阅主人。审是则应廊头进钱钞者，固多中贵人，而天财库收钱钞者，彼亦一中贵人也。”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

正统六年（1441年），御马监太监刘顺家人承认：刘顺生前，曾有“钦赐并自置庄田、塌房”。成化年间，宪宗曾将京城和远官店赐予当时宠信的太监梁芳。孝宗即位后，梁芳被贬至南京闲住，于是乃不得不“辞还原赐和远官店”。后来，孝宗“诏以店赐都督同知张峦”。张峦即孝宗张皇后之父，弘治四年（1491年）封寿宁伯，后进为侯，弘治五年八月病死，由其子张鹤龄袭封。张鹤龄及其弟张延龄是孝宗时期著名的勋贵，又是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张鹤龄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拥有不少店铺。弘治六年四月，孝宗“命以宝源店后房七十六间，赐寿宁侯张鹤龄管业”；弘治九年八月，孝宗又“赐皇亲夫人金氏（张鹤龄之母）宝源店房六十七间”。不仅孝宗时如此，事实上这样的例子早在英宗正统时即已发生。前述景泰初年兵科给事中叶盛谈道：

（正统时）京城角头等处，停积客货、客店、塌房，盖往年无事之日，出于一时恩赐，皆为贵近勋戚权豪势要之家所有。究其所得客商之利，以岁计之，何止巨万。加以近年客店往往容留无籍之徒，或号称管店，或叫名小脚，倚恃权豪，虚张声势，于京城内外远近去处，邀截货物，不容客便，甚至欺诈银两，打死人命，靡所不为。虽曾事发治罪，犯者接踵。

他这里说的，也是指英宗时京城官店已为皇亲贵戚及太监等人所有，与《苑署杂记》所说的“各廊店房类属勋戚家及中常侍”，意义相同。这里说的“廊”是指“官廊”，也与店铺的性质相似，是堆放货物用的。正德十一年（1516年）时，左都督许泰曾说，他的曾祖父永新伯许成，即被“赐有官廊及自置房屋、园地，俱在南京”，他以“道远难以管业，请辞”，武宗乃命工部“查在（北）京居第或别业给之”。

除了钦赐的官店外，还有一种是属于勋贵及太监私设的店铺。其设立也是为了盘剥过路客商，牟取暴利。

早在英宗初年，“太监僧保、金英等，恃势私创塌店十一处，各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甚为时害”。不久皇太后的亲戚孙继宗、孙显宗等人，也私自“起塌房，令家奴邀截客商引盐发卖”，景帝以其为“皇太后兄弟，皆宥之”。后孙显宗等人更加猖獗，经常唆使他的家人在通州张家湾一带，“强占庄田，私起店房，邀截商货，逼勒取利”。尽管许多人上奏弹劾，而英宗仍“宥显宗罪”，只把“店房悉令折毁”。同时，在河西务至直沽一带要道，亦有人作称“皇亲及内官家人，势如虎狼”，到处“阑接客商货物，强用车辆搬运入店”。过路商人“稍有不从，辄便殴詈”，甚至“客商失陷财物”的事，也经常发生。到了宪宗末年，在通州张家湾等处，仍有“权贵之家”在那里“修造市肆，邀留商货，与民争利”。刘瑾为了经营自己的庄田和店铺，除掘挖天、地坛后土堆，侵占苗竹厂官地五十余顷外，还拆毁官民房屋一千九百余间，发掘民坟墓地二千五百余冢。他利用这块土地，“盖造房屋千万余间，与人赁住。开设店房，宿歇淫妇，图利肥己”。他们甚至“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及开设铺店”，从中“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掯摆渡、牙保、水利等钱”。朝廷虽也多次下令官府“捉拿参奏”，并说过一些“违者没入其肆”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成化元年（1465年），兵部曾命令各处镇守守备不许置买庄田店铺，役使军民。命令谓：

盖缘各处镇守、内臣、总兵、参将、守备、都指挥等官，守法奉公者少，贪利徇枉者多。其间有在所镇地方广置庄田……多买店房铺舍，拣选富贵军人领伊资本，张开铺店。每遇各处货物到来，先尽伊家买尽，方许军民交易。及举放私债，倍取利息……似此虐害军民之弊，不可枚举……（今后）果有侵夺民利，置有庄田、店铺者，尽数入官。庄田拨民耕种，照例起科；店铺召商买卖，依例纳骒。仍禁约放债扰民。

这种禁约，当然也起不了任何效果。

孝宗时，皇亲张鹤龄及周寿，经常招纳“无籍之徒，私置店房，侵夺民利”。这种情况在孝宗时是相当多的，实际上都是皇亲国戚假借名义而私起的店房。因此，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礼科给事中倪议曾主张，“将京师内外，权豪势要田园、店房，不当得而得者，取其数年所出，为供边之需，以纾民困”。这种建议当然不会起到效果。果然，“上（指孝宗）以窒碍难行，不允”。弘治十七年大学士李东阳自阙里回京后曾上疏谓：“势家巨室田连州县……他如游手之徒，号称皇亲名目，附搭盐船，声言各处马头，起盖店房，网罗商税。”神宗时，太监张诚“市店遍于都市，所积之资，都人号为百乐川”。有些太监更利用宫廷权势勒索商人，以“铺垫”为名，逼迫商人向惜薪司交纳重金。正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工科给事中王元翰所云：

祖宗朝徙天下富户以充实京师，诚为根本，虑至远也。臣有厂库之役，时见群商罗跪号泣，察其受累而困惫，为“铺垫”多也。“铺垫”之过多，为惜薪司内官多也。内官中威取刑逼如杨致中者，尤为罪魁。该司内官旧不过一二十人，今几十倍矣……是以京师有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无不荡产罄资，因而投河经渎，言之酸鼻剌心，孰非“铺垫”之流毒哉？愿（皇上）痛加裁抑，使官有定数，额无求多。

结果也遭到皇帝拒绝。

勋戚、太监的店铺收入所得，事实上都为他们个人占有。前引辽东太监朱秀在山海关外八里铺所设官店，原来打算“取其税以备犒夷之费”，结果却“而乃私之”，其横征暴敛达到了“凡一车必银一两，过者皆不免焉”的程度。这大笔收入，“实未尝用之于公”。兵部请治朱秀“强辩之罪”，武宗仍然“诏宥之，店、田付镇守（太监）管业如故”。

由此可见，官店和权贵私店在性质上又有所不同。前者属于国家经营的商业机构，其收入由国家指定专门用途，以备公费；后者则是一些勋戚、太监利用封建特权，通过“钦赐”和“奏讨”的方式，假“官店”之名，行“私店”之实，甚至不经官府同意，擅立店铺，敲诈勒索过路商人，从中渔利。

明代的皇店及其创立年代

明代的官店到了武宗期间，大多改为皇店。

当时的皇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官店改为皇店。前引辽东巡抚马中锡在安乐州所设的官店，“时亦改为皇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改变不仅仅在于名称的变化，而关键在于皇店的收入应归于内廷，而“有司（官员）不复征租”，这是皇店与官店在性质上不同之处。另外一种情况是随皇庄的发展应运而生的皇店。他们大多是由太监在皇庄的附近或交通要道，“起盖房屋”“驾搭桥梁”“擅立关隘”，“假之以罔求市利，则名其店曰皇店”。据正德九年（1514年）监察御史施儒揭发：当时“自京师以至张家湾、芦沟桥、临清市集等处”的皇店周围，“皆有（武装）巡逻，负贩小物，无不索钱”，甚至连“官员行李，亦开囊检视，莫敢谁何”。正德十三年九月，明武宗至大同。镇守太监马锡为了巴结皇帝，曾“以总兵叶椿第为献，遂改为总兵府。又改都指挥俊所置二店为酒肆，榜曰‘官食’，皆使券而不价”。当时皇店尚每年以“额进八万”或“岁征数万两”的巨额剥削，榷利扰民。正如世宗初年，御史李美在痛斥武宗朝太监之罪恶时所指出的：

在内如太监张玉……焦宁、吴亮……夹带违禁货物不止百艘，勒取官民银两动以万计。高忠、赵俊起盖豹房，开张酒肆，滥造海子船……在外……千户等官刘江、王章，与逆彬（指江彬）有乡土之私，诱先帝为宣府之幸，盖行宫，进女乐，黩溷于禁闼；开皇店，放皇债，贻害乎地方。

“开皇店，放皇债”，正说明皇店是经营高利贷的，借以剥削当地人民。在通州张家湾所没的皇店还“榷商贾舟车，微至担负之利，亦皆有税”，以致“中外怨之”。此外，如武宗时的“花酒铺之设”，由“朝廷收其息”，亦属于皇店的性质。

武宗时设置皇店的范围相当广。东北包括山海关、广宁、辽阳等处，西边则包括大同、宣府。此外，京师九门外，通州张家湾、芦沟桥、山东临清一带都有。

鉴于史籍记载有所不同，这里需要对官店改为皇店的年代和首创者略加考证。

正德九年（1514年），十三道监察御史罗缙等奏言：“自逆瑾用事，创立皇店。内自京城九门，外至张家湾、河西务等处，拦截商贾，横敛多科；无籍之徒，恃势张威；私藏厚殖，宜皆查革。”按照罗缙的意见，创立皇店似应始于刘瑾专权时期。但从前面所引的材料看来，皇店却都出现在正德五年刘瑾被杀之后。而在正德九年正月，户科给事中石天柱已经指出，当时“外列皇店，内张酒馆……（武宗）每月视朝不过五六”，御史施儒也是在这时上奏，要求“罢皇店”。因此，皇店的设立又应当在正德九年之前。

其实，皇店的设立与刘瑾并无关系，而是出于太监于经的倡议，后经武宗同意而实行的。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九年九月甲子，“赠御马监太监于经父泰为锦衣卫都指挥使……从经请也。经宠幸，尝导上于通州张家湾置皇店”。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酉：“太监于经者得幸豹房，诱上以财利创开各处皇店，榷敛商货”。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上崩于豹房……于经首开皇店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怨声载道。每岁额进八万（两）外，皆为己有；创寺置庄，动数十万；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正德十六年四月乙巳，福建道监察“御史王钧劾奏司礼监太监……于经……或首开皇店，结怨黎庶”。世宗时，户部尚书秦金曾明确指出：

又宝源、吉庆二店，该纳课程，弘治以前系顺天府批验茶引所，官攒取受，按季解部进内府。后太监于经奏为皇店，科取扰害，人皆怨咨。乞将二店课额依弘治年例行，庶军民乐业，上下俱利。

这些例子，都说明首开皇店的正是太监于经，而“尝导上”三字，则表明其时间早于正德九年。

皇店的设立应始于正德八年。据徐学聚《国朝典汇》记载：“八年四月，诏设开皇店。”这个时间的记载是可信的。因为据《名山藏》记载：正德十二年四月，六科都给事中石天柱等言：“近毁积庆、鸣玉二坊民居，有言欲造皇店、酒馆；有言欲营义子府第；有言欲开设教场者，老稚转徙，哀号垂涕。夫开设皇店数年于此，商贾苦科索，闾阎艰贸易，朝廷得利甚微；而下同垄断，不罢即已；复增设之，则非恩也……伏赐停罢。”石天柱这个奏折，不仅揭露了当时皇店的扰民，同时“夫开设皇店数年于此”也表明：皇店开设于正德九年的前一两年，且与刘瑾无关，否则就不是“数年”而是“多年”了。不仅如此，当正德四年五月刘瑾当权时，“太监谷大用传旨：令临清镇守开皇店”，正是刘瑾主张“捕献计者，罪之”。刘瑾是反对开皇店的。

由此而见，刘瑾设立皇店之说，是不可信的。正德五年刘瑾死后，一些官吏攻击他，把开皇店的罪名也扣在他的头上，这在当时的官场斗争中，是经常发生的。是年十二月，反对刘瑾最激烈的户部尚书杨一清曾说过：

太仓银专备三边军饷。弘治间银虽不多而各省各边在在有积。自刘瑾括天下之财以归京师，半入私室，半归公帑，故太仓虽有稍积蓄，而四方库藏为之一空。

这里杨一清仅仅说刘瑾利用职权括太仓银，并未谈到他开皇店的事实。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皇店始于世宗嘉靖时期。刘若愚《酌中志》记载：

（京城）宝和等店，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一年所征之银，约数万两。除正额进御前外，余者皆提监内臣公用，不系祖宗额设内府衙门之数也。店有六：曰宝和，曰和远，曰顺宁，曰福德，曰福吉，曰宝延。而提督太监之厅廨，则在宝和店也。俱座落戎政府街。凡奉旨提督者，亦无敕书。传云：起自嘉靖年间，裕邸（指后来之穆宗）差官征收，神庙时属慈宁宫圣母李老娘娘宫中收用，管事张隆、齐栋等总其事。先帝（指熹宗）登极，逆贤（指魏忠贤）攘为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经理之……每年贩来貂皮约一万余张，狐皮约六万余张，平机布约八十万匹，粗布约四十万匹，棉花约六千包。

这种皇店“起自嘉靖年间”的说法同样是错误的，前人已曾议及。如清康熙时毛奇龄著《明武宗外纪》谈到，武宗“尝游宝和店，令内侍出所储摊门，身衣估人衣，首戴瓜拉，自宝和至宝延凡六店”。清末朱一新等《京师坊巷志稿》“佟府夹道”条，除引用《明武宗外纪》外，又说：

《西河诗话》（亦毛奇龄作）载甬东叶天乐宫词云：“宝和六店裕军储，炮凤烹龙日所须。”谓武宗扮商贾与六店贸易，既罢，就宿廊下，则似六店在皇城内也。案：今佟府夹道有明碑一，列大珰刘瑾名，结衔称钦差提督宝和店。又武宗尝游之，则非始自嘉靖也。其地明称戎府街，今鲜能举其名矣。

这些材料都指出刘若愚的“传云”有误。

皇店及权贵私店之危害

皇店、官店及权贵私店对商人及商业资本的骚扰剥夺，到了世宗初年曾稍有收敛。武宗遗诏中曾令“革京城内外皇店”。世宗即位后，并对掌管皇店的首恶太监加以惩处。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曾颁诏：

管皇店千户赵谨、姚俊，俱倚势生事，蠹政害人；内外军民怨入骨髓，本都当处死，姑从宽。各连当房家小押发两广烟瘴卫分，永远充军。其余跟随办事，管店助恶，有名小班，答应旗校人等，锦衣卫还拿送法司究问，中间罪恶显著者，一体押发两广烟瘴卫分，永远充军。家小随住，俱遇赦不宥。

同时世宗还规定对勋贵的特权适当加以限制，并在正德十六年七月，下令鼓励“通商贾”。其中谓：

通州张家湾蜜切京畿，当商贾之辏，而皇亲贵戚之家，列肆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宜亟禁治，使商民乐业……上（世宗）是之，乃禁皇亲贵戚家不得列肆夺民产，仍敕御史察不法者以闻。

于是使得一些地区的商人资本又活跃起来，官店对商业的骚扰也有所收敛，出现了嘉、隆以后商业的普遍繁荣。但实际上，勋贵开设店铺进行剥削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嘉靖二十年（1541年），给事中戚贤劾翊国公郭勋贪横不法诸事。同年，六科给事中李凤来也揭露：“迩来勋戚权豪家，广置店房，滥收无籍；索取地钱，擅科私税折；男女稍有违抗，即挟以官刑，幽系私狱。”“上（世宗）曰……先朝权奸，假讫朝廷，开立皇店，罔利害人。朕即位之初，已经除革治罪。郭勋等乃敢藐视国法，广置店舍几千余区……阻绝经商，暗损国课。”其“奸党恶少”，“悉逮送镇抚司拷讯”，并“令（郭）勋从实陈状”。“于是刑科都给事中高时等遂尽发（郭）勋奸利事。言南京、淮扬、临清、徐、德财赋之地，皆置有私店，水陆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字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这种私设店铺侵夺商民利益的情况，一直到明末亦未间断。

万历十五年（1587年），户科给事中胡汝宁曾谈到，当时“京师民贫财尽有二大害”，其中之一就是“贵戚铺行，侵夺民利”。这种开设店铺进行剥削的情况，绝不仅限于京师的勋戚，甚至遁在云南的土官沐姓，也“有店房在张家湾，其他处亦多有之”。

至于由太监掌管的店铺，万历年间其数量亦相当惊人。万历二十四年，据刑科给事中侯廷佩揭露：“太监张诚，背主欺君……任意骄横，买邵皇亲等庄田，不下数百余所，而市店遍于都市。所积之资，都人号为百乐川。”第二年，刑部侍郎吕坤在《疏陈天下安危》中谈道：

官店租银收解，自赵承勋造四千之税，而皇店开；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权重。夫市井之地，贫民求升合丝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万方之富，何赖于彼？且（太监）冯保八店，为屋几何，而岁有四千金之课？课既四千，征收何止数倍！不夺市民，将安取之？今豪家遣仆设肆，居民尚受其殃，况特遣中贵，赐之敕书，以压卵之威，行竭泽之计。民困岂顾问哉？陛下撤还内臣，责有司输课，而畿甸之人心收矣。

加以当时的矿监税使，横行全国各地，也往往利用官店乘机进行勒索。如万历二十四年，太监陈增至山东，“已，复命增兼征山东店税”。御马监太监陈奉，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征荆州店税”。其科敛骚扰的程度，更是前所未及。这不仅限于皇店及官店，就是诸王的店铺（王店），如福王等，亦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明末爆发了包括各地商人参加的市民运动就不足为奇了。

明代商业资本难于发展，固然与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关。但明中叶以后皇店及权贵私店数目增多，从皇帝到勋贵，大多依仗政治特权在京畿附近建立店铺，这对当时商业亦带来严重的灾难。这种店铺不仅利用权势控制了不少商品的流通，加强了垄断经营，起到了“阻绝经商”的作用。同时还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断绝了一些商人的生计，使商人不仅难于扩大资本，甚至倾家荡产。前面所举权贵靠贩盐夺取商人利益的事实，是其中最突出的。早在景泰三年（1452年）华敏就曾揭露当时中官利用“家人中盐，虚占引数”，然后“转而售人，倍支巨万，坏国家法，豪夺商利”。还有的中官“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使得“行贾坐敝，莫敢谁何”。成化末年，御史汪奎也弹劾“勋戚，内官奏乞盐利，满载南行”，沿途“所至，张钦赐黄旗”，致使“商旅不行”。正德四年（1509年），内官监太监杨镇用“官银万两，并长芦黄盐八千引往南京”，利用权势，“以其银私自买盐，混同装载，凡用官民船六百余艘”。其中“民船”，当包括一部分商人在运河沿途运载货物的船只。难怪嘉靖时黄省曾说：“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前面所谈，如皇店、官店发放高利贷，即“放皇债”等，也是当时京城一带商人所受残酷压榨的一方面。这样的事实非常之多。

明中叶以后，由于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一些地区，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中，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由于城市商业繁荣，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亦较前更为活跃，各地方都出现了不少的大商人及商人集团。

但是这种现象大多集中在江南一些地区，北方尤其是北直隶地区的大商人或商人集团，毕竟数量不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原因，乃是明朝中叶以后，国家、皇室及勋戚开设店铺，侵夺商人利益，阻碍了北方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

世宗初即位时，南京给事中陈江曾上奏：“通州张家湾蜜切京畿，当商贾之辏，而皇亲国戚之家，列肆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宜亟禁治，使商民乐业。”这种科敛扰商的现象，使封建社会晚期的部分市场处于萎缩状态，对城市商业资本的积累也起到了破坏及遏制的作用。因此皇店及权贵私店的出现，成为使商业受到桎梏，商人备受盘剥，资本主义萌芽遭受摧残的一股时代逆流。

（本文摘自郑克晟著《明代政争探源》，天津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