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刘光伦

　　我与《团结报》的缘分，最初竟是从一张旧报纸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川南古县富顺一家基层文化单位工作。受“才子之乡”文化的熏陶，我爱上了写作。每月最后一个周末，邀上文友坐车赶到县城，参加文化馆的“文学沙龙”。活动的茶桌上凌乱地摆放着各种报纸杂志，我们如饥似渴地翻看。就是在那些泛黄的纸页间，我第一次知道了《团结报》。

　　说实话，当时对这份报纸的印象并不深，只觉得名字挺特别，“团结”二字，在那个年代有着特殊的分量。我随手翻过，又随手放下，不承想，这一放就是许多年，更不承想，多年后我会成为它的忠实读者和作者。

　　1991年，县里为我办了一场小说作品研讨会，市、县媒体都作了报道。那是我文学路上的一点光亮。后来，因向往外面的世界，我离开家乡到了上海，弃“文”从“商”进了四川欧亚集团上海分公司工作。

　　因公司与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同在一栋大楼办公，我便常去办事处翻阅报纸，其中就包括《团结报》。有时还把“过期”报纸一叠一叠地抱回去塞在办公桌下慢慢看。《团结报》就是在那时候真正走进我生活的。

　　《团结报》不像一般的报纸那样只报道新闻，它有民革的声音，有统一战线的故事，有参政议政的深度文章，也有文化味很浓的副刊。我越读越喜欢，越读越觉得亲切。尤其是那些关于民革的内容，让我对这个组织有了最初的了解和向往。后来我加入了民革组织，《团结报》可谓功不可没。

　　说来也是缘分——我是四川自贡籍的民革党员，工作生活却在上海。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经川沪两地民革省市委会协调，把我的“关系”从四川“转”到了上海。我由此正式成了上海民革大家庭的一员。

　　有了民革党员这个身份，再看《团结报》，感觉完全不同了。以前是读者，现在更像是一个家里人。报纸上每一条民革的动态，每一个党员的故事，都让我觉得跟自己有关。我开始试着给《团结报》投稿，写我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写民革组织给我的温暖，写川沪两地统战交流的那些事儿。

　　稿子陆续发了。说心里话，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团结报》上，那种感觉跟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不一样。这里头多了一份归属感，就像家里人把你做的事告诉了亲戚朋友们。

　　2020年，我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成功推动了自贡彩灯进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宝”作为吉祥物亮相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向世界展示了四川彩灯文化的魅力。我是四川人，更是灯城人，那一刻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写下来，投给了《团结报》。我想让更多民革同志知道，咱们民革党员在异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中，也能出一份力。

　　这些年，我给《团结报》写的稿子越来越多。庆祝建党百年，我写民革组织的履职担当；社会民生一线，我写民革人暖心惠民的温情；参政议政方面，我写民主党派建言献策的初心；时代发展浪潮中，我写同心聚力携手奋进的篇章。

　　我的书柜里，《团结报》越塞越满。纸张有的已经发黄发脆，我一概舍不得扔。我常想，等我七老八十了，每天晒着太阳喝着茶，翻看这些旧报纸，应该是对自己这辈子最好的交代。

　　从川南古县的旧报纸堆，到上海书柜里的报刊珍藏；从一名懵懵懂懂的文学青年，到一名有组织归属感的民革党员；从偶然翻到《团结报》的路人，到它的忠实读者和作者——这一路走来四十多年，《团结报》陪伴了我大半生。

　　其实细想想，《团结报》何止是一份报纸，它背后连接着的，是我的故乡和我扎根的城市，是我的文学梦和我肩负的履职责任，是一个民革党员的成长和一个时代的变迁。

　　一纸流年，半生牵绊；七秩华章，岁岁相逢。那些与《团结报》相伴的朝暮，沉淀成生命里最温润的记忆，字里行间皆是初心，笔墨书香满含情怀。值此《团结报》创刊七十周年之际，唯愿这份承载使命与温度的报纸薪火相传、行稳致远，而我这份绵长的纸墨情缘，亦将岁岁相守，一往情深。

　　（作者系民革党员、上海市自贡商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