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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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雯 实习生 刘世玲

连日来，黔东南州天柱县档案馆的清水江文书专项征集工作组，正沿着清水江往远口、竹林、地湖、坌处等乡镇的深处走访。

每到一户人家，工作组都要先坐下来，和主人家聊一会儿。档案征集保护的政策，得一句一句地解释；文书，也要一件一件地辨认。在持续的打捞整理中，工作组首次发现了《民国建房择造棵》《民国远口建桥捐洋元收据》等多份记载当地公益捐资、乡土营建的文书。

清水江文书（因最早发现于锦屏又称“锦屏文书”）是明清至民国乃至新中国，清水江流域苗、侗等各族民众在山林经营、木材贸易与日常社会生活中创造并世代家藏的民间文献遗产，被学界誉为“西南版敦煌文献”。2010年，锦屏文书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被国际社会评价为“目前全球最悠久、最独特的混农林系统的活态记忆库”。

在贵州，打捞、整理、研究清水江文书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年过六旬的王宗勋，曾任锦屏县档案馆馆长、县史志办公室主任，是这场接力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在他的记忆里，故事要从1995年说起。

初见文契，散藏在农户家中的史页

1995年10月24日，锦屏县政协副主席姚炽昌带着两个人来到王宗勋面前。一位是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有赓，另一位是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唐立。他们专程来查看锦屏县亮司苗寨的龙氏族谱《龙氏迪光录》。

王宗勋把复印件递过去。唐立埋头翻阅，杨有赓在旁和别人聊了起来。从聊天中，王宗勋得知杨有赓是毕节金沙人，1964年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贵州省民宗委工作。曾随省民宗委民族经济调查组来锦屏做苗族、侗族经济历史调查，在文斗苗寨向大队会计姜元均家借走了200多份清代山林买卖契约。

调查组的资料在历史洪流中散失，直到1980年，杨有赓清理办公室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当年借来的契约文书。没过多久，其他调查资料也几经辗转，阴差阳错地回到他手中。如此失而复得，让杨有赓对这些来自锦屏的契约倍加珍惜，开始倾注心血研究。

1988年，杨有赓将调查资料整理成《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出版，首次把锦屏民间林业契约向外界披露。有日本学者特意来贵阳找他了解。

那天，是王宗勋第一次听说锦屏民间有古代林业契约。让他纳闷的是：日本学者为什么大老远跑来研究这些听也没听过的破旧纸张？

1997年3月，已任县档案馆馆长的王宗勋从退休老干部姜继源处拿到一大包旧山林契约。回办公室打开一看，契约大多折成三指大小，长短不一，纸张发黄、破旧。仔细清点，有1200余份。王宗勋挑了些阅读：有清乾隆至光绪年间锦屏县平鳌村先人买卖山林田土、租佃山场栽杉种小米的合同协议，有卖木材款分配的记账单，还有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诉状和调解书。

他津津有味地看了一个下午，越看越觉得眼前这些破旧纸张是遗落在大山深处的瑰宝，是散藏在农户家中的史页，是锦屏作为全国著名人工林区林业经济发展的原始记录。

此前一年，他从电话里得知，杨有赓正与日本学者合作，将850多份锦屏民间林业契约扫描、点校，辑成《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三卷。直到此刻，王宗勋才明白日本学者为何千里迢迢而来，一个想法在心底萌生：“这些东西是不是大有文章呢？”

老百姓珍藏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

1999年11月，王宗勋到贵阳参加会议，抽空去杨有赓家拜访。

杨有赓很热情。他告诉王宗勋：“锦屏民间林业契约很宝贵，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今后一定能成为文化品牌打到国际上去。”停了一下又说：“我已退休，没有精力深入研究了。你还年轻，又是锦屏人，希望你能认真去做好相关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那天夜里，杨有赓从书房里搬出1000多份未清点的契约原件，连同此前在日本点校的800多份复印件，装进一只旧密码箱，交到王宗勋手中。意外的收获让王宗勋一夜未眠，第二天，便扛着箱子去了省档案局。

面对箱子里破损严重的契约，王宗勋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支持。当晚，杨有赓拍了拍有些丧气的王宗勋说：“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不能灰心。回去后你争取县里的支持，我也会在贵阳帮你奔走呼吁。”

此后几年，两人按约定各自奔走，能找的人都找了。但财政困难，抢救整理的经费和力量始终没有着落。王宗勋只能把文书锁进档案馆的柜子，等待机会。在力所能及的收集整理中，他发现，这些被认为只有研究价值的契约，在现实中的农村也有难以替代的作用——“老百姓珍藏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

转机出现在2000年秋天。

10月的一天，王宗勋在档案馆见到了来锦屏做田野调查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张应强。

张应强是剑河苗族，从小听父亲讲清水江上放排运杉木的故事，但真正走进这片土地还是第一次。当时他正为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选点，沿清水江一站一站往下走，到了锦屏。当王宗勋从柜子里拿出契约摊在桌上时，张应强很振奋。“它们有的用白布包起来，布上写着字，什么山契、什么田契。打开来，每一份角上贴了一个有颜色的小纸片，上面写了提示。这些契约是老百姓自己整理过的，而且整理得很有内在逻辑。”

那一刻，张应强觉得有种力量在牵引自己。学术上，锦屏民间林业契约的研究当时尚属鲜有人涉足的空白地带，留给年轻学者的探索空间很大；情感上，作为黔东南苗族子弟，他对这些契约文书有天然的亲切感，无论是使用本地民族语言还是对当地人际往来的理解，都没有外来学者漫长的融入过程。张应强和眼前这位年龄相仿的王宗勋，聊起来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正想着，只听王宗勋说：“这些东西我们县农村还有很多，只可惜缺乏经费，没办法系统收集整理研究。你要是能申请到一些经费，我们一起合作把这事做起来。”

把契约的收集整理研究当作一项事业来做，争取做出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张应强与王宗勋的约定。回到广州后，他向导师陈春声、刘志伟汇报了锦屏民间林业契约的情况。两位老师一眼看到了其中的价值。

2001年8月25日，时任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春声，历史系主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伟来到锦屏，实地考察林业契约情况，并就中山大学与锦屏县政府合作开展契约征集研究进行磋商，联合成立锦屏民间林业契约等地方文献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同年10月15日，锦屏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征集民间林业契约等历史文献的通告》。杨有赓、王宗勋等期盼多年的文书抢救整理工作，就此展开。

信守契约的精神，影响一代代人

清水江的水声，千年如一日。

从锦屏县城溯江而上，江水在峡谷间穿行，滩上有野鸭起落。水声或急或缓，昼夜不息。文斗苗寨就在这江边的半山腰上。

2002年3月，这里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牛津大学科大卫、清华大学张小军、厦门大学郑振满、中山大学陈春声与刘志伟——这些如今在中国历史人类学领域举足轻重的学人，集体出现在清水江畔。

考察团深入文斗苗寨和隆里古城等地，实地查看契约文书及其产生的历史现场。当他们在文斗苗寨的农家楼上看到成堆的契约时，科大卫连连惊叹：“这些东西不得了，实在是太珍贵了。”郑振满则认为，锦屏契约文书量大、集中、完整，是他前所未见的：“在这些文献里，可以感受到封建王朝体制在西南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这里的百姓善良淳朴，自觉遵循契约规则办事，很讲诚信。”如今黔东南各县馆藏的文书中，90%是未盖官府印鉴的“白契”，盖有官府印鉴的“红契”只占不到10%。

在不断的研究考察中，学者发现了一个关键事实：清水江流域的文书远远超出锦屏一县，保护对象也不只是契约，还应当包括族谱、碑刻以及其他文献。于是，“清水江文书”的概念逐渐取代了“锦屏民间山林契约”，在学术界广泛使用。从“一县”到“一江”，视野拓展了。

随着学术目光的聚焦，政府的保护力度也在加大，并引发更多层面的关注。2006年11月，贵州成立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省发改委、原省文化厅、省财政厅、原省林业厅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保护，走上了政府统一部署的轨道，中央和省级财政先后投入专项经费。

2011年，贵州大学张新民、中山大学张应强、凯里学院徐晓光分别以首席专家或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共同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2015年，锦屏文书特藏馆开馆。2019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成为黔东南州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专门颁布的地方性法规。

对王宗勋来说，这些年他婉拒了多所大学的任职邀请，留在清水江畔，成为来访学者的向导和翻译。过去20年间，张应强每年都会带学生来锦屏做田野调查，大约20名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在这一带完成了博士论文。文书里的苗语、侗语读音，地名和人名的特殊写法，那些外地学者读不懂的地方性知识，都由王宗勋一句一句地解释。

他的个人研究，也由纸质文书转向碑刻。由于常年校对碑文，王宗勋的视力急速下降，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这些年，他把清水江流域的重要碑文全部复制到了锦屏文书特藏馆的院墙上。

深耕清水江文书多年的王宗勋身边，也出现了年轻传承者的身影。张继渊第一次走进县史志办公室时，王宗勋便问：“想不想来我这里学习？”这位1990年出生的锦屏苗族青年，从小在奶奶“晒契”的习俗中长大。王宗勋手把手带他读文书、见学者。有一回，他带着张继渊去贵阳拜访杨有赓，老人欣慰地说：“宗勋，你也带年轻人了。”

文化遗产的守护终究是一场代代相传的接力。60多年来，杨有赓作为“发现者”拉开了清水江文书的一道门缝；王宗勋等人通过收集整理，打开了这扇门；学术界同仁让世界看到了门里的光；而今，张继渊们开始接过钥匙，积极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在文书的长期作用下，契约已成为清水江流域的一种“习惯法”，信守契约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清水江文书的守护者们，又何尝不是被这种精神所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