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本报记者 顾 敏

“你说他收了钱，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还有谁在场？”接访室里，面对泰州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工作人员的询问，举报人倪某起初言之凿凿，称丈夫多次给一位领导干部送钱，自己还曾一同前往。

随着询问步步深入，破绽渐渐浮出水面：送钱时间含糊不清，描述住址对不上号，关键细节前后矛盾……眼看难以自圆其说，倪某松了口：“反复举报，其实是想变相给老公施压，解决家庭矛盾。”

借举报党员干部之名，行解决个人诉求、谋取个人私利之实，这类举报在信访举报工作中被称为“贴牌举报”。如何穿透举报的表面包装，既提升问题线索甄别效率、保障监督执纪精准性，又推动群众合理诉求有序解决？去年以来，泰州市纪委监委将工作关口前移，从“看举报信”转向“见举报人”，探索推行信访举报“约谈接访”机制。

近年来，泰州纪检监察机关每年收到的信访举报超过3000件，查实率约四成。大量查否的举报背后，情形各异：有道听途说导致的错告，有借举报倒逼个人诉求解决的“夹带式”举报，甚至有为竞争、泄愤或牟利而恶意捏造的诬告陷害。

按照以往的办理模式，一封举报信进来，会按照管辖权限转交承办部门，围绕被举报人和反映事项逐一展开核查。可不少举报件查否、正式回复后，举报人换个说法、换个对象，又反复举报。原因就在于，信里写的是党员干部“违纪违法”，举报人真正想解决的，却可能是拆迁补偿谈不拢、招投标落了标等个人私事。举报信成了“万能外壳”，真正的矛盾却始终没被看见。

反复核查的代价，是监督资源的空耗。一件查否的举报，往往要核查十几项问题，抽调数名工作人员，耗时月余才能办结。有限的监督执纪力量被低效事务分散，被举报的干部长期背负心理包袱，而群众真正的难处，也一直在“举报—查否—再举报”的循环里悬而未决。

“约谈接访，不只是工作流程的优化，更是把有限的执纪力量从低效核查中解放出来，投向可查性强的问题线索，同时让那些走错渠道的诉求回归本位。”泰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不是所有举报都要约谈。泰州明确了两类重点约谈对象：举报内容明显不合逻辑、缺少具体证据，以及查否后仍反复举报的实名举报件。对这两类举报，先与举报人见面，核实信息来源、事实依据和真实诉求。

接访室里，泰州市纪委监委信访室负责人先给举报人倒上一杯热茶，招呼对方坐下。不少举报人刚进门时身子还绷着，手不知道往哪儿放。见对方紧张，他并不急着进入正题。“这种时候不能催，更不能摆出一副审查的姿态，得先缓一缓气氛。”等对方稍稍放松，他开始亮明身份、讲清规则：“检举控告是你的合法权利，但如实反映问题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谈话会如实记录。”随后，他进一步放缓语气：“不着急，慢慢说，今天就是想把情况了解准，也听听你的真实想法。”

在接访人的引导下，举报人开始慢慢讲述。他先不打断，让对方把想说的说完。待对方讲完，他再就举报件里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和证据，一项一项往下问：“这件事是你亲眼看到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具体是哪一天？上午还是下午？”“这个地址好像不对，你确认是这个地方吗？”……“如果是编出来的事，最怕抠细节。问得越细，破绽就越藏不住。”信访室负责人说。

当对方频频答不上来时，谈话会转向另一个方向：“你举报了这么久，是不是还有别的难处？”“你和被举报人之间，有没有其他矛盾？”看似和举报无关的问题，往往能触碰到真实诉求。多次接访，信访室负责人总结出一套经验：如果举报的是配偶，不少是家庭矛盾；如果是高龄老人反复举报，背后往往是生活困难；如果涉及招投标、职位竞争，则可能存在某些利益纠纷。从这些方向切入，问家庭、问生活、问“需要组织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心结打开了，真实诉求也就露出来了。

王某的不实举报，就是这样谈开的。他曾写信举报某国有企业负责人在招投标中存在违规问题。约谈中，工作人员要求其提供具体事实和证据。面对连续追问，王某逐渐答不上来，工作人员适时宣讲诬告陷害的法律后果。王某最终承认，自己受一家未中标企业委托进行举报，目的是试图改变中标结果。半个月后，他主动来电，表示无法提供证据并停止举报。

约谈不只是“问清楚”，更要确保“查到位”。对涉嫌诬告陷害的线索，泰州市纪委监委实行“一信双查”：既查问题事实，又查诬告陷害行为。约谈时，工作人员围绕举报信息来源、双方利害关系、背后是否存在经济纠纷或人事矛盾等细节逐一核实，规范制作谈话笔录，为后续精准甄别错告与诬告陷害固定证据。

2024年7月到2025年2月，一篇反映某街道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帖文多次在本地论坛传播。发帖人翟某被约谈后，无法提供任何事实依据，最终承认内容全为捏造，发帖只为博眼球、赚流量。随后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翟某被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约谈，也挖出了藏在举报背后、多年未解的民生难题。年过八旬的周某，连续多年数十次举报领导干部收受好处，历次核查结果均为失实。接访时，老人翻来覆去讲的，却是多年前拆迁现场摔倒住院、此后生活困难的经历。摸清真实诉求后，接访人员联动相关部门，依规回应其合理诉求，帮老人解决了实际生活困难，周某也不再举报。

机制施行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已联系约谈62名举报人，其中，识别冒名举报11件，排查出借举报解决民事诉求或谋取不当利益38件，推动化解信访矛盾13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