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现存之本，论画法技能不太高，人物面相呆板少神，衣纹勾笔也欠劲健飞动，这是出于临摹的特征。”这是著名学者徐邦达对故宫博物院藏《步辇图》评价。

　　《步辇图》是初唐画家阎立本的名作，多争议，主流分三说：丁羲元先生力主的阎立本原作说，徐邦达先生力主的宋人摹本说，陈佩秋先生力主的伪画说。目前学界较多采信宋人摹本说，故宫博物院对外介绍时，亦取此说。

　　真伪之外，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这么画、艺术成就如何等，皆有争议。

　　宋人推崇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凌烟阁》，较少提及《步辇图》，清代乾隆下令编的《石渠宝笈初编》中，称《步辇图》：“画卷次等。唐阎立本画《步辇图》一卷。次等天一，素绢本，着色画。卷中幅署‘步辇图’三字，卷后章伯益书本事，并署云：‘唐相阎立本笔’。”直到上世纪70年代，诸多美术教材将其列为经典，《步辇图》才成大众熟知的“名画”。

　　为何《步辇图》仍列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并于2012年入《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原因不复杂：艺术价值评判体系不可定于一尊，任何名画，都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何况《步辇图》中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

　　昨日，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文华殿正式开放，《步辇图》等107件唐宋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已在“典则：唐宋书画展”上亮相，欲辨真伪，不妨亲往。

（唐）阎立本《步辇图》卷

　　明明是宰相 史书却只记绘画

　　“以末技进身，非宰相器。”这是《新唐书》《旧唐书》中对阎立本的评价。

　　阎立本确当过宰相，他在唐太宗时任刑部侍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至咸亨四年（668年）间先后任右相、中书令，时人讽刺：“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左相指姜恪，三国名将姜维的后人，因战功升职。

　　《新唐书》中记阎立本仅280字，却重点记了“临池受辱”事。一次唐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唐太宗召阎立本来画，传令者径称“画师阎立本”，时阎立本任正五品上的主爵郎中，已是中高级官员，却“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事后颇觉受辱，戒子“汝宜深戒，勿习此也”，即不得学画。

　　这段记载可能不是事实。据学者石宏夫钩沉，唐太宗多次召阎立本绘画，如“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南山猛兽为害，被虢王李凤（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五子，唐太宗之弟）一箭射死，唐太宗亦“召立本写貌，以旌雄勇”。

　　阎立本出身名门，家族世代为官，祖上任北魏重臣，父亲阎毗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女婿，《隋书》称他：“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称他“善丹青，当时号为臻绝”。

　　阎立本的哥哥阎让（字立德）也擅丹青，《历代名画记》称他“善书画”“备该形似，至于人物、故实、冠服，皆得其妙”。

　　更重要的是，阎立本并非靠“末技”上位，李世民还是秦王时，阎立本便在府中当库直（也写成库真），即贴身护卫，只选亲贵子弟，他的哥哥阎立德也在秦王府，任士曹参军，是重要佐官，曾随李世民征战。

　　李世民篡位后，阎家兄弟作为“秦王府旧人”被重用。

　　史书多记阎立本绘事，记政绩甚少，其实，阎立本曾举荐狄仁杰。据《新唐书》记，狄仁杰任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军时，被吏诬告，恰好阎立本任黜陟使（唐廷派出的地方巡察特使，负责考核官吏、评定升降），极欣赏狄仁杰的才干，称“君可谓沧海遗珠矣”，荐狄仁杰升职。

　　阎立本任右相时，唐廷为救吐谷浑，准备出兵击吐蕃，阎立本主张“去岁饥歉，未可兴师”，因多数官员反对，出兵之议遂罢。

　　从这两件事看，阎立本可称贤相，史书揪着他绘画的琐事不放，体现了当时人对“君子不器”观念的执着。

　　武则天很可能也在画中

　　据学者胡晶考证，在阎立本的《步辇图》之外，历史上还有三件帝王《步辇图》，即南齐谢赫的《晋明帝步辇图》、中唐周昉的《步辇图》、盛唐张萱的《武后步辇图》，三件均展示帝王威风，无叙事性内容，可以说：“（阎立本的作品）在《步辇图》图示系统中实属个案。”

　　如何证明阎立本的画是叙事？主要依据是图后李道志、李德裕的题跋，写于唐太和七年（833年）重新装裱此画时，北宋章伯益（即章友直）重抄，这被认为是现存《步辇图》是宋人摹本的关键证据。

　　题跋中称唐太宗以琅琊长公主（唐太宗的姐姐）的外孙女赐婚吐蕃赞普（相当于宰相）禄东赞，禄东赞以“臣本国有妇，少小夫妻……陪臣安敢辄娶”为由辞婚，题跋中提到文成公主入藏事，这使《步辇图》成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

　　有学者质疑题跋真伪，因内容抄自《新唐书》《旧唐书》等，且字体不佳，有错别字。但揆诸史实，李德裕确有题跋的可能。太和五年（831年）时，辖维州（今属四川汶川）的吐蕃将领悉坦谋投唐，李德裕率兵接管，宰相牛僧孺认为唐朝与吐蕃已结盟，不应制造摩擦，唐文宗令李德裕弃维州，将悉坦谋交吐蕃处置。太和七年二月，李德裕拜相，全面主持唐朝与吐蕃间事务，他看到《步辇图》，难免感慨万千、有所表达。

　　题跋中称，禄东赞辞婚，唐太宗“不遂其情”，虽违史实，却表达出居高临下之感，契合了李德裕的心愿。

　　其实，《步辇图》表现的并非正式召见场景。据《旧唐书》，唐皇见客，应仿汉制穿“白纱帽，亦乌纱也；白裙襦，亦裙衫也；白袜，乌皮履，视朝听讼及宴见宾客则服之”，画中唐太宗着便装，禄东赞穿的也是便装，而非正式的“毡裘之服”，可见，双方只是路边偶遇，正在闲聊。

　　陈佩秋先生质疑，《步辇图》中用9女子抬步辇，太不成体统，似在暗讽帝王荒淫，阎立本出身豪门，岂能不知忌讳？这可能与信仰有关，唐帝指老子为祖，李世民早年不崇道，中后期立场改变。当时佛教画中服侍者都是男性，道教画中服侍者皆女性，如北宋初期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老子身边就全是女侍者，这是区分两派绘画的重要标准。《步辇图》中女性持拂尘，亦为崇道。

　　学者谢继胜、朱姝纯认为，既然《步辇图》记录了禄东赞替松赞干布求赐婚这一史实，李世民应与后宫商议，自然用女性抬步辇，且“唐制，天子坐朝，宫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诗有‘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昭仪’之句”。

　　抬步辇的女子都是才人，才人年龄小，兼任女秘书。武则天637年入宫当才人，禄东赞到长安求聘时，恰在她入宫的第三年（640年）。这意味着，武则天很可能也在《步辇图》中。

　　承载了一千年的沧桑

　　明白《步辇图》的创作背景，即知历代关于它欠生动的批评，未必公允。阎立本绘它是为表达以礼治天下的法度，传达的是森严感。

　　据学者姚巧玲钩沉，松赞干布三次派使者向唐帝求赐婚。第一次是634年，遭拒。第二次是638年，边遣使，边率20万大军攻唐松州（今四川松潘），却被唐军击退。第三次是640年，当时到长安求赐婚的计5国，唐太宗“设置五道难题，答应将公主许给胜者，最终禄东赞胜出。

　　《旧唐书》称禄东赞“虽不识文记，而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也”。

　　文成公主入藏，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团结。《新唐书》称，松赞干布“自絷发，亲自袭冠带，渐慕华风”，唐人陈陶在诗中称：“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步辇图》表达出差序原则：李世民身形高大，比抬他的女性们壮好几倍，即“主大从小，尊大卑小”，禄东赞、典礼官、通译者姿势一致，毕恭毕敬，喻示臣服。禄东赞脚穿唐朝官员的“乌皮六合靴”，由底、帮、靿（音如耀，意为靴筒）等六块（或七块）皮缝成，正好六条接缝，寓意“天地四方”的和谐统一。

　　“乌皮六合靴”源自北周，唐初流行中亚，仅帝王、贵族能穿，在吐蕃壁画、彩塑中，法王亦着此靴。穿“乌皮六合靴”，合禄东赞身份，也体现出文化交流的深度。与此同时，吐蕃的锁子甲、大翻领长袍、吐蕃式高冠、赭面、啼妆等，也一度风靡中原。

　　有学者认为，《步辇图》画的不是求赐婚，而是“临轩册命”。

　　旧制，三品以上官员任职由皇帝亲授。仪式时，袭礼贤下士习俗，皇帝不入正座，“乘舆亲御临轩”，在宫殿前的平台上授册、赐官印等。

　　《步辇图》中，唐太宗着便装，手中托木盒，且攥一布袋，袋中可能是官印，木盒中可能是册文，似准备册命禄东赞，印证了唐太宗曾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但学者王陆健指出，“临轩册命”是对内“册命”，非对外“册封”，禄东赞作为吐蕃的赞普，不可能接受，且“册命”有严格的礼仪制度，不可能如此草率。且隋唐官印剧变，随着简牍被废，不再用封泥，官印直接钤盖在纸面上，致官印体积猛增，图中小布袋可能装不下。

　　还有学者指出，《步辇图》中唐太宗的步辇太寒酸，完全不符合皇家标准，可能画的是别人。参考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中陈宣帝的舆，应通体密布朱漆花纹，辇上有扶手，避免掉下来，还要有丝织品和装饰。

　　其实，北宋的陶舜咨已在题跋中提出质疑：“太宗不乘舆，而坐步辇，宫女多著男装，禄东赞不衣蛮服。此皆开元、天宝以后之风，非贞观旧制也。”

　　也许，对《步辇图》的追问将永远存在，但从北宋皇族收藏家赵令畤开始，历经宋徽宗、金章宗完颜璟、元顺帝、李东阳、梁清标、纳兰性德等名家收藏，乾隆时流入清宫，共留下22件题跋，各类鉴藏印章121方，堪称传承有序。

　　经千年漂泊，《步辇图》阅尽世事沧桑。这决定了，与它的每次相遇，都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