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产剧《藏锋》正在央视一套、腾讯视频播出。

与六年前让公安文学作家吕铮打开局面的《三叉戟》不同，这次，他没兼任编剧，制片方将编剧任务交给了于小千领衔的编剧团队，后者曾打造爆款剧《漫长的季节》。

因此，吕铮和广大观众一样，近期也在追剧：“原著更加‘锐利’，剧集更生活化。”

吕铮今年46岁，警龄26年，出版了20部小说，获得过第四届茅盾新人奖、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奖等重磅奖项，曾连续五次荣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是文艺评论家口中的“公安文学领军人物”。

20部小说，就是一本“警种大全”：民警、经侦警察、刑警、字警、特警……他给自己立过规矩——绝不“顺撇”写作。吕铮最新的长篇小说《梦探》在顶级文学杂志《人民文学》8月版上刊发。故事中，警察在2040年侦破20年前的悬案，须借梦境游戏，重返案发现场。这部充满未来感的作品塑造了少见的“新警察”形象。

生活中，吕铮很自律，每天走路通勤，单程五公里。路上，每每灵光乍现，他会往手机备忘录里扔台词。他能把时间管理明白，同时干多件事也不在话下，“我早上煮鸡蛋的同时，刷牙、洗脸，甚至擦地。写作者应是自律者”。

最近，吕铮在走去上班的路上，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以下是他的自述。

原著里的谭彦比剧里更加锐利

2016年，我写了《火线特警》大纲。名字就暴露了，它会绝对正面地刻画特警，虎虎生风、义无反顾。大纲拿到了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但我一落笔，感觉太“顺撇”！我能做什么？比别人写得更有质感、更写实、细节更丰满？顶多满足三个“更”，没办法耳目一新。

因为写起来没劲，我把大纲搁置了几年，中间写了《三叉戟》等作品，等时机成熟时，才把大纲翻出来思考破题之法。突然，“藏锋”蹦了出来。军人明知不敌也要亮剑，但警察不同，在解决纷繁复杂的案件中，要能独当一面，有时要避其锋芒，藏而不露，关键时刻一招制敌。

我把两个少为人知的警种塞进故事：一个是坚守城市安全底线的特警；一个是被圈内人称为“字警”的文职警察。古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但分析这句话，其实是“秀才”的立场，而站在兵的立场上，秀才是不是在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呢？我把两拨人笼络到一起，戏就出来了。

原著里的谭彦出场时，是快离婚的“废柴”，被局长从宣传岗位调到特警队当政委。但调任后，他利益诉求明确，就是为了在特警队“镀金”，尽快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于是和注重实务的队长廖樊产生了巨大矛盾。小说《藏锋》故事的大背景是全省开展打击毒品犯罪行动，特警队的突击队奉命加入禁毒、刑侦组成的专案组，共同围剿毒贩。谭彦刚上任就接到该任务，误打误撞一枪崩了毒枭，这下让所有特警刮目相看，而他自己也成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警界典范。谭彦因此获得了一等功，但之后他重返现场，却发现了镶在墙壁上的一颗子弹，那致命一枪并不是他打的，而是另有其人借他之手而为。

谭彦如果说出真相，一切荣誉尽失；如果不说，自己又在谎言中焦灼。到这里，大概才到小说进程的四分之一。《藏锋》是反着写的《亮剑》，让人物“逆生长”。谭彦这个典型人物，从一开始口中说着忠诚、荣誉、职责和使命，直到寻回初心，这是整个小说的基本脉络。

新作《梦探》：我把前八万字全删了

我坚持“花盆理论”：遇到有意思的题材，就在电脑里建个文件夹，不断扔素材；每天早上走路去单位，想到台词就往手机备忘录里放。通常一部小说启动前，备忘录、文件夹里的文字素材加起来有七八万字。我没写的、素材积累到两万字以上大纲的还有五个。

《藏锋》《梦探》的“花盆”都是2016年左右种下的。尤其是《梦探》，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我反复地写完又删，比如，我加入“元宇宙”元素之后，突然发现它过时了。人类对未来的探索边界永远在变。

《梦探》设定在2040年，一帮老警察利用梦境游戏破案——玩家开放记忆数据，就能回到过去。一群人的记忆堆叠到一起，能还原一个无比真实的过去。比如，如果我没有进入梦境游戏，我到了广州，只去过三个地方，然后就回北京了；如果我进入了梦境游戏，其中有1000万人去过广州，他们的记忆构造出了超出我个人认知的广州。当我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广州，好多没去过的领域都能触达。

结构上，我下了大功夫。三个“我”并行，相互埋伏笔：你的记忆属于你，还是别人为你创造的记忆？人是选择梦境还是真实……最后，我把前八万字全删了，但有了这个底子，第二稿写起来特别顺。《梦探》于今年8月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看过的人都说很新颖、有意思。

利用一切假期写小说，二十年没断

我的第一本小说叫《黑弈》，写一个人女扮男装进行合同诈骗的故事，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我第一次觉得生活的力量远高于自己的编造力。

那时开始，我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迷网》《警校风云》《巴士警探》《混乱之神》《仨警察》《赎罪无门》《名提》《猎狐行动》《三叉戟》……二十多年，二十多部。

我的写作时间来自周末、年假、十一、五一、春节等法定假期。从20多岁至今，我就没在春节歇过。有次，我从外地押嫌疑人回北京，坐30多个小时卧铺车，嫌疑人铐在上铺扶手上。夜深人静，两个同事都睡了，嫌疑人说想上厕所，我在抽空写小说：“您稍等，差1000字了。”没想到，我写得进入了“心流”。最后，嫌疑人憋得不行：“吕警官，我真憋不住了！”我一看表，过去了将近一小时，赶紧带人去。一趟车程，我写了一万多字。

对我而言，写作就是放松。我不相信一个人想干一件事会真没时间。别人打麻将、玩掼蛋、泡吧的时间，我用来写小说。写作者应该是自律者，能驾驭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比如，这几年，我坚持健身，写《梦探》的过程中减了20斤。

每次写新作，我都想跟自己较较劲。我写不熟悉的内容，把自己扔到不舒服的位置上。《藏锋》里谭彦的困境，是每个创作者都会遇到的。我写一个文职干部，不拿枪、不追凶，凭什么让特警队那群硬汉服气？这个困境写透了，故事就成了。

《三叉戟》让我的警察被更多人看见

《三叉戟》是我的第12本小说，2017年出版，2020年剧集播出，被人称作是我的“代表作”。那时，还有观众看电视，也有耐心看完一件事的起承转合。

之后，我又写了8本小说，而且是我集中获得茅盾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的作品，文本质量远超《三叉戟》。但受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它们没法像《三叉戟》那样“被看见”。做《三叉戟2》时，我很自信，认为文本不输第一部，甚至案件布局得更合理。但随着短视频分流、观众迭代，剧集关注度掉了一大截。

现在，我依然要求创作保质保量，光靠嘴吹没用，作品用没用真劲儿，读者一读便知。我有社会身份、有工资，不接委托创作，忠于喜好写小说，剩下的交给市场。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写警察。在我早期创作中，有两部纪实文学，以真实案例为基础，我觉得那时还不算是真正会写作；后来写了《警校风云》，开始进入到创作之中，直至《混乱之神》开始，敢于天马行空地动笔。《混乱之神》讲述一个警察冒充精神病人进精神病院取证，出来后发现，因为自己是“精神病人”，所有人都不信他，证言也失效了；之后到了《赎罪无门》，一个身患癌症晚期的警察用最后六个月生命，去破一个尘封十年的案件，结果嫌疑人也身患绝症了，这些年一直在做公益赎罪，两个将死之人碰撞了。包括《三叉戟》里的“老三位”，他们有脾气、说怪话、想退休、撂挑子，有人觉得“我丑化了警察形象”，但我十分看重这种人物与大众认知之间的反差感。

写警察，极易陷入两个误区：一个是刻意拔高讴歌，另一种就是夸张悬浮。而我从人物入手，力争从真实生活中立住人物形象。

我在构建“警察宇宙”，但有点无奈

从《警校风云》开始，我就立住了林楠、那海涛、黎勇、章鹏、谭彦等人物，用他们搭建所谓“警察宇宙”。其中，林楠就是吕铮——“吕”拆成两个“口”，我希望自己能用一双眼睛看世界，少说话，所以两个“口”改成了两个“木”，就是“林”；“铮”寓意钢铁碰撞铮铮作响，改成了硬木的代表“楠”。

我给自己作品的发生地统一编造了一个城市——海城，里面有市南区、市北区、西郊、东郊、内海、海河、海城山。我把《警校风云》里的主要人物撒到其他作品里，每人干一个警种，都有单独的故事线。比如，林楠破案需要视频侦查，就去找黎勇，他冒个头，完成了功能使命。同时，黎勇是《无所遁形》的主要人物，他也需要干经侦、刑侦的好兄弟帮助，看起来很像“吕铮版复仇者联盟”。

这是我的野心，但我说出来也没用。中国影视工业目前和国际一流水准仍有差距，很难完成。林楠等主人公的故事还没被拍出来，反而是《三叉戟》先被拍出来了，这也是挺无奈的事。

十一年前，我写了一首歌《警察职责》，引发了较大反响。那时，一名警察牺牲了，我想替他喊一嗓子，充满热血。我早期的创作亦是如此，20多岁写的《黑弈》，黑与白、善与恶，泾渭分明。但对于46岁的我，再让我唱同样的歌词，哪怕词曲没变，表达方式一定会变。

法律在警察眼里永远有标尺，但执法的温度会变。刚开始，我可能直接把嫌疑人摁倒；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会拍拍他肩膀“只要你配合，在戴手铐时，我给你垫块毛巾”。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结果虽然是一样的，但过程、手法会越来越有温度。

我想，我的创作也是越来越有温度的。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金羊网

文字 | 龚卫锋

图片 | 受访者提供、剧照、资料图

编辑 | 艾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