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走向，曾数次与一种物资相关——食盐。

它是战争中的“隐形武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军队对盐的封锁削弱了南方的战争能力，为胜利奠定基础；它有时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法国曾长期实行严苛的盐税制度，为引爆“法国大革命”积攒了民众怨愤，甘地引领“食盐进军”，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是印度独立斗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甚至，现代英语中的“工资”（Salary）一词，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军队发放军饷时的购盐补贴。

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也在经年累月地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都是如何一步步掌握了制盐技术？有关盐的生产、运输活动，又如何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

当4项盐业考古新成果，日前同时出现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现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感叹道：“中国盐业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尝到了中华文明的‘味道’。”

这些盐业考古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海盐与井盐的考古学实证，系统展现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时期制盐工艺、生产组织、管理模式与产销格局的演变脉络。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就在其中——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其制盐活动始于良渚文化中晚期，距今约‌4800-4500年‌。

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琢磨出用火烹饪食物时加入调味品，琢磨出在没有冰箱的时代保存鲜食，更围绕食盐设计出地域美食、法律制度、商业市场，甚至“物流专线”。今天的我们，如果想饱尝中华文明的“味道”，恐怕要回到盐业的遗址中去。

“煮海”为业

距今约4800年前，一座东海之滨的岛屿上，一种最核心的制盐工具是陶制煎盐盘，卤水沸腾蒸发，白色晶体在盘底凝结。古人把这种制盐工序记载为“煮海熬波”。

这是考古队员在舟山无数次想象的画面。从2022年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对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的姚家湾、庵跟岙、金鸡山等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古发掘与研究。

在姚家湾遗址，一个有序的“制盐工厂”被保留下来：分布有包含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在内的完整制盐工作面，并出土大量煎盐盘和可能用于储卤的小口红陶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菲提到，盐业遗存呈现出“跳岛分布”的规模，即在相互独立的岛屿上广泛分布。这意味着良渚文明进入中后期阶段时，舟山群岛已经成为一处成熟的海盐供给地。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为什么产生了一群以煮盐为业的海岛先民？

良渚文明的稻作农业已高度发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先民以稻米为主食，天然钠摄入锐减，必须依靠额外摄盐来维持身体机能。这口“盐”，支撑着人们的高强度农耕、修筑水利与开疆远征。

“良渚的兴起离不开盐，而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正好为解答良渚食盐来源提供了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认为，该遗址群为理解良渚文化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资源视角。

朱雪菲说，舟山群岛盐业遗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早”，更在于其所参与的整个社会互动网络，对重要资源的获取、分配与整合，在特定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海盐之饶”

同样面朝大海，依海而生的先民生发出了不同的生产智慧。

江苏盐业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史记·货殖列传》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垦介绍，汉唐以后，江苏两淮地区的盐业，一直是国家财政的经济支柱和赋税的压舱石，但文献中提到的制盐遗址和盐政机构具体在何处、两淮盐业的源头，都是历史之谜。此前通过考古手段的发掘和阐释，基本还处于空白阶段。

2022年以来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的盐业考古，终于揭示了汉代制盐生产完整操作链。此外，在盐城沙井头遗址出土了一批印有“盐官丞印”“广陵丞印”的封泥，及“官”“舍”“库”款的陶文，实证了该区域为汉代盐渎县官署所在地。

这些封泥上的文字，仍在影响今天人们的生活。西汉时期，盐渎县的得名，正是因当地遍地是煮盐的亭场，运盐的河道密布。尔后，东晋义熙七年，盐渎县筑造土城，改名“盐城”，沿用至今，盐城市是全国唯一以“盐”命名的城市。

而在山东渤海南岸，由于地下卤水的含盐量远高于普通海水，先民制盐并不直接取用海水，而是在沿海地区凿井抽取地下卤水作为制盐原料。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高明奎介绍，山东东营坡家庄遗址发现了60余口集中分布的南北朝时期圆形卤水井，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延续2000多年的传统，与古代南方“刮滩淋卤”或“海水煎盐”的模式并存。

林留根指出：“山东、江苏、浙江构成了东部沿海海盐体系，既有整体关联又有区域特色。”

“我国盐业考古起步较晚，正式开展至今不足30年，但最近十多年来，沿海地区从北到南普遍开展起来，全面开花，盐业考古实现了快速发展，不断有重要遗存发现。”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王青团队，在梳理中国沿海早期盐业遗存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时提出。

“盐巴”往事

远离海岸线，在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的郁江支流中井河右岸，一段2000多年的盐业生产史，被完整地“翻”了出来。

“煮海”只是古人收获咸味的渠道之一，还有井盐、湖盐、岩盐。王青团队分析称，当前我国盐业考古主要集中在出产海盐的沿海地区和出产井盐的川峡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盐业考古在产盐地域、原料来源、工艺流程和运销区域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牛英彬介绍，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发现厚达10余米、连续叠压26层的盐文化堆积，分为战国、汉代、宋代和明清四期，见证了2000余年的盐业生产史。

在川渝方言中，食盐为何被称为“盐巴”？这与“以盐立国”的古巴国有关。牛英彬专门写过一篇科普文《巴人与盐》，他提到，上亿年前，四川盆地是一片汪洋大海，海水中含有大量盐分，沧海桑田，盐分最终多被保留在山体背斜轴部，盐泉或从崖壁上喷涌而下，或从河畔边汩汩冒出，相关区域也逐渐发展成为巴地重要的产盐地。

他介绍，在重庆范围内，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的忠县中坝遗址，到战国的彭水中堡遗址，再到明清的中井坝遗址、近现代的郁山盐厂，这些盐业遗址群串联起来，构成了一部从陶器制盐到铁器制盐，再到工业化制盐的完整技术演进史。此次公布的中堡遗址，就是其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中堡遗址还将拓展人们对“盐巴”的理解。牛英彬提到，文献显示郁山的盐业资源曾深刻影响巴、秦、楚三方地缘政治格局，各方曾围绕郁山盐业资源开展激烈争夺。本次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郁山先秦时期产盐的历史史实，确证郁山为先秦西南地区重要的战略资源要地，中堡遗址将是研究盐资源在巴蜀文明进程中作用的关键“物证”。

中堡遗址还发掘出我国目前发现的首座结构保存完整的战国井盐龙灶，通长8米、宽1.2米，由操作间、火膛、火道、烟道组成。考古工作者通过残留物分析和制盐模拟实验，确定了先秦时期的制盐工艺流程：卤水从盐泉引入基岩上的卤水池；池内铺草木灰，反复淋卤以浓缩盐分；浓卤送上“龙灶”熬煮蒸发水分；最后注入陶圜底罐——“盐模”中，结晶成盐。

这让研究盐的流通也有了线索。盐模会随食盐销售流散至各地，该研究同步对三峡地区和乌江流域发现的同类盐模器具，开展化学成分和岩相分析，溯源盐模器具的产地，探究食盐产销布局与流通范围。

结果显示，早在战国时期，郁山已成为区域性独立产盐中心，食盐主要供应乌江流域；而三峡地区忠县中坝遗址的食盐，则行销于长江干流区域。“两大盐场的销区划分清晰，初步勾勒出中国早期井盐销区制度的雏形，为研究该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资源视角。”牛英彬说。

盐业考古工作者所关心的，并不局限在古代食盐生产。盐业考古实际上是对古代“人盐关系”进行的考古学研究，所以，还包括其流通、消费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林留根在点评4项盐业考古新发现时提到，盐虽然看上去不起眼，但“百姓日用即为道”，它不仅关乎民生，更牵动地缘政治和国家治理。他建议，盐业考古研究必须突破单一的技术史视角，将物质文化遗存与深层文化内涵的发掘更紧密结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