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很难，难在需要特别的努力才能将零星道理贯通并明述为一套道理，连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难免因之深感挫败。如何降低挫败感，在漫长的穷理之路上多一份信心和乐趣，无疑值得探讨。在此，我想抛砖引玉，借E考据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一、E考据是什么

“E考据”一词最早由台湾地区学者黄一农于2005年提出，不过他通常写成英文小写的“e考据”。这个词常被简单理解为依靠数据库或网络进行关键字检索。对此，黄一农屡次澄清说，“E考据”根本上是“在大数据的从旁辅助下从事考据”，它需要“敏锐的问题意识与细腻的逻辑推理”，还需要在自己脑海中建置一张“知识地图”——即熟悉相关领域中的关键知识及相互关系、知道相关知识可能存在于哪些文献、知道去哪里找这些文献。

黄一农的这些说法，更多在为个人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经验辩护，多少拔高了E考据。其实就一般E考据实践者（如艾俊川、张治等）的共识来看，主要有三点：一、E是electronic的缩写，E考据因此首先意指借助网络、数据库等搜索，查找资料和出处；二、E考据是考据，出发点当然是某个问题，但其魅力不在于直接搜索到答案，而在于通过搜索发现路径、材料等，继而可进行研读、分辨、推理和论证；三、相比传统考据，E考据大大降低了资料获取和知识积累的门槛，使一般非专业人士也能由此进行某种创造性探索，同时也大大节省了传统考据所需的查找时间，让研究者能将更多精力用于分辨材料和进行论证。

大致明了E考据的特点后，自然会问：E考据与哲学何干？

二、E考据在哲学中的作用

传统上，学问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据此，考据似乎与哲学判然不同。当然，现在我们有时也说，文史哲不分家。但这更多是对现代学科过度分化的某种反拨，并不能充分说明哲学与考据的关联。要充分说明这种关联，须得回到哲学本身。

泛泛来说，哲学乃是“通过穷理达乎道”（陈嘉映语），即“从一个道理追向另一个道理”，在贯通中探求事物所以然，以达乎根本道理。穷理落实在考察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追问哪种生活幸福必然涉及考察“幸福”这个概念；王阳明讲“知即行”的深义时落实在考察“知”“行”概念。一般地，概念考察可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共时性的用法考察，即澄清与这些基本概念相关的各个语词和种种说法，比如考察“知识”这个概念，我们就去考察知道、相信、怀疑、肯定等日常语词的用法；另一种是历时性的概念史考察，即考察这些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哲学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比如考察“逻各斯”概念，就要考察它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体系中是什么含义。在共时性的用法考察上，E考据或许无甚大用，但在历时性的概念史考察上，由于涉及词源、词义等的追溯，E考据便有了用武之地。

概念史考察涉及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某一文化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哲学概念，可称为本土词，如：道、仁、logos等；另一类则是来自于外文并且主要作为外文的译名来使用的哲学概念，可称为移植词，如：理论、经验、本体等。现代汉语中的大多数哲学概念属于后者。对这些移植词的考察，往往涉及译名考证、底本考辨、人物事件核查等工作，而这也需要E考据。以下从三个层面举例说明哲学中的E考据。

（一）追溯本土词的使用谱系

对本土词的考察，往往需要追溯其在不同时代、不同哲学体系中的出现情况和含义演变。传统考据依赖学者逐书翻阅，耗时且易遗漏。如今E考据借助各类古籍数据库或文献数字图书馆，可快速定位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和上下文，再以实体书复核即可。

刘笑敢先生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考证《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一个重要差别：“内篇”中只有“道”“德”“命”“精”“神”等单字，未见“道德”“性命”“精神”三个复合词；而“外杂篇”中三词共出现36次。结合这些复合词在《论语》《老子》《孟子》等同期或更早文献中均未出现的事实，刘笑敢有力地论证了“内篇”早于“外杂篇”。刘笑敢先生的考证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后来也承认，“当时是手工作业，没有电脑之检索，有些统计有遗漏”。如果放在今天采用E考据，那不只会提高精确性，或许更可以穷尽各类文献，有更多发现。

再如，海德格尔说的“das Wortzerbricht”通常被译为“词语破碎”，但这话在汉语中听不懂。笔者先用电子版《格林词典》《哲学历史词典》等查考“zerbricht”之义，后以“Wortzerbricht”关键字检索著名的德文文献数字图书馆“Zeno.org”，并结合具体文本逐一查考检索到的语句意思，逐渐对“话语中断”这一译法有了把握。E考据借助大数据，常能给出意想不到的证据。

（二）追踪移植词的来源与流传

汉语移植词除了主要作为西文的译名来使用外，还有个特点：很多是转道日文而来——即西文概念先在日文中以汉字译出，后再从日文传入中文。因此，追踪移植词的来龙去脉时，常常涉及从近代报刊杂志、西学译著、日文文献等庞杂史料中打捞线索。这是E考据颇能施展身手的地方，因此常给人意外之喜。

“扬弃”常被作为德文词aufheben的定译，并被不加分辨地用于康德中文译著。为澄清译法，探究这一特殊中译的来源，笔者查考了各种近代中文报纸、期刊、图书资料库，还查考了“英华字典资料库”以及各种电子化的近代日文哲学词典，当然还少不了充分利用强大的互联网检索和下载功能。最终，笔者梳理出了该词中译的全过程，而且发现“扬弃”译法最早出自日本学者福本和夫的《社会构成史的过程》（1925年），推翻了之前国内已有的各种结论。

同样，笔者查考康德术语Ding ansich的三种主要中译——“物自体”“物自身”“自在之物”——的由来时，也是充分借助了E考据才彻底摸清了底细。

（三）考辨译名、底本与人物事件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哲学家、哲学著作译名五花八门，相关译作所据底本也罕有交代。若不借助数据库、文献数字图书馆以及书籍下载网站等，许多问题将无从索解。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个中译本（胡仁源1931年版）所据底本为F.MaxMüller英译本（1896年）。笔者在考证康德某个术语中译名时，下载了该英译本并与胡仁源译本作了比较，发现目录、文字、段落等各方面出入甚大，遂产生怀疑。后笔者通过搜索、下载同期多种英译本并逐一比较发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胡仁源译本的底本是J.M.D.Meiklejohn（1855年版）英译本。类似地，笔者通过E考据首次确证，近代最早介绍西方天文学史的文章《西国天学源流》（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口述，王韬笔录），所据底本为英国天文学家JohnNarrien的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astronomy（1833年版）。此外，笔者在考察古希腊哲人泰勒斯“观星落井”轶事的中国之旅时，不仅借助E考据发现了泰勒斯在近代中国的至少8种译名，而且据此梳理出了该轶事的有趣流传。

另有一个亲身经历或许更能体现这种发现之乐。笔者曾查考海德格尔著作中另一个德文词gebricht（即阙乏）的译法。日文、法文等译本译法均正确，唯英译者彼得·赫兹（Peter D. Hertz）译为“breaks off”（即破碎）。笔者尝试搜索电子邮箱，以咨询该译法缘由。但按该名字搜索，无论如何仅能搜索到“海德格尔著作英译者”这一身份，其他信息全无。笔者一度放弃查找，后尝试改换思路并在某个数据库中下载到多年前署名彼得·赫兹的唯一一篇论文，惜乎并无个人介绍。灵光一闪之余，想方设法下载了登有这篇论文的整本期刊，并终于在杂志尾页查到了作者身份：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德语教授。后查该校官网，荣休教授一栏中有一位名字相近：Peter D. Hertz-Ohmes，再以该名字搜索，终于在某个出版社网站的作者简介中查到，Peter D. Hertz-Ohmes就是前述海德格尔英译本译者，由此确认Peter D. Hertz即Peter D. Hertz-Ohmes。原来，译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改了名，此前查询不到信息乃是因此之故。笔者据这一新名字最终联系上了彼得·赫兹教授，并获知了译法缘由。应该说，正是借助E考据，笔者体验了一种侦探破案般的快乐。

三、E考据的回报

E考据最直接的价值在于提供事实。哲学之为穷理求道离不开事实——道理本来在事情中，说理和论证需要事实作为理据。《庄子》“内篇”没有“道德”“性命”“精神”而“外杂篇”出现36次，这个事实有力支持了“内篇”早于“外杂篇”。Ding ansich的三种中译各有来源，这个事实为“物自体”概念的理解提供了历史维度。事实让穷理求道有了可靠的起点。

但E考据的意义不止于此。哲学之难，难在贯通和明述几乎没有终点，挫败感时常伴随其间。E考据则与此不同，它的回报是“发现了”。从没有头绪到多方查找，从逐渐接近到最终发现，每一次这样的过程，都带来切实的收获和发现的快乐。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上，这种可闭合的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支撑。

当然，E考据也有它的局限。它依赖资料的数字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检索结果需要细加分辨，关键词检索可能遗漏同义表达或转述性内容。它所能提供的是事实，而不是道理；把事实串联起来、从中看出道理，仍需要研究者的判断和贯通。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局限会否得到克服？人工智能肯定能够辅助检索，但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判断线索的意义、把事实串联成结论，这些仍需要人的判断力和想象力。

E考据不能消除哲学之难，但它把“发现了”的快乐带进“说清楚了”的艰难旅程中。查到一个译名的出处、确认一个译本的底本、追踪到一个作者的线索……这些落在实处的收获，让人感到踏实，也让人渐渐对自己多一份肯定。穷理求道的路上有了这样的着落，便不那么枯索了。

（本文作者王晓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