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英国发展受阻的唯一原因是国民情绪低落，那么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出任首相或许会改善英国的前景，至少短期内如此。但如果解决之道还在于政府需要对未来发展方向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和清晰的认识，那么前景就不容乐观了。即使按照现代英国政治的标准来看，他迄今为止所展现出的矛盾与荒谬之处也令人瞠目结舌。

首先，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一点：伯纳姆似乎在怀念……20世纪70年代？他确实经历过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上台的时期——但那时他只有9岁，或许并没有太关注政治。比他年长一些的人却记得，撒切尔上台前的那几年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时期之一。这也正是为什么她所在的政党赢得了那次大选以及之后的三次选举。

最黑暗的时期便是所谓的“不满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工党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措施，引发了大规模罢工；食品和燃料短缺；伦敦广场上的垃圾堆积约3米高（莱斯特广场甚至被戏称为“腐臭广场”( Fester Square)，因为垃圾腐烂发臭，在唐宁街都能闻到）；罢工接连不断；抗议者封锁医院；由于掘墓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甚至出现尸体无法及时下葬、被存放在各处的情况；然后是更多罢工。当时的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从巴巴多斯短暂休假归来后，说自己对外界关于“危机”的种种讨论感到困惑——这一言论最终彻底葬送了工党的政治命运。

在伯纳姆口中，这段岁月反倒成了黄金时代。在他看来，此后数十年一连串政策失误，加之全球泛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拖垮了英国，并摧毁了工薪家庭的梦想。

诚然，憎恨撒切尔及其政策，一直是英国左翼的固有信条。伯纳姆在这一点上并不特别。但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尤其对于一个声称希望团结国家、克服党内派系斗争的领导人来说——他还把类似的否定态度对准了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的务实中左翼阵营。布莱尔在工党连续二十多年惨败之后重新振兴了该党，并使英国走向更加温和、更受大众欢迎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伯纳姆想要推翻的不只是撒切尔主义，而是整整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他提出的愿景包括：重建公屋小区、推行低价公交、复兴工会力量，对部分行业实施国有化，甚至考虑重启部分煤矿（当然，禁止燃煤排污）。

伯纳姆广受赞誉的宏大抱负，与其几乎完全空白的具体政策提案形成鲜明反差。他承诺打造一套 “全新经济模式”，细节待定；称将适时推出为期十年的规划，构建一套全新的 “预防性国家体系”（这一概念内涵模糊，无从解读）；宣称当下将成为经济的 “断路器”（同样不知所云），目标是推动英国迎来四十年来最深刻的一轮变革。但这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具体包含哪些举措，至今无人知晓，而这恰恰也是其支持者满怀热忱的原因。

伯纳姆——这位直到最近才卸任的曼彻斯特市长，当然支持权力下放，即将权力从伦敦转移到各地区。但他所说的权力下放，恐怕并非指简单的财政分权，即把税收和支出决策权都从白厅移走。那样做只会加剧他所抨击的地区经济不平等，因为较贫困地区的收入较低，税基也较小。

也许，他提出的权力下放方案——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意味着从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向英国其他地区转移更多财政资金，同时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管理这些额外资源。这当然有合理之处：只要地方控制真正取代中央控制，而不是仅仅增加一层官僚审批环节，那么加强地方自治是值得支持的。但大规模均衡性转移支付意味着，经济产出最高的发达区域税负将进一步加重；或者，如果这种做法不受欢迎，政府便只能扩大举债规模。

毋庸置疑，财政压力是伯纳姆突破式改革抱负的首要制约因素。他的抱负不仅包括推动地区重新工业化、降低生活成本，还包括改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这些大规模支出项目需要财政空间，而英国目前并没有这样的空间。创纪录的高税收已经不足以支撑一个失控扩张的福利国家。英国政府债券的风险溢价已经很高。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至少说明：如果计划增加某些领域的支出，那么它准备如何支付——是削减其他领域开支，还是进一步提高税收。

伯纳姆能做到吗？他的第一个举措，是暂时降低家庭用电的增值税(VAT)，据称资金来源是削减一个尚未列入预算的数字身份证项目。由于缺乏民意支持，他心态明显趋于保守，不愿推翻工党竞选纲领中“不提高主要所得税、国民保险税和增值税税率”的承诺。

另一个涉及更大财政支出的承诺，是至少在 2029 年前维持国家养老金的“三重保障机制”(triple lock)。这项饱受诟病的规则规定，养老金每年涨幅取通胀率、工资涨幅、2.5% 三者中的最高值，这持续推高了财政支出。叠加人口老龄化压力，政府可调动的财政空间被不断挤压。这正是布莱尔为了证明自己执政的严肃性而会主动处理的棘手问题。但伯纳姆目前还没有这样做——至少现在还没有。

相反，新首相似乎计划通过遵守前任政府制定的财政规则。但加入更多“灵活性”来安抚金融市场，并解决财政上的矛盾。问题在于，如果“灵活性”足够大，那么这些规则实际上就失去了意义。诚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公共投资，可以提升经济体承受公共债务的能力；现行财政规则将这类支出区别对待，本身具备充分合理性。但“投资”这个词本身非常模糊。教育投入可算作投资，医疗支出同样可以被定义为投资。即便将某笔开支定性为投资，政府依旧要通过税收或举债为其买单，哪怕长远来看投入能够产生相应回报。

在经历了一连串表现糟糕、能力不足的英国首相之后，这个国家渴望看到一些更好的变化。希望总是不断涌现。但我担心，除非伯纳姆抛开空洞的口号、拿出实打实的可行方案，这份期待终将再度落空。编辑/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