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盛夏以来，欧洲经济面临着高温的炙烤，而美以伊冲突背景下不断波动的油价又将进一步提升了欧洲通胀风险，同时居高不下的公共债务压力也在困扰着欧洲。欧洲看似不同领域的“三高”，正在通过生产、消费、财政和金融市场彼此交织，威胁着本就疲弱的欧洲经济体。欧洲当前需要警惕的，是气候与能源冲击叠加财政约束所形成的“低增长—高通胀—高债务”的新困局。

最为显著的是，异常的极端高温正在实实在在影响着欧洲经济的运行轨迹。欧洲极端高温不止令户外劳动效率降低、农业遭遇减产、旅游业面临重新布局，而且作为欧洲经济“血脉”的莱茵河、多瑙河等遭到低水位影响，内河航运效率下降，工业品和能源运输成本随之迅速上升，部分核电设施的运转也因高温和冷却水条件受到影响。极端高温或使今年欧盟GDP损失约1%，相当于1800亿欧元。

高温不仅导致欧洲农作物减产和经济损失，还在形成欧洲新的“气候通胀”：农业减产推升食品价格，地缘政治冲突推升能源价格，叠加电力需求的增加施压能源系统的压力，高温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推升产成品成本，而基础设施建设又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由此，高温正在成为一个影响欧洲通胀、财政和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变量。

问题在于，欧洲刚从四十多年不遇的高通胀走出来，却又迎来了新的价格压力。欧元区7月通胀率升至2.9%，高于6月的2.8%，明显高于欧央行2%的中期目标。面对复杂的通胀及经济形势，7月欧央行主要利率选择维持“按兵不动”。但在美以伊冲突复杂变局下，欧洲能源价格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通胀冲击的全部影响尚未完全释放。

因此目前，欧央行面临两难：继续降息以刺激增长，就会加剧通胀的预期；重新收紧货币政策，则会更进一步抬高企业、居民和政府的融资成本，进而加剧债务风险。而市场已开始重新定价欧洲的利率路径，市场普遍预期欧央行再次加息，欧洲货币政策或被迫重新进入“抗通胀优先”的阶段。

真正制约欧洲政策空间的，恐怕还是越来越沉重的债务。欧洲今天面对的最主要宏观经济矛盾之一是“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能花的钱却越来越少”。欧盟委员会预计，欧盟债务率将从2025年底的82.8%升至2027年的85.3%。其中，意大利的政府债务率超135%，欧洲多国赤字率和债务率都已超出警戒线水平。

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债务约束时代”。过去在低利率环境下，较高债务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发生危机，因为政府能以较低成本滚动债务。但如今欧盟利率中枢已经发生抬升，债券收益率上升则意味着财政利息支出增加，而经济增长又不足以提供足够GDP扩张来消化债务。

特别是欧洲未来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应对气候变化，而债务率较高的国家却难以承担这笔成本。这可能形成一种“气候—财政恶性循环”：极端天气越频繁，财政救助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越大；财政空间越有限，适应性投资越不足；基础设施越脆弱，下一轮气候冲击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越大。

从经济增长视角来看，IMF预计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约0.9%；经合组织则预计其全年增长仅0.8%。如果经济增长徘徊在1%左右，财政收入增速有限，欧洲就必须在“提高税收、削减支出、扩大债务和提高生产率”之间寻找新平衡。而这恰恰是欧洲最难的地方。

欧洲的真正短板，不是没有资本、技术和人才，而是单一市场仍不够统一，能源价格高企，创新成果向产业化转化不足。因此，欧洲经济面临的已不是简单的“刺激还是紧缩”，而是能否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同样，应对欧洲债务问题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削减财政”。如果欧洲为了降低债务而大幅削减生产性公共投资，反而可能压低长期增长率，使债务率进一步恶化。真正有效的财政整顿，应当是减少低效率支出，同时把有限财政资源更多投向能够提高生产率的领域。欧洲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少花钱”，而是“把钱花在能够创造未来增长的地方”。

整体来看，高温揭示的是气候风险，通胀揭示的是能源和供给风险，高债务揭示的是财政空间风险，而低增长则把这些风险全部串联起来。未来欧洲经济能否重获竞争力，将取决于三组关系：如何在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之间、财政可持续与战略投资之间、社会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如果欧洲能把今天的危机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能源重构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动力，那么高温、债务与通胀未必只是欧洲经济的“三座大山”，或许能成为倒逼欧洲改革的“三个支点”。

但如果政策继续停留在危机发生后的被动救助，而缺乏跨周期、跨领域的结构性改革，那么欧洲最值得警惕的，就不是某一次热浪，也不是某个百分点的通胀，而是一个更加缓慢却更加持久的过程——经济增长越来越慢，公共债务越来越高，政策空间越来越窄。这才是高温、高债务、高通胀共同炙烤下，欧洲经济真正需要警惕的“慢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