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2年，静江府治（今桂林）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刚刚创立不久的宣成书院，竟然得到南宋皇帝宋理宗亲笔题写匾额，以示褒扬。这恩赐的殊荣，让宣成书院在全国声名远扬，使得偏居一隅的桂林成为当时与中原地区比肩的学术重镇。宋理宗在世40年，全国各地建立的书院多达300多所，能得御笔亲题匾额的并不多。而桂林一地就独占两家。宋代，广西并非文化发达之地，桂林所办书院又是如何从遍布全国的数百家书院中脱颖而出，甚而受到皇帝的青睐呢？ 

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元代一度沉寂，至明清两代再度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对远离中原的广西来说，创办书院的风气始自宋朝。

桂林在南宋的时候，是广（南）西路，静江府是广西路的路治所在地，静江府又是南宋的皇帝，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曾经在这里遥领过节度使，所以对这个地方比较重视。

张栻、吕祖谦，与朱熹一起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栻还曾在广西为官四年，与广西渊源颇深。南宋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朱禩孙向宋理宗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栻、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宋理宗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禩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奎阁、斋舍、明新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

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成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为兴盛的中心。此后直到清末，桂林共计建有67所书院，位居广西之首。

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宣成书院曾一度改名华掌书院，延续理学传统教育，录取了一位日后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年轻学子。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临桂学子陈宏谋，在广西巡抚高文亮举荐下，得以进入华掌书院。当时，书院里不但有数以千卷的藏书，还刻印书籍。这是广西书院最早通过刻书的方式来丰富书院藏书的始端。

好学的生徒们在书院里如鱼得水。在华掌书院研读仅三年，28岁的陈宏谋就考取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政绩彪炳，被史书誉为“太平宰相，理学名臣”。这一切，与在华掌书院求学、打下经世理学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

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下诏鼓励下，桂林的书院猛增到46所。与宣成齐名的，还有秀峰、经古、桂山，并称桂林四大书院。

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郑献甫。他是广西象州的壮族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曾为京官，后辞官还乡在两广一带设馆教学，成了岭南一带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两粤宗师"。

有学术名流讲学，学子便慕名接踵而来。清代桂林几大书院，在当时读书人的心中，俨然如现代名校一般，被众星捧月。

书院的兴盛，促进了桂林科举成绩的飞跃。据文献记载统计，清代广西的进士有580多人，桂林府就占了接近300名，状元4人全部出自桂林。

桂林书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广西各地书院的发展，而南宁，更因一位名人的到来，引起了兴建书院的热潮。

上个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宁市北宁街42号的广西储备局计划扩建办公楼，就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根据雕刻工艺，专家们推断这就是碑驮（古称赑屃）。随着两只赑屃的出土，揭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广西书院往事。

20多年前，赑屃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土的，如今院子的大门外还留有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王文成公讲学处”几个大字。

王文成公，正是明朝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56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征召，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务的身份，赴广西镇压已经持续三年之久的田州、思恩叛乱。专为平叛而来的王阳明，却无意中开启了广西书院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王阳明在接到平乱任务之后，经过考察，写成《奏覆田州思恩平复疏》上奏朝廷：“ 若以武力剿捕，无论胜败，均有十患；若用安抚之策，则收十善之效。”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之下，叛军头目卢苏、王受率众七万一千余人来到南宁府王阳明的军营前，请求归顺。王阳明欣慰地说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

他认为这个地方兴起叛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文化上、风俗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从文化思想上把他们纳入中华的大家庭，进行文化上的一体。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着落点，他认为建书院就是最好的途径。

为了归化人心，推行教育，王阳明不惜动用平乱部队的军饷银两创办书院。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六月，在南宁城北的县学旧址上，王阳明创办了敷文书院，“以宣扬至仁，诞敷文德”。敷文书院是南宁的第一所书院。

明代的书院与官学各有侧重，书院倾向于自由讲学之风，官学则侧重于科举考试。相较于官学，王阳明更热衷于在书院讲学收徒，倡导心学。

来到广西，王阳明更是把平叛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敷文书院的创办上。他主持参与了书院建造的整个过程。当工匠们把敷文书院的大梁一尺一尺抬高的时候，王阳明就在旁边高声朗诵《上梁文》：“梁之东，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止泰山与北斗，醉心时雨及春风……”

书院落成之时，正值盛夏，南宁的天气闷热潮湿，中原士人大都难以适应南方的瘴气。当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却仍然坚持登堂开讲，宣扬心学。他来了之后，对整个广西的书院的建设，文化的建设有很大的帮助。

眼看叛乱平定，书院也日益兴盛，王阳明的身体却逐渐衰弱，不得不向朝廷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公元1528年，王阳明离开南宁，病逝于回乡的路上。南宁的敷文书院，也成了王阳明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

王阳明死后，敷文书院几度兴废，但一直延续下来。根据民国版《邕宁县志》记载，“我县书院，明朝所立者，皆已久废，惟敷文书院岿然犹存。”1926年，敷文书院改建为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女子部。

在敷文书院的几次重建中，人们在书院中立了王阳明石刻画像以及记载敷文书院历史的石碑。如今，这些石碑及赑屃都被转移到南宁市人民公园的镇宁炮台加以保存。

随着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传统书院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尽头。

书香一瓣，文脉流芳。书院，曾在封建时代树立起了推崇自由讲学、文明教化的思想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历经沧海桑田，几度浮沉后，有的改制成为学校，有的变身文化机构，繁华不再，但崇文礼贤，泽惠后学的书院文化基因依然传承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