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就冲《屏幕前的童年》这个书名，相信不少家长有太多的苦水要吐。家长们选择看这本书，无非想从中寻找一个他们苦寻不得的答案，那就是怎样将孩子从这些电子产品制造的“网瘾”中拉回来。本书作者苏珊·林是美国心理学家、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讲师、全球知名的创造性游戏研究专家，书中她引用的数据和案例大多来自欧美，这也表明儿童沉迷电子产品已经越来越成为引人瞩目的世界性社会问题，技术驱动的商业主义裹挟着千家万户。

　　书中，苏珊基于海量的权威心理学研究成果、亲子访谈和商业调查，无情揭露了科技公司和营利性企业针对儿童开展的大量操控性营销策略，严厉批判了愈演愈烈的导致儿童上瘾的算法改进，并在最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开篇，苏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孩子的沉迷，源于企业精密的商业设计”。试想一下，屏幕的另一侧有1000个人，他们是被企业高薪招至麾下的心理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研究者、技术专家等，工作就是“瓦解我们的自制力”。别说是儿童，被软件牢牢操控的大人亦比比皆是，没有足够的自制能力，是难以抗拒算法诱惑的。

　　苏珊继续引用大量数据、报道、研究成果加以佐证：在0到8岁儿童中，观看视频和电视节目的时长几乎占到屏幕使用总时长的75%，游戏时长占16%，而阅读、写作业、视频聊天的时长只占5%。有研究表明，幼童在电视机前待的时间越长，他们参与两项真正有益的活动的时间就越短——这两项活动分别是：在远离屏幕的情况下与家长交流，积极参与创造性玩耍。

　　儿童是认知培养的启蒙阶段，俗话讲，三岁看人生。苏珊指出，婴儿的自发行为在他/她所处的环境中得到明确的回应之后，他/她就会开始学习如何将自己与家长区分开来，并建立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自我意识。有专家更是认为，真实的自我就等同于健康。换句话说，幼儿自我意识的形成，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回应”，而这样的“回应”应当是真实的“原生态”，而非虚拟。

　　因此，反过来看，那些经过专家层层设计，按照吸引儿童上瘾思路设计的产品，是在“抑制孩子真实的自我”。当一个人从小对电子产品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失去了自我，他/她的人生之路将变得机械和程式。事实上，自儿童降生起，一些公司便“引诱他们使用数码设备，让他们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将他们训练成没有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消费者”。

　　当然，科技公司无一例外会采用绚丽的“包装”，比如宣扬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创造力、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努力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的能力”。但实际情况却是，这反而抑制了儿童的创造力。许多游戏设计都有形形色色的奖励模式，每一次数字化的“奖励”都会让人分泌出少量多巴胺——这是一种强效的神经递质，能让人产生愉悦感或兴奋感，并让这种感觉和欲望结合起来，产生诱人的力量。儿童要想晋级，就必须严格遵守游戏设计的规则。而这种规则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

　　当然，许多公司并不会急于求成。为“征服”庞大的儿童市场，他们会从多个方面着手，比如精心挑选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有名气的名师，或在教育大会上发言的专家，让他们成为公司的发言人，并给这些有影响力的群体送一些免费设备，让他们带头使用，对儿童形成潜移默化的表率作用。

　　有的公司为了推广产品，还会打着提高学习成绩的旗号。苏珊并不赞同，反倒觉得，这些“让学习变得有趣”之类的宣传口号歪曲了学习的过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刻苦，是中外学生学习进步的共同不二路径，哪怕是天才也需要刻苦学习，因此向孩子暗示“学习永远都是轻松、好玩、有趣的”，就是虚假的承诺。有组织对世界各地数百万名高中生调查研究后发现，那些在学校重度使用电脑的学生的“大部分学习成绩远差于其他学生”。

　　苏珊还提到了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一些家长试图用电子产品来替代育儿职责，这实际上掉进电子商业化的陷阱，因为许多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设备很有可能收集并使用关于孩子的大量数据，将这些数据分享给广告商和零售商。数据是精准拿捏每个人的算法基础，“这些设备收集的数据有助于它们为我们提供更符合个人需要的服务，让它们对我们更有吸引力”。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有的算法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

　　“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曾发出忠告：“切记，企业制造这些设备就是为了让人成瘾”“这些残酷的系统利用了人性中普遍的弱点”。算法是带有偏见的，决定了哪些内容我们看得到，哪些看不到。

　　在本书后面，苏珊从两个维度提出了建议。首先是法治建设。她提到，关于解决科技公司给儿童造成的问题，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来自英国。2020年，英国《适龄设计法规》规定，在设计、开发儿童可能使用的在线服务时，应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

　　另一关键当然是儿童的监护人，即家长。苏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玩具的功能越多，孩子动手的机会就越少。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懒人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反过来看，社会进步也可能会让人变得更懒。苏珊对家长的建议很多，综合起来看，主要是表率，即首先严格约束自己使用电子商品的时间，营造一个少电子商品的“干净”环境；再者，帮助孩子抵制由营销引发的有害行为和价值观。不过，这两点说易行难，因为家长自己常常也会掉进算法的陷阱里。从这层意义上讲，拒绝电子商业主义，全社会需要更长足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