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5日下午，由译林出版社、建投书局联合主办的“李欧梵与我们的二十世纪”——《我的二十世纪：李欧梵回忆录》新书分享会，在上海建投书局·浦江店4楼传记图书馆举行。活动邀请到与李欧梵相交数十年的两位重量级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子善，以及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陈建华，围绕这本凝聚八秩人生智慧的新书展开对谈。因年事已高，李欧梵先生未能亲临现场，特意在香港录制开场视频，隔空与上海读者“见面”。

一部成长小说，一段生命蒙太奇，一曲世纪交响乐

《我的二十世纪》是著名学者、哈佛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李欧梵的首部完整自传。这部以“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模式写就的回忆录，追忆了他的战乱童年、迁居辗转、赴美游学，以及先后在普林斯顿、芝加哥、哈佛等七所世界顶尖学府执教五十余年的人生经验。它不仅是李欧梵跨越世纪的生命蒙太奇，更呈现出一代学人的学思、求索与自省。

书中，李欧梵以“重写本”（palimpsest，他称之为“重写过的羊皮纸”）自喻回忆的方式——每一次回忆，都是在一张写过字的羊皮纸上继续书写，旧的字迹隐约可见，新的记忆又覆盖其上。全书结构复杂而精巧：有独白，有叙述，有自问自答，甚至还穿插着有关自己人生事件的虚构写作。他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感情史，专设一章“为这一生做告解”，直面自己的情感教育。正如陈建华所言，这本回忆录“有深景、有声道、有层次，非一般线性叙事”，确有其早年未竟的小说家抱负在焉。

李欧梵其人：“狐狸”般的通才

“狐狸是很狡猾的，有各种办法和本领。”陈子善在分享会上这样概括老友。李欧梵曾以“狐狸”自比——与某些单调、死板的学者不同，他极为活泼，兴趣广泛到令人咋舌，不仅专长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写过长篇小说，散文也写得极好。

他出身音乐家庭，父母亲是当时中央大学音乐系毕业生。“李先生音乐的修养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好，”陈子善说，“他对古典音乐的欣赏能力，比现在音乐学院的教授都要高明。”这份修养催生了他的多部古典音乐专著，陈子善还曾为他编过一本古典音乐文集。

李欧梵在情感上的真挚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师母李子玉笑称他是“三流小说家、二流学者、一流丈夫”。他甚至自嘲为“老婆狗”——师母在宁波办艺术展，他坐着轮椅也要去“捧场”。陈子善感慨：“他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

这份豁达，也延伸到他对自我与学术的坦诚。他早早立志成为小说家而未竟，引为生平遗憾；在回忆录里，他不回避任何一段情感投入的往事。陈建华指出，李欧梵最可贵的，是“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跟别人沟通，能够不断地来检查自己的所思所想”。

李欧梵的现代性：对二十世纪的不舍回望与深刻反思

“现代性”这个词，在华语学界几乎与李欧梵的名字绑在一起。然而有趣的是，在视频分享中，李欧梵令人意外地提出，如今“对现代性这个词很烦了”。

“你看他说现在对这个词很烦了，我以前倒不太听见这样，”陈建华笑道，“但他又找不到其他的话来代替。”这无奈背后，是一个“二十世纪人”对狂奔的二十一世纪的主动退回。正如李欧梵自己所说，“我是二十世纪人”，二十一世纪似乎已与他无关；跑得太快了，跟不上，干脆留在后边，看看前面怎么样。这种姿态，与其书名《我的二十世纪》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正是这份“跟不上”，促使他不断回到现代的源头去反思。他的学术脉络清晰而开放：从早期研究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浪漫一代，到开创了被内地学界遮蔽的新视角的鲁迅研究，再到新感觉派与《上海摩登》，晚年又反思西方汉学的局限，在香港中文大学推动教学改革，提出“创造性转化”与“人文重构”。陈子善评价：“他的文学思想也好，学术的追求也好，完全是开放式、前瞻式的，不是封闭的。”

他对“时间”问题的执念，是区别于许多同人的根本。后现代学界普遍重空间、轻时间，李欧梵却坚持“空间不能离开时间”，早年便写下关于五四与时间问题的哲理性论文。他的“晚清情结”同样醒目：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时，便将林琴南纳入讨论，视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五四史观一统天下的年代，这堪称石破天惊。

贯穿其学术与生命的，是一种拒绝被标签框定的自由。李欧梵常常以“serendipity”（偶然性）概括自己的一生，然而，转过头来，他又说这是“信口说的”，“不要把它弄得像一个标签一样，就把偶然性放回到生活当中去”。陈建华说，这“信口一说”恰恰是奥妙无穷，体现了他最可贵的品质——拒绝被任何概念框定，哪怕是自己提出的。

李欧梵与上海：被“摩登”反复撞击的城市情缘

除了香港，上海是他最熟悉，也感情最浓厚的城市。李欧梵与上海的缘分，始于一桩小小的意外——他在视频里笑称，上海给他最初的印象，是“耳朵被旋转门撞了一下”。幼年被上海的旋转门撞疼过，他一生却反复被“上海摩登”的魔力所撞击。

这份情缘落在了实实在在的学者交往中。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李欧梵为写作《上海摩登》常来上海，住在上海图书馆招待所，遍查旧杂志、旧书。时任华东师大图书馆副馆长的陈子善向他敞开资料：“只要我们图书馆有的，就一定给你开放。”两人还一同去拜访文坛前辈施蛰存，施先生习惯下午三点后会客，上海话夹普通话令李欧梵理解起来困难，二人干脆用英文长谈，天马行空，令一旁的陈子善“记都记不下来”。

施蛰存之于李欧梵别有深意。李欧梵曾说“施蛰存先生代表二十世纪”，与《上海摩登》中侧重其都市现代性的写法相比，晚年他更从古典角度重读施蛰存的小说《夜叉》《魔道》。而一段关于藏书的文坛佳话也被屡屡提及：施蛰存晚年将大批外文藏书交陆灏处理、寄放凤鸣书店，李欧梵得知后悉数买下、装箱运抵哈佛，最终又全部捐给了苏州大学——“你如果真的要研究李先生，这些书应该去找来看一看。”

从被旋转门轻撞的孩童，到以《上海摩登》为这座城市立传的学者，李欧梵与上海的故事，恰如他回忆录的结构一般——是经验、情感与学术交织出的、层层覆盖的羊皮纸。

两个小时的对谈里，两位学者以亲历者的视角，为我们拼出了一位“狐狸”般通才的精神肖像：他属于二十世纪，却以开放的姿态不断重写自我；他与上海彼此照亮，又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反思的距离。正如陈建华在解读全书结尾时所说，李欧梵借作家西西的“浮城”意象，让城堡中的居民把城市托举起来，不让它坠海，冉冉升起——“城堡尽管是浮动的，但是也应该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在哪里？这的确也是留给我们大家的一个问题。”